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树及其起源，是非常重要的。

给元素周期表增加新元素的人，当然不如门捷列夫的成就重要。

丁肇中给标准模型增加了新粒子，其成就也没有杨振宁重要。

不过丁教授寻找暗物质的逻辑链，到底建的怎么样，有没有设计出能找到关键临界点的实验，这跟我的智力科学理论有关。

大数据技术，用匹配的方法。但匹配的方法并没有给出是不是关键临界点，不能得出科学结论。所以光用匹配的方法，是不够的。

科学结论的有效性，在于有没有找到关键临界点。所以，我的理论对分析实验结果和科学结论的有效性，有非常实用的价值。

听说，Freeman Dyson写Birds and Frogs一文，就是为了回应别人批评现在科学研究越来越琐碎、越来越缺乏抽象层次和境界的回应。但这篇反驳文章，不但不能说服别人，反而恰恰暴露出现在研究缺乏系统性的缺陷。

Freeman Dyson把达尔文当作培根主义者。而培根是经验主义之父，所以Freeman Dyson把达尔文当作frog。但达尔文的学说恰恰提供了高度的抽象，达尔文是个伟大的bird。这次新冠病毒的演化树起源之争，再次说明这一点。

Freeman Dyson把笛卡尔当作典型的bird。其实哥白尼、伽利略才是真正伟大的bird。

不过Freeman Dyson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引出了对不同思维模式的研究。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我的理论，可以提供对思维模式准确的结构性、系统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