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近日又闹出大动静，“国际博物馆日”川渝主会场将在四川宜宾市博物院举行，最新出土的“诸葛亮”“奥特曼”等青铜器将纷纷亮相。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各路神仙花枝招展地卖萌鼓吹文物展，对于提升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关注度当然大有助益，可同时也悄悄地转移了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应该关注的核心重点。

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应该关注的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核心重点，到底是什么？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核心重点，是三大问题——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出现和存续的年代

三星堆青铜文明的来源和去向

三星堆青铜文明与华夏文明的关系

要认真、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单靠展出几件新文物卖萌博眼球是不行滴，真正能够准确深入回答这些问题的出土文物早已出现，它们分别是（但不仅限于）——

青铜器所含的异常铅

一号器物坑出土的近3立方米烧骨碎渣

镶嵌着绿松石的铜牌

大量海贝和玉器

文字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含有一种极其罕见的“高放射性成因铅”，俗称“异常铅”，在目前中国境内根本找不到矿源——永远也找不到——寻找这种异常铅的方法和指标是：

铅同位素207和206的比值在0.70-0.78之间

铅同位素206和204的比值≥ 20

铅同位素208和204的比值≥40

凡是符合这一组数据的青铜器，其异常铅一定是采用同一矿源铸造，这一组数据就是异常铅的“指纹”，可以用来判定异常铅的矿源。

根据这种方法和指标，三星堆青铜器所含异常铅的矿源远在南非如意宝（Rooiberg）古锡铅矿，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可置疑。

这就给三星堆青铜文明的来源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三星堆青铜文明怎么会跟南非的古锡铅矿发生关系呢？

中国考古学界的异常铅研究专家们知不知道异常铅的矿源远在南非如意宝（Rooiberg）古锡铅矿？当然知道嘛，怎么可能不知道嘛，没有任何可能不知道嘛。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卫东及其领导的团队，于2016年在Nature出版集团的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殷商早期具有高放射成因铅同位素的青铜器可能来自非洲。但是，该团队并未明确指出矿源究竟在哪里。

这篇论文在文末的参考文献中罗列了一篇论文，而这篇论文刊发的数据清晰地表明异常铅的矿源恰恰就是在南非如意宝（Rooiberg）古锡铅矿。

北京大学异常铅研究专家吴小红和崔剑锋看没看过这篇论文？怎么可能没有看过嘛，看过了，怎么可能不知道异常铅的矿源恰恰就是在南非如意宝（Rooiberg）古锡铅矿。

崔剑锋在吴小红主持的视频讲座中提到了孙卫东团队的论文论点，可是崔剑锋居然连孙卫东的名字都不敢提。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炳泉知不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嘛，朱炳泉是孙卫东的导师，为这篇捅出“大篓子”的论文，朱炳泉还公开对孙卫东发动了猛烈抨击。

但是，朱炳泉2018年10月26日在其“科学网”博客上发布《南阳鸭河口的情缘——从远古文明到现代文明》一文，居然公开造谣，谎称异常铅研究专家金正耀在南阳发现了异常铅矿源！

北京科技大学的异常铅研究专家李延祥、刘思然、陈坤龙和梅建成等人，知不知道异常铅的矿源在南非如意宝（Rooiberg）古锡铅矿？怎么可能不知道嘛，这些人还曾联合撰文，在国际学刊上反驳孙卫东——这些人怎么可能看不到南非如意宝古锡铅矿样品的异常铅比值数据嘛。

可是，李延祥和刘思然指导的博士生邹桂森，公然在毕业论文中造谣，谎称金正耀在南阳发现了异常铅矿源！

不但如此，李延祥还公开造谣，谎称湖北阳新是青铜器异常铅矿源。

如此严重的造谣传谣，不是正好从反面无可置疑地证明，中国境内根本找不到、也根本不存在这种异常铅矿源。

那么，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含有异常铅的青铜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基本事实很清楚——三星堆的青铜器无论从哪里来，反正不是来自目前中国境内的任何一处青铜时代遗址。

不但如此，长江流域北纬30°一带的多处青铜文明遗址，如四川金沙、湖南宁乡炭河里、湖北盘龙城、江西新干大洋洲墓葬等，出土的青铜器也含有异常铅。

不但如此，黄河流域包括殷墟在内的众多青铜文明遗址，也出土含有异常铅的青铜器。

中国考古学界真的不知道这些异常铅青铜器来自哪里？怎么可能不知道嘛，怎么可能不知道嘛，怎么可能不知道嘛。

中国考古学界迄今为止掌握的大量证据材料，“交叉火力”全部指向一个焦点——

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

中国早期青铜器所含的异常铅，含有异常铅的青铜器，是“华夏文明西来”的核心重大铁证之一，无可置疑，所谓“本土起源论”在这铁证的面前瞬间粉碎性破产。

明白了这一点，广大人民群众就能清楚见证——考古学界一小撮小东西多年来搞的各种小把戏，谎话连篇，胡言乱语，造谣惑众，狐假虎威，指鹿为马，党同伐异，自欺欺人，欺上瞒下，欺世盗名，诈骗谋财——这是诈骗集团负隅顽抗以捍卫其谎言及其既得利益所作的可耻可笑的垂死挣扎。

我们先来看一看小东西们在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年代学问题上搞的小把戏。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究竟是何时出现的？青铜文明在这里存续了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其实很容易回答，从理论到技术没有任何复杂性。一看文化地层，二做碳14检测。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薄薄的文化地层早就说明问题了。覆盖在各器物坑上薄薄的石器时代文化地层清晰显示，在青铜文明突然来到三星堆之前，这里一片蛮荒。

薄薄的石器时代地层之上，是更薄的唐宋时期地层，再上面就是近代地层了。

这说明两个情况：（1）三星堆青铜文明突然出现在成都平原，来了就砸就烧，砸了烧了就埋，埋了之后就走，此后2000多年间这里荒无人烟；（2）唐宋时期有人类在这里短暂生活居住，不超过30年，此后将近1000年间这里又是一片蛮荒。

强调一遍，得出以上结论有坚实的证据：（1）文化地层很薄，很薄，很薄，“古蜀国”的谎言瞬间粉碎性破产；（2）青铜器含有异常铅，异常铅在中国境内根本不存在矿源，因此青铜文明根本就是外来。

那么，青铜文明究竟何时来到三星堆？

这个问题也很简单，非常简单——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一号器物坑出土了将近3立方米的烧骨碎渣，大得可以清晰辨认出是羊猪骨、羊骨、牛骨，还有象牙。

这些骨渣，绝大多数烧得泛白，就是长时间在600°C高温焚烧，烧成了不含有机物质的骨碳酸盐，不容易改变，不容易受到污染，跟木炭一模一样，只需要取样几毫克，只需要取样几毫克，只需要取样几毫克，就能做相当准确的碳14年代测定，准确测定三星堆器物坑的烧埋年代！

可是，怎么着，北京大学的吴小红、冉宏林、雷雨等人居然说——当年没有取样！

还说什么——骨渣中不含纯净的有机组分，不能测！

骨渣不含有机组分，不就正好是烧成了跟木炭一模一样的骨碳酸盐，不容易改变，不容易受到污染嘛，怎么不能测？！

测的是骨碳酸盐，又不是测有机组分，怎么不能测？！

当年没有取样，吴小红们又是如何知道骨渣的有机组分“保存较差”？

当年没有取样，现在怎么不取样？三星堆考古队是不是把这些骨渣都扔了，或者都污染了，或者都磨成面粉了？

搞出这些经不起推敲的幺蛾子之后，吴小红们居然从四号坑提取竹炭样本进行测年，强行将器物坑的烧埋年代定为公元前1200年之后的“商代晚期”！

吴小红们这么搞，可以媲美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当年领导三星堆考古挖掘研究的孙华所用的奇葩招式——孙华舍弃先前年代偏早的木炭测年结果，居然对比毫不相干的殷墟人骨测年数据，强行将三星堆器物坑的烧埋年代压低到公元前1200年前后。

公元前1200年前后，这就是孙华们想要的结果，有了这个结果，孙华们才方便大谈什么三星堆青铜文明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可是，孙华吴小红们这么搞，全然不顾前言要搭后语，左右还要逢源呐。

三星堆一号坑的烧骨碎渣你们没有取样是不是？金沙遗址的上千根鹿角，这也是做碳14测年的绝好样品，你们为什么不取样为什么不测呢？

你们“框定”了器物坑的烧埋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是不是？湖北盘龙城遗址第四期文化地层出土同样含有异常铅的青铜器，第四期文化地层的测年结果，校正后却是公元前169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间呐，三星堆器物坑的烧埋年代怎么可能不是同样在公元前169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间呐？

湖北盘龙城的考古发掘研究，简直是个冤案，还是个惨案，出土文物居然被锁进仓库凉快兜灰近40年！你们想干什么？！

很明显嘛，湖北盘龙城年代久远的青铜器，比迟至公元前1400年以后才突然出现在中原的殷商还要久远，让荒腔走板的“中原中心论”根本不堪一击。

三星堆器物坑的烧埋年代怎么不是公元前1600年前后嘛，早先对三星堆遗址文化地层的测年数据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嘛——

孙华和吴小红们如何推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测年结果呢？

如果不能推翻社科院考古所的测年结果，孙华和吴小红们又如何合理说明——公元前1200年前后烧埋的青铜器，怎么就埋在了公元前1500年以前的文化地层之下呢？

我眼含热泪，想起了一支山歌唱给你们听——

鸡鸡捉鸡鸡，木兰狠捉鸡。

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一言以蔽之——包括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在内，长江流域北纬30°一带诸多青铜文明遗址，掩埋年代就是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如果要给出一个确切的起始时间点，那就是——

公元前1599年秋冬之际

有一项证据，很多人绝对想不到，被我盯上了，我盯了很久，独狼万里奔袭，把小兔崽子撕碎在黑洞边上，撕得粉碎，血肉横飞，刺激得狠——

福建崇安县武夷山崖洞墓船棺和棺中发现的一小块棉布。

船棺的测年结果，棺材板上钉钉——公元前1500年前后。

这副棺材是个好东西，它是质地坚硬的楠木凿挖削刨而成。凿挖削刨质地坚硬的楠木，石器不行，甚至青铜器也不行，大概率是铁器。

这可了不得了，公元前1500年前后，武夷山一带的古人居然用上了铁器，这让中原二里头的面子和里子往哪里头搁呢。要说武夷山古人居然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说话不利索，上牙下牙会哆嗦得厉害咬断了舌头。

那么，武夷山用铁器的古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棉布，棉布，棉布，暴露了这些古人的行踪。

高汉玉和王裕中两位棉纺织技术老专家很久以前就研究过这块棉布，然后他们在公开发表的论文里公然撒谎。

两位老专家发现，棉布的棉纤维天然卷曲。

这是什么棉呢？两位老专家悍然指认，船棺中的棉布原料是“联核型木棉品种”！

开，开，开，开什么玩笑——

首先嘛，木棉纤维不卷曲，木棉纤维不卷曲，木棉纤维不卷曲！

更重要的是，“联核型木棉”原产南美，又叫“巴西棉”，直到19世纪中后期才从美洲引进！

那么，武夷山有铁器的古人，从哪里搞到了棉布原料呢？好看得很——

棉花不是中国原产，中国没有发现过原产的野生棉。

不用更多费话，一言以蔽之，武夷山用铁器的古人百分之百是从印度那边来的——对比这个船棺的年代，武夷山用铁器的古人百分之百跟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难民们是一伙的，他们都是从印度那边迁徙来的。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难民来自印度？

当然嘛，三星堆遗址出土了确凿无疑的证据——大量海贝，来自印度洋的海贝。

海贝是个好东西，充分证明携带海贝的古人的来历，他们一定是经过了靠近印度洋的地区，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来到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很多都出土海贝，出土来自印度洋的海贝，二里头也出土海贝，出土来自印度洋的海贝，殷墟也出土海贝，出土来自印度洋的海贝。

三星堆遗址也出土海贝，4600多枚海贝，来自印度洋的海贝。

三星堆的青铜器含有异常铅，异常铅在中国境内根本不存在矿源，三星堆的青铜器理所当然无可置疑来自靠近印度洋的地区。

那么大，那么重，那么高的青铜器，古人怎么运来？

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出土了上千根象牙，这是至少600头大象，很显然，大象当了苦命的搬运工，大象，至少600头大象，从遥远的靠近印度洋的地区，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搬运那么大，那么重，那么高的青铜器，来到了三星堆和金沙，然后被宰了，大锤锤碎了脑门。

那么多，那么大，那么高，那么重，那么神奇的青铜器，足以论证华夏文明的重大迁徙历史。可是，还有一件小小的铜器，以四两拨千斤的神力，又一次无可置疑地论证了华夏文明的重大迁徙历史。

这是什么好东东？这是一块铜牌，一块镶嵌着绿松石的铜牌。

铜牌啊铜牌，镶嵌着绿松石的铜牌，论证华夏文明重大迁徙历史的铜牌。

二里头也出土铜牌，镶嵌着绿松石的铜牌，和海贝一起出土的铜牌。

海贝的出产地，已经不用讨论了，没有什么好讨论的。绿松石呢，绿松石产自哪里？

不用怀疑，见怪不怪，“本土起源论”的顽固小东西们一定是一副铁嘴钢牙的横蛮丑态，强行指认绿松石就是就近取材本土出品。

但凡心智正常的成年人，不可能想不到——绿松石也产自靠近印度洋的地区，绿松石就是带来海贝的早期移民带来的——靠近印度洋的地区，伊朗呼罗珊省（Khorasan）的尼沙普尔（Nishapar）和克尔曼（Kirman）之间，就是出品优质绿松石的地带，开采年代远在公元前3000年。

绿松石产自中国境内的古矿？开，开，开什么玩笑。

关于绿松石的来源，以干福熹院士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特别有代表性。

干福熹院士等人早就研究过了，反正不是产自陕西、湖北、安徽、河南等地，来源地可能是伊朗。

好看得很，前文提到的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陈坤龙等人又来了，经研究，“推测”绿松石的产地“应该是”陕西洛南河口绿松石矿遗址。

那么，三星堆遗址镶嵌在小铜牌上的绿松石，来自哪里呢？来自陕西洛南河口绿松石矿？

别逗了，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大家都注意三星堆铜牌上的绿松石了，是吧？

注意三星堆铜牌上的绿松石，很好，但这还不是决定性的“四两拨千斤”的法宝。

大家可要看仔细了，魔鬼藏在细节里，《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用了一行小字来描述镶嵌着绿松石的铜牌，大家要看仔细了——

正面绿锈上有细绒织物的印痕

请问，什么叫“细绒织物”？

细绒织物嘛，当然既不可能是麻，也不可能是葛，也不可能是丝，只能是，是且仅是——

棉织物

魔鬼藏在细节里，以四两拨千斤的洪荒之力，精辟论证华夏文明的重大迁徙历史！

我龇牙咧嘴地注意到，有些出版物，居然指称这铜牌绿锈上的印痕是“丝织品”。

小东西，little bee，你们这么忙忙碌碌，鬼鬼祟祟，想搞什么东东，老大哥在看着你！

跟三星堆遗址绿松石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玉器，透闪石玉器，就是和田玉，来自新疆和田，这个问题不展开讨论了，但是，必须指出——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的一群博士公开发表的论文，有孙华参与，公然指称三星堆的玉器原料产自四川汶川，这是赤裸裸的学术不端行径，说白了就是造假撒谎。

同样，干福熹院士及其团队的研究漂亮极了——论证很漂亮，话也说得很漂亮——他们指出，“殷商以后中原地区的玉器大部分为透闪石型软玉，这些软玉可能产自周围的透闪石玉矿,如河南淅川、四川汶川等。但一段时间内突然出现一大批透闪石玉，最大的可能为外地来的矿物”。

事实上，三星堆和殷商的玉器，根本不是采用本地的玉料，三星堆和殷商的青铜文明都是外来的。三星堆青铜文明突如其来，来了就砸就烧，砸了烧了就埋，埋了就走，如何去汶川采玉，又花大力气琢磨，琢磨成了就埋？

孙华先生，你的问题很严重，不是一般的严重。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三星堆遗址的一项重大文物证据——文字。

很多关心三星堆考古发掘的读者都很好奇，希望三星堆能出土文字。三星堆怎么没有出土文字，三星堆早就出土了文字，只是有人不给大家看而已。

其实湖南宁乡炭河里青铜文明遗址已经出土过刻写文字的青铜大鼎，炭河里的青铜器也含有异常铅，显然跟三星堆的青铜器来源相同。

学术界将这个青铜大鼎命名为“人面纹方鼎”，指其为“商代晚期”器物，又说鼎口内壁的两个字是“大禾”。

这两个字是搞笑好不好。

这两个字是“炎天”，“炎天”就是南方之帝炎帝所据之天。

我先前将这个鼎命名为“四帝鼎”，现在有了更进一步和更成熟的想法，这个鼎应该叫作——

夏至女神鼎

为什么叫作“夏至女神鼎”，因为这个鼎的人面形制跟“古埃及”的夏至女神“哈索尔”的四面雕像完全一致。“哈索尔”，Hathor，其实就是“夏至”。

夏至女神，是Khonsu大神的老婆，而Khonsu就是“房宿”。

我已经指出，在“古埃及”的神话中，伏羲（卜塔神）、房宿和参宿三位大神实际上是“三位一体”，我在讨论大禹麻麻“修己”的名号时指出，“修己”嫁给了老鸮——

当老鸮是伏羲，大禹的妈妈就是女娲！

当老鸮是房宿大神，大禹的妈妈就是夏至女神！

当老鸮是参宿大神，大禹的妈妈就是天狼星女神Isis，简狄，参特！

正因为如此，“夏至女神”就是大禹的妈妈“修己”，所以“夏至女神鼎”也可以叫作“圣母鼎”。

“夏至女神鼎”口内两个汉字“炎天”，不是正好表明含有异常铅的青铜器全部都是夏天子的专属重器！

“夏至女神鼎”有汉字，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上很可能也有汉字，因此三星堆遗址其他器物上出现文字就毫不奇怪了。

三星堆遗址器物上确实出现了文字，但是有人不给大家看。感谢何崝老先生，他老人家很早就写了论文，把这些文字亮出来了。

何崝老先生的论文相当详细地对比了印度河谷（哈拉帕文明）的文字/刻符与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众多刻符，他的结论很有趣——指认中国文字曾经传入印度河谷地带。

文字从哪儿传到哪儿，这个问题其实从逻辑上来看，既然这边确实可以传到那边，那么那边也确实有可能传到这边，不能说和尚能过得来，道士无论如何都过不去。

那么，文字/刻符到底是从印度河谷传到了三星堆，还是从三星堆传到了印度河谷？

大家看，有了异常铅青铜器、海贝、绿松石铜牌、棉纺织品等证物，文字/刻符毫无疑问、铁板钉钉、是且仅是从印度河谷传到了三星堆！

今天写了这么多，把个人近期深度研究的成果都贯穿起来了，有人想反驳我吗？想想就好，不要白费力气，多花时间干点正事。

脚趾头先森这么多坚实的研究成果，空前绝后的伟大成就，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都建立在无比坚实、与日月同光的天文历法研究基础之上。

从天文历法研究出发，无可置疑地理清了华夏上古王年断代——

华夏文明起源元年，公元前12957年甲子年，春分点在角宿初度，二十八宿起源
华夏文明复兴元年，公元前9177年甲子年，夏至点在房宿四星，明堂制度起源
黄帝诛杀蚩尤，公元前2684年7月16日，阴历五月初五，夏至
颛顼元年，公元前2629年，重新划定“十二次”
夋喾元年，公元前2551年，在位期间建造了宇宙最大的帝王大冢“胡夫金字塔”
唐尧元年，公元前2477年；帝尧十年，景星出翼；帝尧时期测定“四仲中星”
虞舜元年，公元前2378年，当年12月25日登极，大雪交节，“仲冬甲子，月次于毕”
禹夏元年，公元前2325年，定都乌尔，1月9日冬至子夜八风流转图现存《史记·律书》
夏仲康五年九月日食，“辰弗集于房”，公元前2267年10月19日
伊洛竭而夏亡，公元前1903年迁都印度河畔哈拉帕
商汤伐桀，公元前1599年
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
对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古天文学界长期弄虚作假怙恶不悛的小东西，脚趾头严正警告你们——

立即投案自首

公开认罪忏悔

积极举报揭发

争取立功赎罪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