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朴：悼念方励之叔叔
发表于 2016 年 01 月 13 日 由 成朴
在人类的黑暗时代里，个人的良知和良心是使人性生存的明灯。
我的方叔叔就是这样一盏我生命中的明灯。当我过早地失去父亲、在黑暗中迷失时，是他默默地担负起一份像父亲一样教育我的责任。他是第一个像孩子一样与我们孩子玩的大人。他在每个夏日的午后都带我和他的孩子去大自然里游泳。他是唯一一个平等地与六岁的我和其他小孩每天不厌其烦地争论问题的大人。他在那个靠撒谎生存的黑暗时代里指给我看真实之中的光明。也是他示范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生气伤心，而是要以各种无拘无束的笑声来对待人间的一切烦恼和黑暗。
我的方叔叔也是这样一盏他的学生的明灯。他的学生们是这样评价他的：当他是他们的老师时，他们都把他当做实在的益友；而当他不再是他们的老师时，他们却都要把他当作终身的良师。我想不出对于一个教育家有能够比这更好的评价。
我的方叔叔更是这样一盏我们中国那个时代中的明灯。在今天，在亚利桑那州明朗的天空下，我们想像不出他所照亮的是什么样的黑暗。为了平息他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有限的几个语言炸弹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专政要在八七年搞反自由化运动，并引发了八九年的中国人民大规模的争取民主的运动。让我在这里回顾一下他那时的那几颗主要的民主炸弹吧：
一、我们不应该让百年前的自然辨证法和马列主义继续束缚现代科学研究和教学的每一步。自然辨证法的许多结论已经被近代科学和现代科学证明是错误的。自然辨证法和马列主义必须被现代化－－人类总是脱掉旧思想才能进入未来。
二、在经济上是人民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人民。
三、现代化必须是全方位的。中国的近代史上已经证明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行不通。相较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社会制度和人的观念的现代化对于我们中国重要得多。
四、除了共产主义各个领导人的错误，共产主义本身可能就有制度上的根本缺陷，因为普通人民总是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下生活得更幸福。
方叔叔的这几点在今天在中国，已经成了所有人民心中不证自明的真理，虽然方叔叔本人仍然是中国政府眼中的头号通缉犯。在中国政府为中国不能民主化所做的诸多证明中，最近期的版本是“中国某些村落交通不便”。方叔叔，您是不是非常得意您的一生，也是不是正在冥冥中和我们这些悼念您的人们一齐－－在为您一生中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而在暗自微笑？
谢谢你，方叔叔。
成朴，写于二零一二年。
这是我至今为止一生中最不愿写的一篇文章，因为这是我在我的方叔叔－－方励之先生追悼会上的悼词。
我在年轻时刻意隐瞒我与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的亲密关系，觉得这样才能保持我的独立人格。现在生命已经过去了一半，我开始懂得弃恶扬善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现在我这一代曾经年轻过的痕迹已经被中国当局基本抹掉，忘却的焦虑早已取代了沽名钓誉的疑虑。
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是我母亲大学里最好的朋友。五七年反右时，方励之和李淑娴提出中国那时专制体制上的诸多根本问题，尤其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马列主义的实质”、和“青年该不该的独立思考”等问题，李阿姨被划为右派，两人都被开除党籍。我母亲思想正统，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但做为学生党员干部，坚决不同意开除和敌视右派同学，以后她自己也在反右补漏时受到党内处分成为准右派。
那时北大的江隆基校长，和物理系的一些老师，曾力图保护学生。比如在以李淑娴为例从一个优秀学生“堕落”成右派的辩论中，王竹溪老师仗义执言，认为她不够右派，使她没有被北大扫地出门；黄昆老师在反右后仍然让李阿姨加入在他主持下的国家重点项目“固体能谱组”工作，1961年方励之和李淑娴结婚，黄昆先生还亲自从头到尾参加了他们小而简朴的婚礼聚会。反右中江隆基校长自己因反右不力被调离和降级，文化大革命时被打死。北大的右派，大多是新校长陆平在邓小平指挥下划的，而且最后有一批右派学生被开除并扭送劳改营。我母亲和方叔叔、李阿姨，都成了反右被打击对象，因为怕别人说串联反党，方叔叔、李阿姨此后多年不敢和我母亲相互来往，直到我父亲去世。
方叔叔一生，最为世人质疑的，是他和李阿姨在１９８９年学潮以后躲入美国大使馆避难。其实这件事应该从几个方面看：
首先的问题是：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是不是政治家？
方叔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在政治思想上的风云人物。因为他出国较早，感受到几十年浩劫以后的中国和西方现代化社会的的巨大反差，成了思想上的先行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曾经兴起过伤痕文学。但伤痕文学所反映的，只是各人所受到的磨难，特别是当权者和他们的家属所受到的暂时的磨难，对民族所受的痛苦的根源根本没有触及。而且伤痕文学本身也很快被当局叫停，没有机会深入下去。伤痕文学所增加的不过是另一种“公子落难”式的京戏。
那时，方叔叔和李阿姨家里雇了个农村来的洗衣工，她的丈夫仅因在大饥荒中从以前自己的田里偷了五块白薯给濒死的一家人，便被送到青海做了十二年苦役；这种事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在生活中已经见过多次。当我看到这些比《悲惨世界》更悲惨的中国现实版，给我的触动很大。所以八十年代初，中国觉醒最早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的出路不仅仅是头痛医脚式的平反（虽然平反本身使上亿人脱离了贱民的命运），而是在根上改变中国的制度里害死人的那些东西。那时在北大和中科院与方叔叔经历相同的人，与方叔叔的看法都相似，甚至私谈中的观点比他还激进；只不过别人都在一面说官话，一面给子女攒钱出国留学。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首先是讲良心、讲真话的科学家，而且带着顽童的、刨根究底的性格。学物理的都有点顽童性，比如家里好好的闹钟，偏要拆开来看看里面是如何转的，能不能装回去就看个人物理学得好不好；所以专制下各国的异见者很多都是物理学家。
八十年代初，几乎所有在西方的中国访问学者都在吃方便面煮鸡腿给自己省钱。可方叔叔在意大利作访问学者时，一次因为要出席正式场合，却跑到最好的西服店里自费做了两身西装，说他代表中国，不能在台上穿着当时国内做的土西装丢人；虽然方叔叔平常不讲究穿。平时在国外开会，他为了多与国际同行交流，总是自费和外国同事一齐出去吃饭。而在那个时代，中国的访问学者过去穷怕了，为了省钱，在外尽量憋着不去上厕所；加上怕回国后被无端生事、兼外语不好，绝大多数基本处在萎萎缩缩的半自我封闭状态。方叔叔为了追求学术和思想上的交流，那时他在国外也是很勇敢和独特的，像个小顽童一样为了心爱的学术和思想就什么都不管不顾。在世界各处，方叔叔总是找机会自费到处游历和体验。
他的体验往往转化成美妙的文章，在八十年代，为我们打开除了“物质极大丰富”以外的另一面现代文明的窗子。他的那些体验文章，许多已经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中的经典，比如《在赞美我主之后的午夜里》和《重访卡布里》。我小的时候谗，记得好多他说的世界各地和吃有关的故事。比如他说日本餐馆里的饺子很精致美味，都是用最好的东西做的，但一客饺子只给五个；害得他为吃饱饭专心搞科研，又不好意思给日本人留下中国人是饿鬼的印象，最多时一顿吃了七个餐馆。别人请他在东京银座最好的餐厅吃饭，主菜是一束连壳蒸熟的绿色的稻子，以极特别的方法精心培养成，配以最名贵的清酒－－结果他还是没吃饱。由此，我对日本的文化，有了很深的印象。又比如他说他在巴基斯坦开学术会议，那里的羊油炒饭特香特好吃，与会者都吃了不少；可吃完后不管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拉肚子，结果那段会议是大家边拉肚子边开的。从这个故事里，我一下明白了高鼻子篮眼睛的西洋人和我们中国人其实是一样的。
同时，方叔叔经常把自己较高的国外收入用来帮助在国外较困难的出访朋友和学生，在私德上方叔叔其实是个真正的和本质上的、只讲对别人付出的“共产主义者”；他的朋友很多，自己也很因朋友多多而快乐。我母亲去意大利做不同物理学科的访问学者，遇到好几个他的朋友。在日常生活中，方叔叔也到处显示出他的稚气和顽气。以后，方叔叔在国外的私谈里，也常触“政治正确”的红线，那时方叔叔就会左右看看别人严肃的表情，吐一下舌头，做个鬼脸，像极了一个被别人捉住错处又不愿认输的小顽童。
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是很热情和对人没有城府的人。我第一次见到李阿姨，是在我父亲于１９７３年去世后，我母亲由于过度悲痛和过度劳累而暂时不能理事，李阿姨不时带着我在她家里住。李阿姨那时住的地方其实不能叫家，大约只有10平方米，是三家人挤在一套三居室的公寓中的最小一间，她自己的两个孩子很大了都没有条件接回来，丈夫也长久在外很难相聚。李阿姨自己身体那时也不好－－因长期在没有防护的条件下研制半导体材料和做晶体管，导致中毒弄垮了身体，又在鲤鱼洲超强劳动染上肺病－－她大学时是长跑运动员，那时肺病刚刚好，上四层楼回家都要喘半天气。在她的小屋里，李阿姨天天尽可能给我做好吃的、陪我聊天。李阿姨那时挺穷的，因为当右派，她的工资要比同龄人低。她熨烫衣服用的是个铸铁的烙铁，在火炉上先烧到烫手，然后在衣物上喷过水后再烫，烫时要全神贯注。李阿姨把我的话匣子打开了，自己一分神，把她唯一的一条“好”裤子（还是自己手缝的）烫了一个大洞。我至今还记得那条棕色的裤子烧糊时的焦味，和那时李阿姨气恼中的笑声。
我第一次见到方叔叔，是1976年李阿姨分了两居室的新房。从旧居搬去的家具连一间都放不满，另一间小居室基本是全空着。这就让方叔叔晚上关了灯用来当“鬼屋”，他在里头装怪，我们一帮小孩进去捉怪，但在“鬼屋”里总是被怪捉，那时整个小单元里都是大人和孩子的笑声；以后我们这些孩子总盼那个装怪的叔叔快点从外地回来。以后，那个装怪的房间成了方叔叔和李阿姨的两个孩子的卧室、放电视的地方，也是我周末躲在里面看书的地方。方叔叔从国外带回好多书，两个居室顶天立地的书柜都装满了书。我一边在装怪屋里看我能懂的书，比如在美国的黑猩猩露西如何开始用手语与人类交谈，一边咀嚼着白天学的那些被要求必须熟背但已经没人相信的政治答题、和中文语文的那些课文，心里开始了对谎言教育的小小反叛历程。小单元的另一间居室成了方叔叔李阿姨的卧室、书房、兼客厅，在那里方叔叔李阿姨接待过的既有科学上的世界名人、又有他们的同行同事，更多的是他们的学生、与他们同样在过去落难的普通人、和思想敏感的艺术家。一些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写好了文章，甚至只是有了想法见解愿与他们分享，就大胆登门来访，也能得到他们的耐心倾听、热忱鼓励、和诚恳意见。他们夫妇对青年人种种优秀之处也总是赞不绝口，是真正地喜爱青年人。
方叔叔在家时，那一间居室有时就像年轻人的俱乐部；年轻人多时不仅那一间居室的床沿地上坐满人，走廊里甚至厨房里也站着人；大家的争论声和欢笑声不断。我记得有一位完全陌生的人，大学是学工程的，在一个山沟里修战机，但他对广义相对论和天体物理感兴趣、并且做了多年的探索；他辗转通过我母亲找到方叔叔，希望给他指点一下。方叔叔专门用了一个晚上屏开他人、它事，看他的工作和给他答疑。那个叔叔事后非常感动－－因为方叔叔是完全平等地待他；也有些遗憾－－因为他信息不灵闭门造车用许多年走了很多老路和弯路。在与社会同呼吸的同时，方叔叔和李阿姨在那另一间居室里做了很多研究，翻译了许多书，写了一套思路很新颖的普通物理教材，并推动中国和国外在科技、文化、和思想上的交流。
我在方叔叔和李阿姨家多年，很少听到他们互相谈政治，他们互相谈的总是业务。那时李阿姨忙得天天没有时间做饭，家里常吃的是食堂买来的馒头夹酱豆腐，再加外头店里买来的烧鸡或粉肠，尽量生吃蔬菜、或把水果当蔬菜吃；我们小朋友间管他们夫妇的小儿子叫馒头大王。那个两居室小单元在顶楼，夏天特别闷热，没有客人时，方叔叔总是挥汗如雨地穿着小汗背心在书桌前工作；有人来就赶紧好好整洁一下穿上衬衫出来会客。方叔叔和李阿姨在那里蜗居了许多年，１９８７年方叔叔被开除党籍踢出科大时那个小单元还上过美国的《时代》杂志，直到那时当局才匆匆给他们换房。以后他们非常留恋那个杂在北大教工宿舍中、熟人老来串门、冬冷夏热的小单元。
究其一生，方叔叔其实尽其力量在做学问、和帮助他人一齐来做学问，只不过他不说假话不害人的道德底线、他当科大副校长的历史机遇、他光明磊落的顽童性格、和他爱帮助人的秉性，使他在官话假话横行的中国文化里，突显出来，成了喊“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那个小孩。方叔叔和李阿姨，没有当过一天政治家－－他们只是有社会责任的和正直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因大多数人的退缩和自私，而成了肩负起时代使命的政治人物。
其次的问题是：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是不是中国学潮的推手？
１９８７年科大的学潮，方叔叔曾经在科大图书馆前劝阻学生、力阻学生走出校园，然后却以“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鼓动学潮”的“罪名”再次被开除党籍和撤职查办。我在北大参加１９８９年学潮完全是个人的行为，学潮开始后就刻意不和他们联系；而且因为顾虑到要不连累他们，尽量不做出风头的事。１９８９年学潮期间，他们夫妇早已在监控之中；他们因为怕学生运动受他们的连累，而且觉得自己光明磊落，他和他当时工作的北京天文台也有意给监控提供一切方便。即使如此，事后他们仍然还是被当局定为学潮的主要推动者、组织者、和中国的头号通缉犯。这两次被修理，不过是那时中国的太上皇邓小平一贯的把被他整过的人当私敌的阴暗心理的延续，和中国过去重点打击敢于独立思考的人的传统、及指鹿为马的统治手段的复辟。不过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对中国八十年代所发生的历次学潮，并不是无辜的。因为他们在当权者灌输的党性和纪律以外，已经给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播下了人性和自由的种子。那时大学里的年轻人普遍厌恶入党钻营，方叔叔反而号召优秀的年轻人都去入党，从党内改变这个党，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中国的进步－－这竟然也堂皇地成了他反党和推动学潮的罪名之一。中国当局那时不能相信的，或者干脆不愿相信的，是接触到民主自由和人性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搞学潮争民主自由和人性，是不需要幕后推手的。
最后的问题是：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该不该当那时中国的谭嗣同？
我们中国人有很浓的怯懦的英雄情结，即爱看杀头和给杀头叫好；这种怯懦的英雄情结从京剧的舞台上漫延开来，不少人希望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该当“六四”时中国的谭嗣同，而不应该到美国大使馆里去避难。其实中国在清末出了谭嗣同是有条件的，因为那时清朝还在公开过堂和公开杀人－－如果像前苏联和我朝那样审判和执行都是黑箱操作，谭嗣同大概会被默默地活埋在历史里，就像昨天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和今天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在中国的境遇一样。而且那时的清朝司法已经开始改革，已经不再搞株连；否则像清朝以前那样把家人流放到极北苦寒之地给挂甲人为奴，或者像明朝那样干脆把犯人的家属男性送去养房女性送去教枋，谭嗣同大概不会去争当谭嗣同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前苏联和我朝被批判之人往往在公开的场合拼命地认罪和痛骂自己。而且没了谭嗣同，中国的维新运动并没有因英雄式的死有所进展，而是走进死胡同；死了黄花岗七十二志士，辛亥革命逐渐演变成黑社会老大兼政治流氓的复辟独裁史。有理想的纯洁之士死了，野心家阴谋家没了制约、就会随心所欲地翻云覆雨；所以为演戏式的壮烈而死其实在历史的进程中一般不可取。何况方叔叔和李阿姨那时已经被指鹿为马地整了多次了，再去学做谭嗣同就是愚蠢和自寻冤死。
我在１９８９年学潮绝食开始后开始担心学生运动的走向，打破了自己的禁忌去找方叔叔和李阿姨，希望再一次得到他们的指点和帮助－－希望他们能够站出来劝学生冷静和退让一下；结果发现他们已经在竭其所能用他们的所有渠道劝说学生冷静和妥协。可惜在那样的形势下，他们的谆谆忠告被淹没在口号的汪洋大海里。我周围的多数人，即使私下能够被说服，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那个情绪和那个政治大舞台，就再也不能自持、而投入到那场忘我的全民演出之中。我们这几代人受的政治教育，一直是激进是永远正确，而妥协是叛变失败。虽然我们在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过程中转换了角度，但我们的视野却是很难一下提高－－明白路要一步步走，妥协才是民主政治的精髓。更何况在学潮中有各种野心家和阴谋家在挑事出风头和兴风作浪。那一刻我第一次看到以前在任何时候一直都是乐观和激情的方叔叔和李阿姨在历史的大潮面前变得无助、无力又无奈，心里能够想到的答案只有自己“多做事”三个字。
六月四日凌晨，我作为学生纠察队的队员，在六部口亲眼见到杀人，看到上百个被子弹打伤的百姓被别人扶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去医院，每辆这样的自行车后都是一路的鲜血滴。这一切竟然是发生在我们十几个学生刚刚在长安街上救了几个从被路障挡住的先遣侦察车上下来的士兵，用我们的身体去为他们挡老百姓打来的砖头和棍棒。我们这些学生当时都蒙了，是老百姓拼命把我们往后推。冲进北京的部队，占了长安街，仍然不放过街两旁怒吼的老百姓，时时用冲锋枪往街旁和交叉路口里扫射。所以我所看到的政府和军队在六月四日时杀人根本是为了泄愤和立威，而不是为了完成占领广场的任务。我在六月四日凌晨，给方叔叔和李阿姨打了个电话，介绍一下我亲身看到的情况，和表达了一下我的悲愤。几日后事态平息些，和方叔叔和李阿姨已经失去联系，我骑车出去转转，看到北大已经成了鬼校；北大周围的小脚侦缉队已经被组织起来带着袖标巡查、使外地人惶惶不可终日；老百姓抗争过的烽烟还没有完全熄灭，北京的各主要街口已经有全副武装带钢盔持冲锋枪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一下明白我已经是亡国之人了，而且想到我给方叔叔和李阿姨打的那个最后的电话忘了说：赶快逃吧，这个政府不值得你们被抓在它手上。
从中共当政后的历史上看，一代代愿意自己思考的人被整肃、被打击下去，中国人的思想也在一代代地倒退和死循环。１９８９年的学潮虽然是开启民智上的一个相对的历史性的高潮，但它的主要口号只是反腐败和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并没有达到３０年前反右前知识界质疑中共专政基础的高度，更没有达到７０年前“五四”诉求科学、自由和民主的的高度；而更符合京剧中老百姓对“清官”和“好皇上”的期盼。我们八十年代这一整代人最不幸的是在“六四”中错过了中国在思想上现代化的历史机遇后，才各人零星地重新发现了我们前人早已熟知的政治上的知识和经验。而１９８９年后在政治上受了挫折和在经济上受到优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在道德、眼界和水平上都在整体上大滑坡，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了３０年前“反右”后知识份子整体的不断堕落过程。有知识的人堕落起来，要比没有知识的人堕落起来更可怕，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不久前还跟着政府的指挥棒狂热地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民族，和现在转眼又跟着政府的指挥棒狂热地把一切都当商品出卖的民族，和盲目大搞民族主义的民族。当代的中国知识份子，小心翼翼地把“不惹事”当做处世的第一原则，所以学生也学不到真实的历史和思辩方式，最多从网上得到戏谑式的只言片语；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里中国的愚民教育反而要比几十年前的八十年代成功得多。中国的知识份子似乎忘了，不久前愚昧的学生往死里打老师，他们自己是有责任的。
在中国，独立思考和传承思辩一惯是最艰难和最危险的工作，所以中国在历史上老反复地做相似的大蠢事。在今天，方叔叔如果在中国，一定会是很孤独的；他在八十年代其实赶上了他能发言的特殊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年轻人能够在中国从正面接触到民主自由、和科学技术中的真正文明精神，也是因为八十年代那个中国现代史上那段很特殊的历史时代。但我相信，方叔叔在国外有机会系统地写的那些文字和历史，一定会在中国未来对那些仍然愿意自己思考的人在适当的时刻有所帮助。
所以今天，我完全赞成方叔叔和李阿姨那时做的那个选择，并且庆幸他们及时做了那个选择。亡过一次国的我也找到了新的祖国。在国外，在繁忙和丰硕的科研教学工作以外，方叔叔仍然为中国的天体物理做了极大的贡献。做为中国的头号通缉犯，方叔叔竟然真的像中国的《人民日报》所刻意宣传的模范那样，１９９２年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安定下来，就用教授传统不多的工资给北京天文台买天文望远镜专用的特别滤光片，每片五千美元。他不仅一直和国内合作、出文章，带国内的青年教师和学生；而且通过意大利的一些研究机构，每年给国内年轻人提供出国研究的经费，一度是科大和中国科学院的天体物理方面，能独立出来做研究的年轻人的主要途径；这笔钱包括原来出资方拟资助他小儿子的全部费用。不再有条件和中国的年轻一代直接对话，方叔叔就尽其可能一个个地帮助中国的青年人。而他每次从美国西部飞去意大利天体物理所开理事会，为了给这笔经费省钱，都是坐２４小时的经济仓。方叔叔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其实是累死的。方叔叔真的是最后献身给了他所热爱的科学和中国的年轻人。
我深切地怀念您，我的方叔叔。
成朴，写于二零一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