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发明，或者说规定了三段论。同一时期，厚黑的中国大教育家孔丘他老人家却极力推崇赋比兴的《诗经》和扭曲（crooked）的《春秋》。如果说中国和科学的发源地欧洲走在两条路上，那么这两位便分别是这两条路上两座高高的灯塔。

赋在汉朝曾经繁荣过一阵子，终于式微，大约仅在近代修辞的排比句中还留下些许痕迹。说白了，赋就是把简单的话说得花里胡哨。或者可借用现代俗话“绣花枕头”一言以蔽之。这种华而不实很多时候还反应在人们的行为上。汉末袁绍和曹操在官渡对阵，袁绍的出场式五花八门，执仗摆了好半天，让曹操好生耻笑。打仗或者体育比赛本来就讲究效率，能够一招制敌便制，花架子却万万使不得。当然由此也可见曹操是一位不世出的大英雄。雄才大略的曹操也能写诗，虽然不多，但往往直至人心。建安风骨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令中国文风为之巨变。可惜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物太少。好容易有这样少数几个，还被国人一直当作反派，可见这社会传统有多么扭曲。

《诗经》中的比兴思维却遗祸至今。按说比并不是那么坏，或者说原本不坏。然而若没有严密的逻辑和对事物本身的理解，比喻往往流于浮浅。或者说不求甚解的比喻虽然经常给人带来灵机一动的愉悦，后果却可能是灾难性的。

中国的传统“医学”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叫做取像比类，根据的就是“比”。这里试举一例。古人见 蝙蝠能够夜间飞行，因此认为蝙蝠的眼睛一定很好。于是他们认为蝙蝠的身体某部分可以明目。虽然到此为止，古人关于蝙蝠视力好的猜想以及进补的推理已经错了，但请各位注意下面这个思维大跃进。于是，古人决定吃蝙蝠的矢治疗眼疾，并美其名曰，夜明砂。这样的例子在中医药中比比皆是，远非个案。因此，倘若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委倒还罢了，倘若知道还信、甚至用的，其智力怎能不令人捉急。现代诸学科中即使心理学都不敢有这么跳跃和奔放的思维。

兴和比往往同时出现，有时候比兴中所托之物看似与后面真正想说的事情没有联系，但是通过仔细分析，它们总是能够前后（胡乱）联系起来，至多扒个马褂罢了。

中国古代利用比兴的胡言乱语多得不胜枚举。诸如“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诸如“羊群走路靠头羊”。前者同样是比兴先错了。至于后面那例，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鲁迅先生当年的疑问：往哪里去？把无用甚至有害的中医药做成万亿元人民币的大市场显然是不对的。

与沿用两千年的赋比兴不同，不教人好好说话的春秋笔法历代被许多文人诟病，然而自古至今也有许多文人甘之若饴。所谓春秋笔法，即同样一件事情，在有的人的笔下可以是黑，换个人物或者心情又可能成为白色。本来的黑白分明，最后是黑是白却全凭个人心情来决定，荒唐透顶。

我记得小时候有某发行很广的小学生报纸教人作文咏雪，说一般人只会赞叹雪的洁白美丽。偶尔有人写道这可憎的雪掩盖了世上诸多肮脏丑恶，报纸便评说这孩子（也可能是孩子家长）笔锋出其不意，有“想象力”。大约编辑已经不觉得这深得春秋之法的“想象力”有多么恶臭。现在想来，这样有想象力的孩子或许自此走上文学道路，成为作家，并且混迹于各种虫二米兔的作家、媒体或者公知酒局了。

总之，《春秋》让人说话可以枉顾事实，《诗经》则是让人胡乱推理。呜呼，这样不教人“摆事实、讲道理”的国学传统，你小心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