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个出自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的演讲视频刷爆了朋友圈。在这篇题为《农村儿童的发展怎样影响未来中国》的演讲中，罗斯高先从“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入手，引用各种数据得出一个观点：中国农村低水平的高中入学率将让中国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接下来，他探讨了入学率低的原因，一方面源于生理层面的营养与健康问题，另一方面则源于心理层面的认知发展问题。后者被他称作“更严重的、最大的、没有人知道的问题”。最后，他介绍了其研究团队的一项研究成果，通过妈妈给留守儿童进行为期半年的干预（包括讲故事和玩玩具），儿童的认知发展恢复了正常水平。他据此结论，让妈妈留在农村养育孩子，未来中国就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面对这样一篇充满了数据跟图表，论述上看似环环相扣的演讲，一般观众想不被他说服都难。但在经历过长期学术训练的我看来，整个演讲的逻辑转进，存在三四处巨大跳跃。更不消说，演讲中大量涉及我专长的心理学知识，而罗斯高的表述一错再错。

我无意在经济学家面前班门弄斧，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仅指出一点：演讲第一部分通过各国高中入学率，特别是韩国和墨西哥两个个案与中国对比，单从逻辑上不足以得出入学率跟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因果关系。我特地拜读了作者就此议题发表的相关论文[1]，文中也没给出更充分的论据和模型，倒是充满了“可能”“也许”这类不确定性的表述。而当这些副词在演讲中被隐去，留给一般观众的印象会是，这位专家给出了一个事实，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未经充分论证的观点。

现在进入正题。在心理学方面，这个演讲最严重的一个错误，是对“关键期”概念的滥用。首先引述一项经典研究来解释何谓关键期[2]。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Hubel和Wiesel曾把新生猫咪的一只眼睛缝上，让它只能使用另外一只眼睛，三个月后拆掉缝线时，猫咪就无法形成正常的双眼视觉了，那只看上去完好的眼睛实际上是瞎的。相比之下，就算把一只成年猫的眼睛缝上一年，它也照样视觉正常。由此可见，在猫咪成长的关键期，一方面是已经写进基因里的编码要构筑蓝图，一方面需要来自环境的刺激提供材料，两方面合在一起才能形成正常的视觉。

几十年来积累的研究证据表明，除了视听觉等少数生存必需的基本功能存在关键期之外，人类的大多数心理功能都没有关键期。无论是大脑的可塑性，还是后天环境与先天基因的交互作用，都意味着我们的很多功能，是伴随成长不断发生着变化。而在罗斯高的演讲中，却反复强调，我们的认知和智商，“90%是0-3岁的发育决定的”，到了3岁，我们的脑子就“已经定型了，不能再提高”。这与心理学界的主流观点完全相悖。罗斯高把他引述的这个观点称作“1000天假设”，他甚至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如果大多数专家相信的1000天假设（认为孩子长大后的智商主要在两岁半时就决定了）是对的……”[3]抱歉，我和很多同行从未听说过这个假设，更惊讶于这样信口开河的表述会出现在一篇学术论文中。

不仅3岁决定智商是错误的。接下来，他又错误地把用于评价婴幼儿认知发展水平的贝利指数等同于智商。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3岁时的贝利指数并不能准确预测他未来的智商[4]。多项研究均发现，很多贝利指数严重偏低的孩子后来的智商都是正常的[5]。究其原因，正是因为3岁以前的婴幼儿的认知发展不充分，而不同人此后又将经历不同的成长环境。基于此，从他那个干预研究中，仅能得出的审慎结论是，妈妈讲故事可以提高孩子的贝利指数，从这个结论到讲故事可以让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中间隔了万水千山。

我不太理解罗斯高为何如此钟情于认知跟智商。一个人的心理发展，包括认知、人格、情绪和社会性等多个维度。最近几年，频繁见诸报端的农村恶性事件里常常能看到留守儿童的身影，折射出的是他们在情感支持和社会交往上的缺失。对于这些孩子，提升认知能力及智商更像是锦上添花，而提升其余维度才是雪中送炭。罗斯高在演讲中说，3岁之后，我们很多智商以外的能力才得到发展，他又说错了，情绪和社会性发展都是从一出生就开始的。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得到关爱。

在对各种干预效果的评估上，也不应该拘泥于智商这一指标，关键在于生活质量的提升。演讲中提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Heckman，他关于早教投资回报率的研究里[6]，所采用的数据之一便来自美国著名的Abecedarian项目。该项目对一群贫困家庭新生儿展开了长达五年的高质量干预，成年后的数据显示，干预组的智商仅仅比对照组高出4分，而真正得到改善的，是干预组拥有更高的学历和就业率，更倾向于晚育且更少犯罪。换言之，干预未必能提高智商，却能改变他们的眼界跟价值观[7,8]。

罗斯高先生作为一个外国人，扎根中国农村做了几十年研究，对此我深表钦佩。身为心理学人士，我也十分关注并支持对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质量进行提升，几千万留守儿童能否健康成长，将对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只是面对这样一份缺乏说服力的方案，我不仅无法表达我的支持，还隐隐担心其中传达的心理学谬误，会借着专家的光环，沦为各色早教机构的宣传语，平添我国广大城市中产家庭的焦虑。到头来，非但农村孩子没能得到提升，反倒城里孩子被压得喘不过气啊。

【参考文献】

1. Zhang, L., Yi, H., Luo, R., Liu, C., & Rozelle, S. (2013). The human capital roots of the middle income trap: the case of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s, 44(s1), 151-162.

2. Hubel, D. H., & Wiesel, T. N. (1962). Receptive fields, binocular interaction and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in the cat's visual cortex. The Journal of Physiology, 160(1), 106-154.

3. Yue, A., Shi, Y., Luo, R., Chen, J., Garth, J., Zhang, J., ... & Rozelle, S. (2017). China’s invisible crisis: Cognitive delays among rural toddlers and the absence of modern parenting. The China Journal, 78(1), 50-80.

4. Fryer Jr, R. G., & Levitt, S. D. (2013). Testing for racial differences in the mental ability of young childre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2), 981-1005.

5. Hack, M., Taylor, H. G., Drotar, D., Schluchter, M., Cartar, L., Wilson-Costello, D., ... & Morrow, M. (2005). Poor predictive validity of the Bayley Scales of Infant Development for cognitive function of 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t children at school age. Pediatrics, 116(2), 333-341.

6. Heckman, J. J. (2006). Skill format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investing in disadvantaged children. Science, 312(5782), 1900-1902.

​7. Campbell, F. A., Pungello, E. P., Miller-Johnson, S., Burchinal, M., & Ramey, C. T. (2001).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and academic abilities: growth curves from 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al experi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7(2), 231-242.

​8. Campbell, F. A., Ramey, C. T., Pungello, E., Sparling, J., & Miller-Johnson, S. (2002).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Young adult outcomes from the Abecedarian Project.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 6(1), 4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