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和改革开放的40年中，依靠中美关系破冰、中美建交、中国加入世贸和911事件这四个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国赢得了极为珍贵的和平建设时间，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也是绝无仅有的极为罕见而珍贵的历史时期。
在过去的40年中，中美之间锚定了经济关系，却一直没有锚定政治关系。前者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供了基础，后者为中美未来的经济冲突和政治冲突埋下了隐患。目前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引发的贸易战正在发酵成为爆发双方不稳定的政治因素。这里面有现实的经贸及政治原因，也有历史原因造成的中美双方的战略误判，本文主要着眼于略论在大历史环境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
中美经济关系的锚定，源于美国资本逐利性的现实主义和人类追求财富的天性在中国人心灵深处共鸣的现实主义的一致性，中美双方因此一拍就可即合。而政治关系的锚定则来自于双方体制共同拥有的价值观（例如美、英、法），或被征服者屈服于征服者的城下之盟（例如德国和日本）。很显然，中国不属于之列。
中美双方体制的价值观都带有源自各自历史的深刻烙印。其中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形成的近现代历史的价值观和观察外部世界的视界，一直与西方世界相对抗和冲突至今。毫无疑问的是，起始于鸦片战争的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中国与西方对抗一百多年之滥觞，它深深地根植在近代史中国人的民族记忆之中，以至后来铭刻在现代史形成的国家记忆之中。
在谈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之前，先谈谈近现代历史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正判。中美关系起始于1784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对中国的贸易之旅，那时中国正值乾隆盛世年间，而美国也处于华盛顿建国初期理想主义的伟大扩张时代。美国在立国之初就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的未来将是一个富足而庞大的市场。从近现代历史来看，在关系到中国国运的重要历史节点，无论是中国的现代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改革开放和经济与世界接轨、融于国际秩序等皆起始于与美国的交往。
1784年中国皇后号商船启航前往广州,开启中美交往历程
美国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的重大影响力，起始于庚子事变前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开始产生影响力时，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已经持续衰败了近60年。
前美国国务卿海·约翰
1899年9月6日，海·约翰就“门户开放”政策第一次照会德、俄、英、法、
意、日各国，要求各国没有例外地遵守中国标准，在相互平等的基础跟中国做生意，其要点如下：
“第一，承认任何国家不得通过任何手段干涉在中国应有的任何通商口岸、租借地或所谓‘势力范围’内的任何法定利益。
第二，中国现行协定关税应对一切货物，不论属于哪个国家，不论陆运还是海运到所谓‘势力范围’内的所有港口，都适用。其税款应由中国政府征收。
第三，‘势力范围’内的任何港口对别国船只所征收的港口税，不能高于本国船只；在‘势力范围’内由其国修建、经营和管理的铁路上，其他国家公民与该国公民在同样距离运输同种货物时，应收取相同的费用。”
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门户开放”政策长期以来被误读为美国要求中国开放的政治政策，实际上它起始于美国对西方列强在中国势力范围的经贸政策。它并不是一项针对中国的政策，并不是美国要求中国开放门户，是针对意在瓜分中国的德、俄、英、法、意、日等国，要求这些西方列强在华租借地势力范围开放门户，消除贸易壁垒，统一关税，将关税权交还给中国政府，维护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并向这些国家提出公平对华贸易的要求，即要求这些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一律平等的基础上跟中国做生意。美国推出的“门户开发”政策虽然是为美国商业利益的考虑而制定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门户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却是中国，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门户开放” 不仅削弱了列强国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在中国贸易上各自为政的情况，最重要的是帮助中国从列强手中收回了从《南京条约》签订后失去的关税自主权，使所有国家都遵守中国政府制定的关税率，保证了中国的关税收入，使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由绝对的被动地位变为相对独立的主动地位，维护了中国的经济自主权，削弱了各列强瓜分中国的先决条件。
“门户开放”政策在义和团运动（西方称之为“拳匪之乱”）导致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和庚子赔款中发挥出了如此巨大的政治作用和影响力。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要将中国大卸八块时，美国正是依据“门户开放”政策力保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使中国不至遭联军大卸八块的命运。随之其后，海·约翰推动返还庚子赔款兴学，以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奠定了现代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海·约翰的“门户开放”和“庚款兴学”的政策，形成的美国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力和政治惯性一直延续至今。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紫禁城
在日俄战争期间，又是海·约翰帮助日本在美国筹集到2000万美元的巨额军费贷款，使日本一举战胜强敌俄国，保证了东北三省没有永久失之于俄国。
二战期间，中国和美国结成军事盟国，彻底打垮两次中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天敌日本。在六十年代中苏交恶的漩涡中，美国帮中国摆脱了苏联核打击的灭顶之灾。随后中美破冰，战略结盟，使苏联崩溃解体，一劳永逸解除中国在北方的历史宿敌。中国改革开放后，帮助中国加入WTO，将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使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
二战期间中美军事同盟的驼峰航线
美国对中国的最大战略误判起始于二战末期的“雅尔塔会议”。在美国政策的制定者罗斯福的眼中，中国仅仅是地缘政治上可以被牺牲的、无足轻重的力量，是一个可以和苏联交换的筹码。美国很快就为这一误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在政治上与中国对立至今，埋下中美未来对抗的多重祸根。
雅尔塔会议的三巨头
美国对中国的误判源于这个国家太过年轻而又充满理想主义激情，而对国际事务和中国历史的无知。正是由于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对中国的无知，将中国这个美国最大的盟友变成了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性敌人，使得中国在二战中与美国锚定的政治关系开始破局。破局的代价是美国与中国在朝鲜半岛血战一场，在越南又和中国进行了一场失败的隐形战争。中美双方在朝鲜和越南兵戎相见所失之和，即是苏联在地缘政治上所得之和。这也反映了一个古老的国家和一个年轻的国家在政治上的高度不成熟。正是通过朝鲜战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识到中美不能为敌，开始其对中国的破冰之旅。
毛泽东和尼克松历史性的破冰
历史上，中国应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从来就不以政治（道）来解决，而是以利益手段（术）来解决。形成中国历史观的哲学（或学术）主要来源于《易经》（主要论述玄学和风水）、老庄（主要论述腐败，以防止肉体腐败贿赂神灵的方式异化出的体制腐败）和孔孟（主要论述儒家文化及血脉和宗祠的传承）。历史上的中国和当今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都能从这几部哲学（或学术）中找到其源头。
丘吉尔在《英语民族史》中指，“到15世纪末，英语民族的主要特征和制度已经形成”。但中国早在2200年前的秦朝，其制度已经形成，但民族的主要特征在不同的朝代和时代则随着《易经》、老庄和孔孟的思想在不断地塑造和变迁，以至于宋朝覆灭前后的中国的民族特征简直判若云泥。因此，从近现代历史来看，西方与中国的对话或谈判，从来都是政治与权术之间的对话，最后都只是以双方利益上的妥协让步来达成暂时的局部的和解，从来没有价值观上的共识或交集。近现代史上，中国与西方的起始于贸易上的矛盾从来都没有真正地解决，只是暂时蛰伏起来。中国与西方的矛盾，表明上看是贸易问题，其实本质上是认识论问题，是方法论的问题，是政治哲学的问题，是价值观的问题，是体制问题。
中国在历史上因应外部的挑战从来没有战略，更无国家战略。中国对西方从来没有战略上的主动目标，只有战术上的被动因应。从历史上来看，哪怕从未来回看今天的历史，中国对西方的战略主动的被动因应的最大目标，就是维护历史上形成的一以贯之的中央集权体制（只是西方现在将之换了一个标签，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而已），即中国以中央集权的行政资源和西方竞争。它是中国这个帝国过去、现在和将来因应西方战略主动的最大优势和最大的政治。它是过去几千年历史馈赠中国的历史红利、现实红利和未来的红利，离开之，中国将不再是中国，将分崩离析，将被大卸八块，中国将成为无足轻重的国家和地理概念。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对中国从近代史以来直到现在都执着于改变于此，这是其最大的战略误判，也是对中国最大的挑战。
现行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是以美国在二战后基于《大西洋宪章》，建立并完善的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为圭臬的理想主义道路，以建立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贸易组织（WTO）为四大支柱的框架。美国过去是这个框架秩序的最大受益者。自从中国先后加入这个框架的四大组织后，尤其是加入WTO后，情况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历史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降，并没有如西方之愿丝毫削弱中央集权体制，反而该体制以惊人的灵活性和高度的现实主义，以集大成的行政资源来与西方博弈，并发扬光大，行之有效地使之成为与西方竞争的一种经济模式，使西方的金融资本在与中国的举国体制资本的竞争中处于弱势。
美国常驻WTO大使谢伊在世贸组织会议上说:“如果中国经济规模较小，中国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贸易和投资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就不会对中国的贸易伙伴和世贸组织本身造成严重影响，但中国的经济规模并不小，在过去17年里，中国经济和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作用快速上升，中国目前已是世贸组织最大的贸易方之一。”
美国常驻WTO大使谢伊
谢伊的话正反映了美国当初对于中国加入WTO的发生战略误判这一基本事实，即美国当年帮助中国加入WTO，只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小，美国也并不认为（甚至当时中国也不认为）中国能够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考虑更多的是，中国在美国的引领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哪怕中国按照自己的“例外论”的模式发展市场经济，中国也会逐渐以经济的市场化来削弱其中央集权，从而导致其体制的变化。美国在战略上错误地认为市场经济必将动摇和战胜中央集权体制。
中国发展经济的“例外论”模式是中央政府以行政资源为市场灌顶和加持的方式，这是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崛起的根本秘诀。中国经济的这种发展方式打破了任何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因此西方经济学界称之为“例外”，甚至“例外中的例外”，或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它挑战了西方所有经济学家的主张，也挑战了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完全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给美国带来的最大的挑战是，这种政府权力占主导地位半市场化经济模式可以以举国体制的资本形成的经济规模和庞大的市场诱惑来和西方的私人资本进行残酷地竞争。其结果是，在这种不对称的“体制优势”的竞争下，以西方私人资本为主的自由市场经济呈溃败之势，在WTO框架内以经济手段来争夺国际金融资本的游戏再也玩不下去了。这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称之为中国的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对于美国来说，只有两条路，要么在经济上和中国进行不计成本的残酷竞争，在中国举国体制的资本、规模经济和庞大的市场面前，其胜算很小，失算却很大；要么在贸易和经济方面、在制度方面和地缘政治上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打压。其结果就是不可避免地引起以贸易冲突为表现形式，将本来在WTO框架下以经济手段来争夺国际资本，变为以政治手段来解决，将本来是“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经济进程变成中国与美国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的政治进程。中美贸易战在本质上将是制度性和地缘政治全面、长期和持久的冲突。中美贸易战是美国对战略误判产生的后果进行的“纠错”战争，问题是贸易战会不会是美国的又一次战略误判？
在过去的两年，不仅中国的外部大环境、大气候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西方世界内部的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如此之大、如此迅速、如此之静悄悄，以至于被技术时代异化的犬儒众生根本对此甚至毫无觉察和感知就变天了。不仅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对此变化无法适应，以至于他们将不能适应的变化统统归之于处于带来变化浪尖之上的特朗普身上。
中美贸易战在大的历史周期上是鸦片战争搁置起来的问题的延续，它是一场已经持续了上百年的贸易战争，它是老问题的新的表象。特朗普的贸易战是以政治化的行政杠杆来解决本应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的经贸问题。它是中美两国间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错位，其结果是中国在与特朗普讲经济时，他与中国讲政治，中国在与特朗普讲政治时，他与中国讲经济，反之亦然。
特朗普的贸易战开出明知中国不会答应的史无前例的天价条件，就是他对付朝鲜和伊朗屡见不鲜的极限施压，逼对方就范。而且通过心理上恐吓的层层加码，形同要求北京无条件投降的“贸易恐怖主义”。它将中国置于一个改也是非，不改亦是非的历史困境之中，中国被逼到墙角，不仅没有回旋余地，甚至根本没有退路，只有采取其所称之为的史诗般的反击。有人将特朗普的战略形容为“疯人战略”是有所不妥的。纵观特朗普之作为，并非无理智的疯人可相提并论，实际上他在战略战术的实施上拿捏把握得非常到位。极限施压就是将其自己置于一个破釜沉舟的境地，特朗普之所以采取如此战略是他对美国的民族性的透彻了解，即美国越是在艰难的处境和危机中，美国人民越是高度地团结一致，在珍珠港遇袭和911恐怖袭击中，我们都能清晰地看见美国的这种民族性的彰显。
殊不知这是特朗普对中国的一个重大误判，这个误判又是建立在一系列对中国历史无知基础之上的。特朗普没有认识到中国这个民族几千年来绝大部分时间一直是在动乱和战乱中度过的，对苦难有着异乎寻常的忍耐性和坚韧性。他也没有认识到中国在近现代史上遭受外敌入侵时开始形成了国家意志的举国动员力，他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民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历史上周期性地毁掉重来的民族性。特朗普对中国的最大误判是没有认识到这个民族在近现代史上一直在对西方进行误判形成的长期对抗性。因此，特朗普不仅把美国，也把中国置于一个破釜沉舟的境地，中美贸易战已经不再是中国在贸易和利益上的让步，如果是这样反而好办。问题是利益上的让步已很难让特朗普善罢甘休，他已经被美国朝野的民粹主义所裹挟推上潮头。尽管最佳、最持久的贸易协议必须至少被认为是双赢，但特朗普似乎钻进了“美国第一”的超级牛角尖，即使制造业全部从中国回归美国，在美国失业率低到只有目前3.8%的就业环境里，哪里有那么多的劳动力资源？即使中国再买走3倍产量的美国农产品，美国哪里能够生产如此数量的农产品？特朗普还没有认识在中国文化里，妥协不是有面子，而丢面子却是最终的失败。特朗普不仅让中国决策层，甚至整个中国的民族情绪在此问题上都无回旋的余地，甚至给美国也无太大的腾挪空间。贸易问题已经成为中美两个国家的尊严和国运之争的政治问题。如果特朗普固执己见、不肯罢休，等待他和美国的必定是长久且惨烈的冲突，届时所有美国人都得准备为他的贸易行动买单。最后的胜利如果不以军事手段解决，只能取决于谁熬得过谁。而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熬”，中国人在历史上已经“熬”了几千年，还在乎多熬个几十年？问题是，鉴于鸦片战争、一战和二战的教训，军事手段不介入可行吗？历史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从来就不在中国的控制范围之内，中国从来都是被动因应。一旦事态演变为以军事手段来解决两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且不论胜负如何，无疑对于中美两国都将是重大的历史性灾难。
中美关系曾经是一个双方受益的体系。特朗普对中国战略上的误判，源于对中国错误的历史认知。美国有个非常奇怪的历史观，对自己的价值观有着狂热的深信不疑。中国的崛起对特朗普这样的“婴儿潮”这代的美国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坍塌的感觉，是对其价值观的严重挫折。贸易战更是一场价值观的混乱大战，将使中美陷于没有温度的冷战。
当今国际局势是二战以后最复杂、最诡异、最危险的,甚至超过冷战的盘面。用李鸿章的话“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容虽有之过，用一战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不及。冷战的残酷是双方意识形态的斗争，意识形态是人类哲学思辨中最不可靠的，仅仅只是书纸中的一页，拾起和放弃之间的转换是分分钟钟的事情，比翻书还快。而中美贸易战则不是翻书页的冷战，它不仅涉及双方历史上的纠结，价值观的错位认知，还涉及到现实的利益之争，更涉及到国运之争，双方都经受不起失败。
特朗普对于中国的最大战略误判是，他以为中国真的要引领世界，为人类的路径指明方向。中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仅仅只是一句暗含中国式幽默、调侃的俏皮话，只有特朗普的智商将之当真了。特朗普对中国式崛起的认知用百年前胡适的一句白话打油诗来理解就是，“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中国目前并不想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对于世界有一个坐标意义，地球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为这个代替“笛卡尔坐标系”的“太极坐标系”买单，但是中美关系对于世界有一个坐标意义。其实中国的一切所作所为仅仅只是为了维持中央集权的春秋之大一统，若不如此，中国将分崩离析，中国将不为中国，中国人将不为中国人了。但是特朗普却记得丘吉尔在《英语民族史》中的指的英美对全人类负有共同职责的这句话：“人们越来越清楚的感到，如果形势有利，英语民族可以伸手指正正确的道路；如果形势不利，只要我们有力量，当然也能保卫自己。”这就是中美双方在价值观上最大的错位认知和战略误判。
特朗普的智商真的如此低下，真的这么傻吗？特朗普真傻，有过在美国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美国人不傻就不是美国人了；特朗普又真不傻，有过在美国教育经历的人都知道，真不傻的才是真正的美国人。
当今中国，整整100年前，胡适在《归国杂感》里写道：“我在美国动身的时候，有许多朋友对我道：‘密司忒胡，你和中国别了七个足年了，这七年之中，中国已经革了三次的命，朝代也换了几个了。真个是一日千里的进步。你回去时，恐怕要不认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国了。’我笑着对他们说道：‘列位不用替我担忧。我们中国正恐怕进步太快，我们留学生回去要不认得他了，所以他走上几步，又退回几步。他正在那里回头等我们回去认旧相识呢。’”
青年胡适
美国当今的民粹思潮用百年前胡适的朋友傅斯年的一首白话打油诗《一段疯话》最能概括：“我们最当敬重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
2018，当中国遇到美国，菩萨保佑中国，上帝保佑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