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可以同意中国人的说法：是我们苏联人最先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间的关系上。在中断同中国的联系上，赫鲁晓夫的逻辑是与他中断同阿尔巴尼亚联系的逻辑一模一样。　　所有这一切事件都为双方关系增加了强烈的不信任因素。人所共知，1959年至1960年中国的粮食状况恶化了，这也是由于“大跃进”造成的。我了解这方面的情况，1960年赴华前夕，我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鉴于中国的粮食情况严重，建议向中国出售一两百万吨谷物。赫鲁晓夫回答说：“唉!那些人何等傲慢!他们宁愿饿扁肚子在地上爬，也不会好好向人求援。”但是，最终主席团就这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决定，委托我试探一下中国人的态度。

在谈话中，周恩来对我说，中国国内情况非常严重，不少地区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我表示，如果中国向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苏联是不会对中国的严重情况无动于衷的。周恩来立即理解了所作的暗示，对我讲的话表示感谢，说领导上将集体讨论上述主意。不久，周恩来答复我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同志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自行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