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于把 boyer-moore 搞通了一个 CPP 版本。武器库还需要打磨丰富。

## 瘟疫笔记
### 之一
有一道智力题说有两个 fortune tellers, 一个有 60% 的概率算对，另外一个算对的可能性只有 10%。问你应该问哪一个？

这种题大概智商够 80 就可以做对。因此，当你看到病毒所泄漏病毒的消息基本来自《大妓院》，正常人应该会有判断。

普通人上街卖个报纸都拉不下脸，更何况忽然被千百万人同时戳脊梁骨。被指控者失态显然在情理之中，而不应该作为理屈词穷的证据。泄漏病毒，以及改造病毒等等这种严肃的指控，没有证据，只有脑子和直肠直通的人才会随便说出来。不太古的时候有拳匪说教堂剖心挖眼呢。即使有证据也是司法部门的事情，尽管中国司法是个笑话。

看今天这幅田地，疫病、癔症和匪气综合征一同发作，这疫情看来越来越严重，不太好治了。

### 之二

在民智不开化的国家，“实验”或“试验”几乎是个贬义词，尤其是生物试验。我认识的一位此间堂堂工科博士曾经当我面贬损本地医生，说他治过敏的药换来还去，根“**做试验**”似的。仿佛患者已经做了医生的小白鼠。这个话信息量太大，需要一层一层剥开来看。

一是过敏本来就是一个不治之症。就像季节性的花粉过敏，今年用药缓解了症状，明年这个时候还会发作。实际上科学家们对过敏有什么生物学意义还不是很清楚。

二是被“做试验”并不总是坏事。而且今天的医学不就是建立在生理生化统计等一系列试验科学的基础上的么。而且生物现象与理化有一点显著不同，即观测值包含的因素众多，而且其中的噪音往往非常大。按统计的理论，我们需要加大样本才能比较确定地剖析原因，给出结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做试验，而且要大量地做。医生们需要做很多试验才能证明一个药或者疫苗有效。而对个人来说，同一个名称的疾病可以细化出许多类型，每一种类型可能有特定的对症疗法。医生们不是神仙，不会见到人就知道型。

三是中国历来缺乏科学和实证精神。而没见过的东西人们往往很自然地心理上害怕。加上传统上的避讳传统，被做过试验仿佛就成了秽物。当然讳也有诸多其它原因，比如我们心胸狭窄的那位连孩子们喜欢的动画片都能禁了。

四，没有科学理论和试验科学，那么行动便如盲人骑瞎马，殆矣。就像中医，他们认为越古老的理论越对。他们显然是不对的。所有的中医理论不过是最初人们的主观臆测。它既没有系统理论，也经不起实证的考验。比如，只有没文化的大领导才会在瘟疫之前说出“中医主导，西医辅助”这种乡巴佬的话。现代科学中，很少会去引用一百年前的文献，甚至几十年前的都罕见。

五，很多人觉得自己是个生物，所以觉得凭自己做生物的经验就懂生物，这是不对的。否则茹毛饮血的时代人人便都是生物学家了。

六，也有人觉得自己很聪明，能够学数学，能够学物理，于是就觉得生物学他眼睛一转就搞通了。比如前几天我见到我国顶尖学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位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大物理学家，教授，说病毒怕热，建议将空气加热杀死病毒。我建议他直接把自己扔锅里面煮煮算了。实际上流感多发在冬春季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空气干燥，含有病毒的飞沫可以在空气中停留很长时间，漂得更远。如果增加空气的湿度，则可以很快把飞沫降下来。

开头说的这位工学博士最终选择了不做试验、手拿把捏的中医中药。祝他好运。

### 之三

刚才有同学给我发来一篇属名刁博的文章，说全国上下估计这次流行病毒的死亡率 2％ 左右都错了。说分母中不能算刚确诊的，因为他们当中有人会死掉的。死亡率应该还要高如何如何。明显这是书呆子的言论，以及仿佛自觉说对了等老师摸下脑袋的口气。

算错了这话其实也不算错。因为统计中的数值估计从来都是一个范围或是一个分布。一个连续分布中任何一个点发生的概率都等于0。因此说2.01% 是错，因为真值可能是 2.01001...%，也可能在一个百分点之外。

另外一面，借用 George Box 的一句话，所有的模型都错，但是有一些有用的模型。估计一个统计量的模型通常包含很多假设，这些假设本身就是模型的一部分。比如说，刚开始生病人们不知道怎么对付。后来病人入住时手段多了，比如有了抗病毒血清，比如有了我们战无不胜善于摘桃子的大中医，后来入住的病人不死了。这些通通可以进入到模型假设中。

所以刁博这次的等摸头只能给他个自作聪明的评语。

另外这位刁博在这篇文章中竟然说中国每年因流感的死亡率是六万分之一。这样的功课不仅不能摸头，还要打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