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进家门前先迈火盆

他还不习惯家里的舒软的床垫，“太舒服了，就像和后背不贴合一样。”20年，他睡惯了木板和水泥地。

为了迎接杨明回家，家人做了一番准备。被褥换成了绣着龙凤的大红色，临街的一楼门脸贴起了红纸黑字的宽大对子。他们还特意借来一辆红色轿车去铜仁监狱接他。

杨明在宾馆洗了澡，换上家人带来的红色T恤。他与母亲还有女儿，坐在车队打头的红色轿车里。他始终握着母亲和女儿的手。

家让他感到陌生了。以前繁华的天柱县南门路已是一条老街，20年前，他家那座颇有些鹤立鸡群的四层小楼，在不断崛起的高楼中，显得陈旧破败。

走进家门前，他迈过一个火盆，寓意20年的牢狱生活彻底留在身后。

突然的改变让他感到很疲惫。连着几天，一到七八点，他就上床睡觉了。他还不习惯家里的舒软的床垫，“太舒服了，就像和后背不贴合一样。”20年，他睡惯了木板和水泥地。

他背有些驼，走路时很少抬头。有人打招呼时，他赶紧点头哈腰，却不太去直视对方的眼睛。他的眼神中始终有种不敢放松的警惕。

每隔十几分钟，他都会从裤兜里掏出手绢，擦去嘴角流出的口水。他说这是当年被刑讯逼供后留下的毛病。

他原以为自己不会哭。可出来后，发现根本做不到。就像有个开关控制眼泪一样，说到在监狱的苦闷和绝望，开关自动打开了。

8月15日，他51岁的生日，他没让家人买蛋糕，“没那个心情。”街坊们纷纷道贺，他却还是高兴不起来。

他想像20年前一样，可他清楚，命运不能复返。

他记忆中的审讯的情形通常是，他跪在地上，五花大绑，双手背在身后。刑侦警察的圆头皮鞋，踢在他的前胸后背。

根据案卷材料中的警方问讯笔录，在审问杨明之前，警方从王家凤父母处了解到，女儿生前与杨明要好。1994年12月21日晚上11点多，女儿从家里出门说是去找杨明，此后就失踪了。警方还发现了王家凤生前的一本日记，记录了她和杨明从热恋到感情破裂。

杨明并不认同曾和王家凤有过恋人关系。但他在向警方供述时，承认和王发生过几次关系，是在朋友家里。

案卷材料中，由天柱县公安局刑事侦查队出具的《关于2.18荷花塘女尸案的破案报告》中提及，天柱县公安局刑事侦查队根据王家凤家人和这本日记提供的线索进一步侦查，发现杨明屋后的厕所距抛尸点仅21.94米。而杨家厕所后门的一根木棒上有荷花塘泥土。杨明的疑点在上升。警方也由此锁定杨明是唯一的嫌疑人。专案组推理，杨明犯罪的动机是情杀为主，但也不排除财杀。

杨明始终未做有罪供述，1995年8月28日，杨明被逮捕。1996年9月13日，贵州黔东南州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杨明故意杀人。起诉书中写道：王家凤得知杨明与杨雪梅相恋后，1月21日到杨明家与其争吵，次日凌晨一时许杨明将王家凤扼死，并抛尸屋后荷花塘。

狱警拿他训诫其他不听话写申诉的犯人：“你看杨明，快20年了，有什么用？”

杨明不服判决。在监狱，他拒绝劳动改造，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申诉上。

监狱里有几条生产线，做丝锥、齿轮等零件。劳动的好，会得到加分、减刑的奖励。

“我要写申诉，没空。”拒绝劳动改造的后果，是除了一次被关进几个人同住同吃的狭小牢房，不能出去活动外，他很少遭受惩罚，更没有被减分。杨明后来慢慢明白，“很多狱警都知道我的事，他们同情我，所以对我比较宽容。”

他不停地写申诉。从看守所写到监狱，每天至少6个小时。写到手麻得不听使唤，方块字成了无法辨认的线条条。

如果手不受伤，他可以写得更快。杨明说，他的右手留下了刑讯时的伤。字写多了，手指吃劲，牵着整个胳膊疼。他要不时地甩胳膊缓解疼痛。

申诉材料的每页信纸上，他都用大拇指按下两个清晰的红手印。

他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贵州省相关机构等寄出了反映冤情的控告信，他记得很清楚，一共寄了625份。他也向全国各地的律师事务所、媒体发出求助信。

他直接写信给有关领导，后来这些官员中很多人都落马了。杨明忍不住乐起来，他描述如何满怀虔诚地写给时任中央政法委员会秘书长的周本顺，“亲爱的周秘书长……”“谁知道后来也落马了，”他叹息起来。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申诉材料转一圈，又回到原点。

他记得监狱里的信箱，等管理人员去开锁取信时，锁锈住，不得不用棍子撬开，犯人们塞在里面的待寄的信落了厚厚的灰。很多时候，申诉材料发不出去。

杨明一次次跑去问有没有回执，管教人员用一个字回复他：滚。

他成了监狱里的反面教材。狱警拿他训诫其他不听话写申诉的犯人：“你看杨明，快20年了，有什么用？”

杨明还拒绝减刑，拒绝死缓减刑为无期。有人问他，不怕死吗？“不怕，绝对不怕。”

杨明说，“从头到尾，都自信。有理走天下。”

监狱管理局的一位干部多次找杨明谈话。这位干部告诉杨明，即便他不争取积极表现减分，也可以考虑给他减刑。

杨明一口回绝：我没罪，谈何减刑？减刑是对我的侮辱。

监狱最后还是给杨明减了刑，从死缓减到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