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落马的地市官员背后，都有数十个乃至数百个行贿人；一个央企老总出事，其下属几十个公司部门经理都会因行贿而被协助调查。”一位检察机关的副检察长表示，不仅行贿人数众多，行贿金额也令人瞠目，动辄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

　　“中国是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再加上我们从计划经济年代走过来，人们形成了‘有事找熟人’的观念，而找熟人往往是拿钱开道的。最初是用礼品，礼节性的意思意思，可事情大一些，关乎升官发财的事情，礼品力度就不够，必须拿钱收买了。”上述副检察长表示，民间甚至有“人托人能搬动泰山”的说法，这是行贿人数量惊人的一个基础背景。

　　“我们查处了一个市委书记，查到直接行贿人有60多人，但实际上潜在的行贿人更多。”一位反贪局局长表示。

　　该局长表示，首先，查处一个官员，可能牵出数十人乃至上百的行贿人。

　　“查处了一个县委书记，该县80%的科级干部可能都会牵扯进来，这也给办案带来很大挑战。”该局长告诉本报记者。

　　“目前来看，经过近两年的反腐推进，不收手顶风上的‘老虎’越查越少了，但是下边的‘苍蝇’还没有收敛。这些人在受贿的层面里属于第三层面，这个群体也是庞大的县处级。”该局长表示。

　　查阅那些由查办案单位人士撰写的文章，不难发现，区县级官员往往被认为是“贿赂主要目标”。撰文者往往总结认为，这一现象与该层级官员权力运行状态有关，更与其面对的下属、商企业数量有关。

　　“实际上受贿案件查处成功，是行贿人配合的结果。行受贿双方往往一对一进行，检方很难拿到证据。如果行贿人不配合，对受贿罪的指控就很难落实。”倪泽仁表示，配合的同时相对应的则是有可能从轻处理。

　　出于各种综合的考虑，一旦检察机关有要求，行贿人基本都会选择配合。

　　京师律师事务所刑辩律师许浩介绍，司法实践中，大多数行贿者都会主动交代行贿行为，以求从轻判刑或缓刑。

　　“一个官员被提起公诉后，其身后总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买官的官员和逐利的商人协助指控，正是在这个程序中，这些行贿的官员、商人，完成了从一个行贿人到污点证人的华丽转身。”倪泽仁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