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世界供应链和1970年的供应链区别很大，长尾效应更加明显。还是以手机为例，台积电的芯片，联发科的方案，印尼工人看起来可以搞定一部手机。但实际上，玻璃镜头，电池，镀膜外壳各种乱七八糟的布线，开模，里面的很多流程只有在深圳才能玩得转。而且手机不值钱，能够快速迭代开发的体系最值钱。类似可以构建得起这种体系的地方只有深圳。
一个航模爱好者，只有在深圳，才能创立大疆。
某种意义上说，大疆，手机，各种器官板子堆积起来的奇怪的东西，还有电动车，这一套体系复杂度很可能和70年代李嘉诚香港起步的塑料花生意相比是几何级数的翻倍。
看起来简单，但是让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玩一玩就发现这个比塑料花牛仔裤复杂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