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1-09 01:14:36
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
作者：孙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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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孙条山，周总理的机要秘书孙岳是我的叔叔，李风华是我的婶婶。 1950年初，叔叔把我从山西老家（晋南夏县）接到北平，就住在中南海西花厅西小院，后来就去北京育才小学上学了，当时我也就十一、二岁，叔叔也只有二十二岁，还未结婚成家。每逢星期天，我回到西花厅和叔叔住在一起，度过快乐的一天。我的小伙伴们不在同一个学校，育才、育英、八一都有。马列叔叔的孩子彭小风，王海青叔叔的孩子王小保，周总理的侄儿（女）周秉均、秉德，都是我记忆犹心的弟妹，我们在一起玩得十分开心。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把我们这些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关心备至。偶尔有机会我们还能见到周伯伯、邓妈妈，年纪比我小的孩子都会称周爹爹、邓奶奶，他们像慈祥的老人，鼓励我们“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服务”。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周恩来、邓颖超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西花厅前的合影。 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给我们留下最美好的记忆就是：西花厅是一个“家”，一个革命的“家”，一个超越一般亲情的“家”。只要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你一生都会对这里的人和事有着真切的、如痴如醉的怀念。按说“政务院总理办公室”是政府的机构，“同志”是工作人员之间最美好的称呼，但在西花厅的所有人员，相互之间我只记得使用称呼：“孩子们”“叔叔”“婶婶”“阿姨”“伯伯”，“邓大姐”，“大姐”。似乎“同志”二字，已经不能包含西花厅人之间真切情感。西花厅的称呼是所有人从内心深处自觉发出真实的情感呼唤。刚到西花厅时，我看见在孙岳叔叔的办公室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照片，只有三寸左右，是总理办公室刚进入西花厅全体人员合影：风尘仆仆，穿着军装，还有阿姨怀里抱着孩子，围在周伯伯和邓妈妈的周围，大约有三十五个人左右，照片的背后不知是谁写了这么几个字：“孙岳，我们一家子的合影，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这张照片我保存了半个世纪，每当我拿出照片看的时候：周伯伯、邓妈妈、成元功、何谦、陈浩、郑勤还有面孔熟悉叫不出名字的叔叔、阿姨们，好像我又回到西花厅这个美好“家”。点点滴滴的人和事勾起我深深的思念。 一九四八年全国解放的前夜，山西的临汾、运城已经解放。有一天下午，我们家突然来了四个八路军战士，骑马挎枪，全村人都来看热闹。把我们家围得水泄不通，我的母亲把我、哥哥、姐姐拢在怀里，眼泪直流，指着其中两个人说：“他是你的爸爸，他是你的叔叔”。我和哥、姐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个人的脸，一直没有吭一声。一九三八年日本侵占了我的家乡，我们全家逃难上了中条山，我是在逃难途中出生的，父亲给我起名：孙条山。一九三九年日本人进攻中条山，我的父亲和叔叔离开了我们，参加抗日决死队。十年间，我们处在敌战区，妙无音信，双方都不知对方的死活，今天这一见面，不知是惊还是喜，只有眼泪才能表达一切。整个夜晚，全村无人入睡。天不亮，他们就离开了村子……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孙雨亭随着“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叔叔孙岳调中南海西花厅任周总理机要秘书。当叔叔把家里的情况和我父亲的心愿，向总理谈了之后，总理立刻表态说：“他的父亲在前方作战，革命后代我们不能不管，你抽时间回去，按照你哥哥的心愿把孩子接到北平上学”。一九五0年三月叔叔把我从山西老家接到了西花厅，和他一起住在西小院里。有一个夜晚，总理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小电影厅看电影，总理问叔叔：“你的小侄儿接来了吗？叫他来我看看。”叔叔把我带到总理的座位前，亲切的问我“几岁？叫什么？”我十分紧张的用满口的山西话回答了总理的问话：“十一岁，叫孙条山”。他奇怪的问：“为什么叫孙条山？”我说：“我生在中条山”。他十分高兴的说：“好，这个名字好，有纪念意义。”后来周围的叔叔、阿姨一见到我都高兴的亲切称呼我“条山”。……总理见我直直的站着，急得满脸流汗，关切地说：“屋里热就把帽摘下来。”我急忙向后退了几步，按住了头上的帽子连连地说：“不热、不热。”总理好像发现了什么，慢慢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我跟前，轻轻的拿开了我紧按帽子的手，摘下了我的帽子。他目不转睛看着我满头头疮，发出了难味的气味，顿时屋里一片安静，孙岳叔叔赶紧解释说：“三九年日本人进攻中条山，抓抗日家属，他妈妈带着全家在山上逃难，无医无药，才生了头疮。”总理小心的给我带好帽子，严肃的带有命令的口气对我叔叔说：“孙岳，明天你一定要给他洗澡换衣服，去门诊部，一定要把头看好。”后来我和叔叔就去中南海门诊部看了半个月的时间，头上疮就全好了。至今每当一摸我满头浓密的头发，就会想起这幸福的时刻。 一九五六年，我已经十八岁了，上初中二年级，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煽风点火，兴起了一股反华浪潮，蒋介石也想反攻大陆，毛主席发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这时解放军在全民召集补充兵员，我是一个热血的青年，下定决心，放弃学业，一定要参军上前线。叔叔却一定要我完成学业，为此，我们俩经常吵架，相互不让。这件事被总理知道了，电话打到我们家里，对叔叔说：“孩子大了，有他自己的心愿，解放军也是个大学校，就让他去吧。”就这样，我得到总理的支持，还是叔叔亲自把我送到部队，当了一名列兵，五七年开赴福建前线，在空军崇安场站做地勤。由于种种原因解放台湾这一仗没打，我又被军队先后送入 “解放军汽车技术学校”和“空军政治学校”学习。
一九六五年冬季，中央“四清”工作团在江西上饶县搞农村“四清”，这是风岭头童家岭工作组的合影。后排右一孙条山，右二、四、五为国务院工作人员。
一九六五年冬季，政治学校全部停课，参加中央的“四清”工作团，去江西上饶县搞农村的“四清”运动。我们军队学员全部分散，参加工作团的编组，我被分配到枫岭头公社王家坝大队童家岭村。有一天，我们的区队长对我说：“有一位中央干部要见你”，我心情十分不安，是谁呢？我跟着区队长走了二十几里路，在一个村子里的老乡家，推开门一看，我惊呆了：穿着一身破旧衣服，脸上充满慈祥笑容，上前拉着我的手 亲切的叫喊我的名字“条山”，我也激动喊着：“叔叔，周叔叔，周家鼎叔叔，”（现在叫贾汀）是他，是西花厅家里的亲人，我参军之后8年没有见面了。在两个小时的交谈中，他鼓励我好好工作，学习政策，多听少说，不要怕吃苦，多劳动，多依靠群众……他更像久别的父亲在为孩子指点。他的话我深深记在心头。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四清工作团，主要领导还有：童小鹏、孔源、邓典桃。顿时我觉得，我虽然身在江西上饶风头岭的农村，但我又好象回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哪个美好“家”，亲人就在身边。不知是谁的一声令下，“四清”工作团就停止了工作，我们空军政治学校的全部学员又回校（上海五角场）。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岩被迫害至死，我父亲孙雨亭（省委付书记）也被批斗，打成党内“走资派”、“叛徒”，关押劳动，妈妈阎南君被整死在看守所。我刚从学校毕业回到部队，被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1969年清出军队，回地方看管劳动改造……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周恩来总理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在西花厅前合影。
1970年回到北京，想回到我最美好的“家”西花厅看看，可是我的叔叔孙岳已去南口机车车辆厂支左。许明阿姨精明能干，是总理最得力的秘书之一，被江青迫害，儿子孔丹被关押，丈夫孔原也失去自由。孙岳叔叔后来对我说：“许明阿姨在诀别书中写道：“我们全家都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丈夫和我的孩子都是好人，毛主席号召我们去大江大河去游泳，我已精疲力尽了，游不到对岸了去了……”永久的离开了我们。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是从小参加革命的，是总理最信得过的人之一，也被“四人帮”说成是“坏人”，送到江西“五七”干校。周家鼎叔叔去二七机车车辆厂支左，后来调北京市革委会任付主任，江青“四人帮”及其同伙，还是抓住不放，穷追猛打，在首都体育馆的群众大会上，批判周家鼎叔叔。他在极其困难和不利的条件下，知道我被打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北京劳动改造，当面对我说：“斗争再复杂，条件再困难，你是西花厅的孩子，我不能不管！”想方设法把我以“复员军人”的资格，安置于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并解决了住房，使我在北京有了立足之地。我深深体会到——中南海西花厅这美好“家庭”的暖意。这个时候我已三十八岁了，是一个经历了疾风暴雨，有声、无声战斗洗礼的，有一定政治素养的和革命目标的热血青年。我反复自问：周总理身边的优秀工作人员，都遭江青“四人帮”的追杀！政府的十几个副总理先后都被靠边站、关押、审查、批斗！这就充分说明江青“四人帮”的斗争目标——搞垮西花厅，夺总理的大权。她（他）们掌握文化大革命大权，从党内到党外、从军队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搞地震”、挑武斗，明里、暗里、杀人、放火，破坏生产……多少优秀革命前辈，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元帅、将军，被她（他）们陷害，而我们的敬爱的周伯伯，不但要日理万机地处理这泱泱大国的国事，而且要平息武斗，消除“火灾”，救助被害的好同志……他累了，他累极了，累病了，直到最后一刻他还为恢复生产、消除“震灾”、救援同志操劳，他是全世界最忙最劳累的人……1976年元月8日天空的雾云未散，但他已劳累成疾，体力不支，凝视着前面的曙光，深沉地、慢慢地永远闭上了双眼。离开了我们……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处在深切地悲痛中。广大群众已经看清了江青“四人帮”的狰狞面目，四月五日的天安门“扬眉剑出鞘”，剑峰直指“四人帮”，亿万人民为总理呐喊！为总理申不平。总理去世之后，我就打消了去西花厅看一看的念头。1956年离开至今，已是五十多个年头了。虽说我一直在北京，离西花厅只是几步路，但我又觉得她是那么远，远得使我五十多年难以入“家”门。西花厅的海棠、走廊、石台阶，还有我住过的西小院，我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虽然没有“回家”，但是我时时刻刻都受到西花厅的亲人叔叔、阿姨的关照：一九八一年总理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叔叔正在筹建“中日友好医院”，虽说我们没有见过面，但当他知道我是西花厅的孩子时，就把我调到他身边，帮他筹建医院。几年来又得到了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医院建好之后。总理的秘书李崎伯伯和李庚奇叔叔，知道我不是学医的，又想把我调到他们跟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社”，协助他们工作，后来因为李崎伯伯的病情加重，我没有去，但我深深感到亲人的真情暖意…… 今天我已是近七十岁的老人，退休在家，回顾这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有工作的愉悦、革命的激情、生活的快乐、人间的真情……也有暴风骤雨、电闪雷鸣、明里暗里、有声无声、残酷的斗争。但是在我每每困难和危机的时刻，总有西花厅的亲人关照、相助。中南海西花厅这个美好的“家”，家里的亲人叫我永生难忘！ 周伯伯离开了我们三十一年了，今天又是他的一百一拾周年诞辰。我虽说是革命事业的一位微不足道的小兵。但是我可以郑重、严肃、骄傲地告慰：周伯伯、邓妈妈、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弟妹们，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是西花厅的孩子，在革命的道路上，我们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为党、为祖国、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贡献。周伯伯、邓妈妈，安息吧！我们永远做您们的好儿女。 我唯一的希望是有机会回“家”看看，那里一草一木、海棠花、石阶……还有我住过的西小院，有机会和亲人们在西花厅的台阶上合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