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虽然没有优劣之分，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一路走来，所产生的影响，就很不一样。

中西文明的这种不同，从发轫之初，从启蒙时期，就有所表现。几乎是在希腊哲学繁荣的同时，中国处于春秋战国时期，也出现了诸子百家，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群星灿烂的时代。余英时先生称中西两种文明同时出现的这种现象为“哲学的突破”。在这以后，两种文明的差别就更明显了。

举例来说，中西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就很不同。西方哲学求“真”，中国哲学求“道”。“求真”可以将自己置身事外，去探索周围的世界。遇到未知事物，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归类，如何描述，如何解释。“求道”则看重外界和自己的关系，有什么价值，有什么用处，然后去尝试和利用，以实现世界的平衡与和谐。

“求真”的传统产生了基督教，创造了“上帝”。基督教认为，上帝是自有永有、全善全能的永恒真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维护者。“求道”的传统则创造了“天子”。“天子”是人中之王，受命于天，代表“天”治理人间世。

亚里斯多德的著作涵盖了物理、生物、经济、逻辑、诗歌、政治、伦理学等十几个领域。其物理学思想不仅塑造了中世纪的学术思想，影响力还延伸到文艺复兴时期，直到牛顿的物理学理论。

相比之下，中国哲学求“道”，则限制了人们思考和探索的范围。“道”是天地万物的运行演化机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既神秘，又自在无为。我们所能把握的，就是和我们自身的关系了。

久之，中国哲学就形成了只关心世事，只关心和自己有关系的事务，非常世俗的学问。

所以，季路曾问孔子，人死了以后会怎样，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庄子也有“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说法。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与苏格拉底的不断诘问、凡事质疑，很不同。

从诸子百家开始，中国哲学就沿着“道”这个方向发展，从孟子、董仲舒、朱熹、顾炎武到康有为，都是围着“道”考虑问题，没有摆脱它的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