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年来，汉娜·阿伦特的名字在学界炙手可热。她的几部重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实践生活》（又译《人的境况》）、《过去和未来之间》等接连在国内翻译出版，吸引了众多读者，其思想也藉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2015年1月19日晚，《阿伦特手册》新书发布会暨中德对话“实践生活——汉娜·阿伦特的政治思考”举行。此书以工具书的体例，全面介绍阿伦特的作品，罗列其思想活动中的关键词，并阐释了阿伦特对后代哲学家的影响和对当今政治哲学议题的贡献。《阿伦特手册》主编沃尔夫冈·霍尔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陈伟教授，就阿伦特的生平、作品和政治思想展开讨论。

（图左：汉娜·阿伦特，著名思想家、政治理论家）

（图右：《阿伦特手册》[德]沃尔夫冈·霍尔 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实践生活——汉娜·阿伦特的政治思考

主办方：歌德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嘉宾：沃尔夫冈·霍尔，陈伟

主持：王歌

时间：2015年1月19日晚上

地点：page one书店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活动是基于一本书的出版——刚刚印制完成的《阿伦特手册》，我们很高兴这本的作者之一沃尔夫冈·霍尔先生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今天的嘉宾陈伟先生是人民大学教授，他也是一位阿伦特专家。主持人王歌博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我们活动正式开始。

王歌：我们直接切入主题，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这个活动，本身已经说明阿伦特对于我们来说或许是重要的。第一个问题问陈伟先生和霍尔先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阿伦特？

霍尔：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阿伦特被视为局外人，在过去的十年中对她的关注才逐渐的增加，主要在她的作品中有非常多的主题，她探讨了很多和德国有关的主题。比如是极权主义，还有大规模有组织的对犹太人的屠杀行为，这个主题阿伦特在她的著作当中深入的探讨过。

另外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对政治的重新解读，特别是探讨公民的责任这个主题，当中会涉及到阿伦特以前的观点，也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以后的第三代人当中，对阿伦特的兴趣是非常浓厚的。

陈伟：阿伦特在中国，我想也许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我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缺什么补什么”。恰好阿伦特的著作中提供的一些东西是我们中国最需要的，从近的方面来说，我们需要一种公民共和的精神，有一种对公共事物的热忱，还有我们对美德的弘扬。这和我们传统中国所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阿伦特是一位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偏见，解放思想，具有独立思考的思想家。她不属于二十世纪政治哲学流派中的任何一派，她反对任何形式的流派和思维，我想这样一种独立思考的行为，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王歌：我觉得很有意思，陈教授做了一个比对，也是一个联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阿伦特所提到的公民概念和公民的责任是一种联系，都在讲个体在公共空间当中的责任。既然有联系，能不能进一步说一说差异在哪里？阿伦特所提出的公民和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对国事，对天下兴亡的关心，您觉得有什么差异？

陈伟：我想不同还是有的。传统中国这种思想实际上是源于儒家或者士大夫的抱负，或者是忧国忧民的情怀，和阿伦特所讲的公民情怀，在对待城市对待公共事物的态度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它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阿伦特所讲的公民是自由基础上的平等，有外部的特征。而传统中国的报国情怀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产生的一种伟大情怀。在理想层面的是一样的，但是只是这样，其他的不同有很多的。

霍尔：我的意见跟刚才陈伟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在德国或者是在欧洲大家对政治这个概念的理解，可能在阿伦特的视野当中有一些不同。谈到政治的时候肯定会想到领袖这个概念，政治是一个国家追求民主的过程，比如说法国的大革命。但是在欧洲或者德国的传统当中其实“自由”这个词带有一定的消极意义，指的是在封建社会针对上层的统治者，普通的市民追求奋争获得一些自由，不让统治者来进行剥削。现在基本上说自由指的作为消费方面的意义，很多的市民可能对真正意义上面的政治事务是不关心的。在阿伦特的著作当中，在她的概念体系当中，她赋予了“自由”这个概念一些积极意味，指的是普通的市民获得自由之后，能够共同承担社会当中的一些责任。德国学生在研究阿伦特时对她的概念体系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其实阿伦特对于“政治”所界定的概念，跟以前的传统政治学有很多的矛盾之处。她探讨“极权主义”指的是一种呈水平方向的一种社会意志，另外关于她的作品《权力与暴力》当中，她对于权力的理解，以前可能是指有权力优势的人才能够享有的一种特权，但是阿伦特认为普通的市民也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式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不可言说或者不可沟通不可交流的。

王歌：刚才霍尔先生提到阿伦特的理论中所谓“去政治”，是指一个个体仅仅处于生产或者工作的状态，而没有政治的行动，这种情况下他不是一个政治人，他的生活仅仅是被商品化所卷走的生活。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生活是一种绝对的政治化生活，按照阿伦特的理论，怎样看待这个绝对的、极端的政治化生活？

陈伟：我们通常描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会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率，但这里讲的“政治”和阿伦特所讲的“政治”截然相反。其实阿伦特的理论体系中，这样一种大运动或者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不存在政治的。因为阿伦特反复说政治是平等公民之间交谈生活，要有公共空间，而实际上在中国的文革时期，是没有这种公共空间的。阿伦特用“极权主义”的理论来描述这样一种制度，它不仅是制度而且是一种经验和现象。这种现象是不仅仅破坏人们的私生活，而且破坏人们的空间，所以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去政治化”，用阿伦特的话来说是在一个完全排斥了政治的时代产生的现象，而实际上阿伦特说最终集权政治的崩溃还是需要真正公民生活的开展。

我们说此政治非彼政治，政治挂率的政治其实是一种支配，是一种外在强制力的支配，比较符合阿伦特理论中的“极权主义”。极权支配的本质就是否定真正的政治，因为他否定公民之间的交流，否定公民之间的集会，不允许公民之间在一起开会。虽然群众运动和大众在一起但也不是公共政治生活，恰恰是人们失去了这种公共空间之后所出现的一种状况。

霍尔：关于中国文革的理解，他补充了一点就是多样性，阿伦特在她的很多著作当中都强调了多样性。公民意见形成、我们个人的生活态度、我们的世界观都应该呈现一种多样性，而不都是统一规定好的一种状态。陈伟刚刚提到的公共空间，在政治生活当中是大家极力奋争获得的一种东西，公民有集会的权利同时也有解散这个公共空间的权力。而阿伦特在探讨极权主义这本书当中特别强调了多样性，她认为多样性是公民自我意见形成的自由，它的反面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可能会成为某一个党派追求的，最终会形成一种专政，其实专政就是一种恐怖主义恐怖分子的腔调，大家的思想都是一种状态，而不是多样性。

王歌：我刚才想到关于意识形态的话，霍尔先生说过“意识形态像是圣诞老人，其实他不在，大家都是假装他在。”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阿伦特说到参与或者是作为政治人的行动，怎么知道我的观点是对的？怎么知道我关于社会主义的共和制、民主的，或者随便任何事物的观念是真的、经得住推敲的，我如何知道这一点？就是除了这种行动的生活之外，最狭隘的理解有没有其他生活？比如理想思考的生活，或者叙述的生活。

霍尔：在阿伦特的著作当中她并没有针对我们作为人的养成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案或者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阿伦特有一本著作非常能够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就是《黑暗时代中的人们》，这本书对很多人作出了分析。比如这个里面提到的人物有布里希特，她描写了这样一种人的生活或者态度，阿伦特自己的生活态度并不是不断的参与政治，而是通过一种写作通过一种思辨式的生活来表达她的态度。

对于到底阿伦特应该被分到哪一个学科或者哪一类呢，一直都有不同的意见，她到底属于哲学家？还是政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大家都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所以在德国的很多大学当中很长一段时间不再讲阿伦特的课程，因为没有办法对她进行分类。同时我们在她的著作当中看到，她引用了很多文学上面的比喻，文学的一些图像，对她所说的这种思辨式的生活进行了一个新的定义。她强调我们这种思辨式的生活完全是闭门造车，完全是一些从社会隐退的人，她对公民的定义包括我们这些公民应该非常积极的参与我们共同的社会生活和公共空间事务的讨论。

陈伟：我赞同霍尔教授刚才提到的，阿伦特没有非常具体的关于人该怎么生活，或者关于人生理想的规划。实际上阿伦特把个人的生活和个人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交给人们自己。所以她谈的不是很多。另外你刚才提到的如何判断我的观点和意见对错的问题。

阿伦特她有一个很重要的关于政治和真理的讨论，假如说真理问题是涉及到对错的，但是可能在政治生活中本来没有对错，多以有对错之分的问题，不属于政治的讨论范围讨论，它属于哲学问题或者是真理问题。而政治生活恰恰是没有答案的，实际上是意见的交换，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每个人可以从多个立场了解到别人的观点居然和我的不一样，在这种交流过程中增长了见识，这里面无所谓对错的问题，这是关于政治生活中，她讲的对与错。

另外阿伦特关于生活方式的思考。她在参加对艾希曼的审判之后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一个人如果没有良好的思考能力没有良好的政治判断力，可能做出非常坏的事情。它不是一个真理问题、对错的问题，举例说让你去执行一个大屠杀的命令，这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阿伦特说只要你是一个人，理智健全的话，就应该想到这是不需要做的，这不需要论证，我们看见很坏的事情自然就不要去做。

但是阿伦特观察到有些人做了，而且做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后悔，觉得这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这是上级的命令，从这个角度探讨对错与、行动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王歌：我跟着陈伟先生再提一个问题，刚刚提到关于意见和智识或者真理的区别，其实在古希腊哲学中就有这种区分存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教会和世俗社会的分庭抗争，也构成这种道德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对峙。中国的传统似乎是权力要和道德的正确和智识甚至是绝对的宇宙真理相统一。这种要求是有传统的，换句话说这个传统的优劣我不太清楚，而我们这种没有意见和真理区分的哲学传统，如何回应这个想法？有区分是好的，但是是我们没有的。

陈伟：这个问题涉及很多方面，比如关于意见和智识，其实西方智识的传统，从我们的历史中很难找出存在对应关系的事物。我想有两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一实际上传统中国是不是存在一些不那么典型的关于真理和意见的探讨？也就是说因为中国古代有很多有智慧的人和一些思想家，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者其他不同的派别，很可能有过类似的思考，只不过它没有上升到非常完整的理论程度。比如说我们读《论语》，我们可以看到《论语》是一个对话，孔子和他的学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实际上有些学生看起来脾气还很大，评说老师怎么样，孔子和他们有交流，就是说意见的交换是存在的。孟子也好辩，我们说传统中国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也存在交换意见的可能性。

另外一个如果确实没有也问题不大，因为历来中国文化的产生是两种形式，我们借用理论家的观点说，中国文化的产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文明当中出现了一个伟大先知或者英雄人物，他创造了一个原创性的文化，他把这种文化产生的形式叫做感化。另一种是说这个民族或者这个群体里面缺乏这样原创性的东西。但是可以学习其他文明，我们称这种方式叫做怡情。感化和怡情两种方式都是很重要的，即使找不到也没有关系，我们一学就会了，就这么简单。

霍尔：从德国的角度发表一下观点，跟刚才陈伟提到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比如说在德国二十世纪传统当中一直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一些批判者，他们可能代表少数派表达观点，这种模式在公民意见形成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和不同的社会类似有关的。比如在德国还有另外一种概念，就是“公共公民”，这些公民有些人可能大学毕业，有些人可能是基于自己非常丰富的职业经验，不一定要获得高等教育才能够形成自己的意见。现在，在这种群体性社会当中，大家更多的不是自发地去思考，而是在公民意见形成过程当中首先要听从他们的看法，阿伦特强调说她是非常反对这样的态度。应该在形成自己意见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去听其他人的不同意见，自己思考之后才能得出自己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找到你自己的这种意见。

王歌：阿伦特有的时候作为犹太人作为女性像是一个政治要素，有时被她用来进行政治化的思考或者叙述，恰巧她是无家可归的，因此她要警惕任何人以这种扎堆或者标识的方式来对其他人施加暴力，她认为这些都是滥用，这和她是处于离散状态的犹太人有关。如果像中国人的状态，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概念非常暧昧，有很多层次。这涉及到对传统的保存，或者传统虽不至于说已经被丧失殆尽但也差不多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构建身份的中，是否存在一种张力，是不清太清楚的？请问霍尔先生。

霍尔：阿伦特她是一个犹太人，在1933年她意识到在德国继续呆下去可能会非常危险，于是逃离了德国，也因此得以逃过了犹太人的大屠杀。基于这个起因她后来对两组概念进行了非常清晰的划分。一种概念就是政治与文化，另外一种概念就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与民族的区分。她认为政治和文化应该作为独立的两个方面，政治不依赖与某一个人自己在文化方面的偏好，应该跟政治区分开来，否则很容易让在文化上占大多数的人群在取得政治上的权。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书当中，也分析了19世纪德国和欧洲历史过程中有一个民族的概念。一旦这个民族战胜了另外一个国家，就很可能会出现人种上的划分，战胜的民族认为我们这个人种获得了权力，因此我们就要对其他的种族进行一种强权式的统治，因此阿伦特认为要对政治与文化，以及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与民族意义上的国家进行划分。

德国二战之后经历了20～30年的民主时期，但是阿伦特始终认为每个公民都应该对这些概念做出一些自己的思考，或者能够搞清楚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异。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她到美国去参加一个建筑的展览，看到一个作品，在这个作品标签下面标注是美国人，但是来自于柏林，她就意识到设计师加入了美国籍，但在文化的认同上面，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德国人。

陈伟：我接着补充一些看法。

阿伦特思想的一个特征是把政治和其他很多人类生活的领域，比如说经济和文化相区分。我们在讨论认同和传统的时候，从阿伦特的角度来讲，她是想把两者完全区分开的，如果纠结在一起会产生很多问题。因为从她的角度来讲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逻辑，政治只是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能不能和平共处的一种形式，而文化和民族主义背后包含很多非政治的因素，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所以关于民族的想象，还有本民族的传统，这种想法也是人们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阿伦特说这个不影响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或者你认为你的传统是不同的，但是同样在一个自由平等的政治环境中共同生活在一起，做跟政治有关的事情。

还有“认同”这个问题对阿伦特的思想来说是一个难题，因为阿伦特非常理论化，她说“认同”实际上是一个不明确的东西，在问你是谁的时候，并不一定要明确告诉地说，是中国人或者是犹太人才能明确的活下去，而且有可能是一种多层次多元的多变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一个好的政治事件。

王歌：首先感谢刚才对文化和政治的区分，还有政治国家和民族的区分，我觉得这也是分析的美妙之处。因为混淆会带来特别多的问题，但是有时候一个概念的区分会有照亮的感觉。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觉得陈伟先生说的特别好，身份是不定的，按照阿伦特所强调的出生概念，自由就是一种出生，而且每一次出生都是一个全新的冒险，每一次出生都是一个奇迹，是同一的循环，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种创造性的生命在，这不仅仅是政治，也是一种思考，是一种叙述。我的问题是，这个“出生”和海德格尔的“死亡”有什么样的关联和差异？而且想简单听一下阿伦特从海德格尔那里获得了什么启发。

霍尔：现在一些跟阿伦特同时期的学者或者哲学家有一些也曾经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他们在描述和海德格尔相处的时候，都和阿伦特的表述差不多。他们都强调在海德格尔那里思考是一种非常有生命力的行为，他不是闭门造车，写很多书籍，然后通过书籍传递自己的智慧。而是在非常活跃地思考，而且通过思索的模式传达给他的学生。

他在二十世纪思索人的存在时，与古典哲学相关联，对二十世纪的人进行重新的定义，或者对二十世纪的一些古典作品进行重新的解读。海德格尔的方法也一脉相承出现在阿伦特的作品当中，阿伦特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对以前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概念或者现象进行了重新的阐释。在这里也要谈一下《阿伦特手册》的使用方法，就像我们在电话簿里面查询一样，把阿伦特的每一部作品都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介绍和梳理。阿伦特的作品当中有超过了五十多个概念，比如“劳动”、“生产”、“行动”，还有“政治”以及“文化”等等，她的概念梳理也都是在这本《阿伦特的手册》当中。也就是说阿伦特和海德格尔做的都是对于人的存在哲学概念上的全新定义和阐释。

你刚才提到阿伦特生的概念和海德格尔死的概念，阿伦特在界定人们的自我认同的时候，或者究竟什么是人的本质的时候并没有给出一个详细的阐释。她描述了人的条件，人的生存环境，而且她强调的生，不指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出生，也指政治上的出生，把人参与政治活动视为第二次生命，第二次出生。只有一个人和其他人进行意见交换沟通的时候，才获得一种政治上的生命。阿伦特强调除了物质性之外人和人之间意见的交流，强调关于人们共同感兴趣的公共事物的一些讨论。

陈伟：关于阿伦特和海德格尔，阿伦特说海德格尔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关于“生”的问题她对海德格尔是持批评态度的，实际上是批评整个西方政治学传统，也包括基督教哲学，以及哲学界的思考，忘记了生动生活的热爱。

另外阿伦特的哲学，一方面来源于对西方传统的批评，还包括她早期受到奥特思丁的影响。第二个来源是法国政治思想，有一个关于阿伦特可以引用，大意是谈到中国的皇帝是暴虐的，同时是很残酷的，但是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并没有那么悲惨，这个归于中国妇女强大的生育能力。就是说不断有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第一层面的“生”确实是新生命的世界；第二个层面是参与政治生活；实际上阿伦特的思想还有第三个层面，就是人的思想理论，她说人时时刻刻都有可能产生全新的思想，阿伦特关于“生”的哲学思考实际上是她思想层面非常具有特色的地方。

观众提问1：想请教一下对阿伦特极权思想的评论。

回答：关于极权主义这本书可以说是对于她个人来讲指出未来方向的著作。她的最重要的贡献是把极权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统治方式来界定，并且对把“极权”和“暴政”从方法学上进行了区分。大家普遍认为只要这是一种独裁那么就是极权主义，但是阿伦特认为独裁与否、残忍与否并不是定义极权主义的要素，而是要看它的结构和构成。

观众提问2：请问霍尔先生对中国政治了解，熟悉吗？能否评价一下当下的政治生态。

霍尔：我感到中国集中调控的成分比较多，不仅是经济和政治，整体社会生活方面都是这样。阿伦特也谈到过，政治是没有办法在大学里面教授的，行动也是不能通过授课的方式教授的，政治和行动都必须是每个人在经验当中来学习。

观众提问3：首先请教霍尔先生，你觉得为什么在美国犹太人当中得意出现汉娜·阿伦特这样的思想者？请问王歌和陈伟教授，为什么中国没有像阿伦特这样的女性出现，甚至连她的影子都看不到呢？

霍尔：阿伦特的生平造就了她这个人，因为她是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在青少年时期赶上德国民主危机纳粹上台，在她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学哲学，而且她延续了德国和欧洲的哲学传统。一开始阿伦特对政治是没有兴趣的，只不过后来她经历了艾希曼这类事件，经历了运动迫使她离开欧洲前往美国，到美国她发现美国是跟欧洲完全不一样的传统，是共和制的传统，而且跟法国大革命也是完全不同的，公民强调自己的权益，和欧洲的传统完全不同。

另外一个造就阿伦特的因素是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曾经是一个共产党人，在一个军事机构工作，跟苏联有密切的接触，后来他流亡到法国结实阿伦特，他们两个人一起去了美国。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的对话，她的丈夫关于共产主义，关于工人运动，关于人的自发性的讨论和思考，也被阿伦特收集到她的作品当中，也就是她探讨的“公民的政治参与”等等这些概念，在她的作品当中我们都能够发现这些不同的思想来源。

阿伦特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哲学教授，作为一个公民，她的思索代表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危机，在她的著作和概念的阐述当中体现了她对于危机的思考，也包括很多传统意义上古典意义上的哲学家，他们都是在危机的时期产生了很多有益的想法，也就是说政治不是产生于书桌前的。

陈伟：我们知道阿伦特是追求独立和自由的，非常的尖锐，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的女性呢？原因其实很简单，我想和我们的制度有一点关系。

王歌：我觉得首先陈伟先生的批判是有道理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要看到阿伦特生活的时代中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是非常严酷的，是灭绝性的。常常在危机的时代中能够产生好的思想，而一切都归于外界的压迫和审查，从整体上极端压制整个文化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所形成的。但是对于优秀的有独特思考愿望的人来说，他在任何时代都会寻找思考当中的新的可能性。我也不觉得一定强调女政治家或者女哲学家，因为性别是可以建构的，而且有的时候是一种承认，有的女性愿意自投罗网放弃成为哲人，而要成为小女人，或者小小女人。

但是另外一点我要提一句，我们不能一味赞成她的思想和作品，她的论文雅思贝尔斯没有给她优秀，她和海德格尔到最后保持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其实海德格尔没有认真的读过她的作品。

观众提问4：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刚才提到人的本质，我忽然想到马克思，我想请教汉娜以及今天的德国哲学界对马克思是什么样的评价？二是今天整个欧洲的政治学界都在讨论民主衰落的问题，想问一下德国的政治学界是怎么看待民主衰落的问题？

霍尔：第一个问题说到卡尔·马克思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今天我只想做一些关于阿伦特的讨论，我建议这位读者读一下阿伦特的著作《在过去和未来之间》，阿伦特试着去分析马克思的理论当中对于工人运动以及最后发展成斯大林主义一直到极权主义的讨论，她在进行这个部分的写作时，一直都在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概念。她也探讨了马克思主义遭遇到的困难，在现在的社会已经消除了阶级差别，不再强调阶级差别的社会当中，怎样看待阶级的概念。还有在当前工作型的社会当中，已经失去了本身政治的含义，这本书有阿伦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先不在这里过多阐释了。

对于第二个问题，因为大家好像不再有这样的挑战，促使人们讨论民主的基础这样的问题，只有当出现一些事件的时候，才会给大家一些契机来讨论。比如现在如何表达自己意愿的问题，在法国的报社遭到袭击之后，大家讨论关于用漫画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有跟穆斯林之间的问题，引发了社会的讨论热潮。还包括德国当时的一个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大规模的讨论，当时发生了非常令人为难的事情，有一个绑架犯绑架了一个小男孩，当时警方为了迫使绑架犯说出小男孩所在的地方，对他实以恶刑，所以大家广泛讨论了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刑讯逼供这种手段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情，一架飞机上有恐怖分子，目标是袭击平民居住的楼房，这个时候我们是否有权把这架飞机击落？对于这样的事件可能会引发整个社会对于一些基本民主问题的讨论。也包括讨论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问题，在东欧和西欧之间原来政治上的对立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欧盟一体化的讨论更多是出于经济和财政的考虑。可是在政治上如何运作也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在西方社会讨论民主衰落的时候，同时也是在讨论民主的基本构成要素。

王歌：如果各位和两位学者用一句话或者两句话来说，对阿伦特的研究有什么启示，或者未来还有哪些研究的点的话，两位会如何回答？

陈伟：我们从阿伦特那里引出很多思路，因为阿伦特的著作有两个特点。第一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指向一种世界主义的想法，超越国家界限。

第二阿伦特要求人们摆脱过去的成见，我们作为阿伦特的沿袭者，如果继承阿伦特的精神，以一个全新的独特的眼光来看当今世界的经验，而教条地沿袭阿伦特的思想。

霍尔：我认为在未来对阿伦特的研究当中有两个主要方面还可以去做。第一，对于阿伦特的作品带有评论性质的文章的发表。

第二，阿伦特的作品基本上全部都出版了，少数关于她的政治理论的书没有出版，在她的作品中，不同版本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英语版和德语版，有一本书德语版叫《积极生活》，德语版在语言上面更有诗意，更全面。还有另外一部作品《论革命》，这部作品当中包括了很多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和阿伦特对整个社会的思索，由于这个问题对于美国社会来说不太突出，所以英文版没有这一部分的内容。因此，对于德文版和英文版存差异的评论性作品的出版，在将来还是有一些工作可以去做。

关于在实践当中如何来读阿伦特的书，我曾经和美国的同事举行过读书会，在一个限制人数的小圈子当中，都是对阿伦特感兴趣的人，大家一起来读阿伦特的某一篇文章，因为某一篇文章也许你表面上不难理解，但是里面的信息非常的密集，里面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政治观点。在中国学习政治和哲学的书，学生也会和老师一起来举朗读会，对于硕士生来说，《积极生活》这本著作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在阅读作品的时候，学生们可以去训练独立思索的能力，我建议在读到原文或者不理解的地方时，希望大家不要去查找其他人写的研究性文章，也不要借助教授的解读，而是训练自己如何独立的去思索。

王歌：感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大家不仅仅是一种参与，也是一种付出，今天Pageon书店获得了一种公共性，通过我们的讨论和思考获得一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