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藏族干部给我讲了一件事，有个回来的贵族，政府给他支付了上千万元的补偿。过了一个月，他又来找政府，说我上次给你们的清单里忘记写一条项链，值100万元，结果政府又给他补偿了100万元。对于这种作法，这些藏族干部表示无法理解。联络和团结境外流亡的藏族人员，希望他们回归参加国家的建设事业，消解境外达赖集团的影响力，这无疑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有些做法在客观上伤害了那些农奴出身、长期铁了心跟共产党走的藏族干部和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这样的政策就会带来长远的严重后果。

我们在西藏所到的各个地方，藏族基层干部都感到共产党的政策变了，有些当地人嘲笑这些干部，说他们跟共产党跟错了。有个村里的藏族女积极分子，过去跟着政府参加“土改”，“文革”时期也跟着去拆寺庙。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拨钱对寺庙重新修建，风向变了，有些信教民众就嘲讽和疏远这位女积极分子，她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现在变得特别虔诚，给寺庙捐献很多钱，还经常去无偿为寺庙劳动“赎罪”。这些藏族干部向我们讲述这些事时，他们讲的不是汉族和藏族之间的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而是阶级问题，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阶级政策变了，过去爱农奴，现在爱贵族，阶级立场变了。他们认为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也变了，1950年代宣传宗教是迷信，那些活佛是些骗子和剥削者，“破四旧”时鼓励拆庙，而现在活佛成了香饽饽，成为政府的上宾，说这是尊重宗教，反而把这些在解放军进藏时积极支持解放军、1959年支持政府平叛的藏族积极分子冷落在一边，这使他们在民众眼里成了笑柄。这些出身农奴家庭的藏族基层干部向我们抱怨、倾诉时的无奈表情，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即使那年拉萨发生了街头骚乱，我在这些交谈中也没有感觉到这些矛盾的本质是民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