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复兴到了民国?:我在边防派出所的两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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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tsa 于 2018-05-02, 19: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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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1日,公安边防部队、消防部队、警卫部队正式脱离武警部队序列,真正落实“军是军、警是警、民是民”的原则。

就在同一天,前同事阿磊在微信上对我说:“陆飞被‘带头套’,抓到北京了。”看到这个消息,我回复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

2013年,我研究生毕业,阴差阳错地被分到了珠城边防支队华侨边防派出所。

华侨边防派出所当时辖区面积有接近22平方公里,除了几个码头,还要管大大小小100多个小区。我们不仅要干公安派出所的活,还要兼顾“三类六种”案件,更要管好大量流动人口(其中传销人员占很大一部分)。简单来说就是:“警多、案多、传销多、破事多”。

(编者注:“三类六种”案件指发生在边境管理区的组织他人偷越国境案,运送他人偷越国境案,破坏界碑、界桩案,以及在边境管理区查获的走私、贩卖、运输毒品和走私制毒物品案件等。)

下午3点多,在支队走完分配程序,约莫30名学员被分配到下属4个边防大队的20个边防派出所。接我的前辈姓杨,见面第一句话,感觉就有弦外之音:“你能来‘华侨’不简单——不过这里的人都不简单。”

到了派出所,我见到了所长陆飞,他1米6多,地中海发型,有一张飞扬跋扈的脸。我向他敬礼,并大声说道:“领导好,新学员杜尚报道!”然而他并没有理我,而是径直走开了。

几个小时后,有人安排我跟杨前辈住一起,哪想我前脚刚迈进宿舍,后脚就被杨前辈赶了出来:“我打呼噜特别响,你去XX那睡吧!”然而我找了几个宿舍,都没有空床。无奈之下,我第一晚只得在杂物房过夜。

第二天早会,陆飞指着我介绍道:“这是我们所新分下来的学员杜尚,武警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喔,研究生喔!”他加重了“研究生”三个字的语气,台下莫名其妙地哄笑起来。而后,陆飞戏谑地对我说:“我也是研究生哦!花点钱就能买到!”说罢又转头骂起了老伍:“现在我们所有两个‘捞佬’(对北方人的蔑称)了。”

散会后,老伍把我叫到一边:“这里非常复杂,你少说话多做事,低调点儿,机灵点儿。还有,今晚跟我挤挤睡。”后来我才了解,老伍爸妈是做生意的,经济基础不错,经常大手笔“孝敬”陆飞,最主要的是,老伍自己也非常会找钱,所以陆飞不会把他怎样。

当天,处了一天警回来宿舍。在一楼楼梯口,看到一个白条鸡一样身材的年轻人被扒光了衣服,正在被3个同事踩到地上围着打。他们用脚踢他肚子,用书打下体……这时,陆飞走了过来,他看了一眼,说:“继续。”然后把愣住的我叫到一边,问:“我听说你是个作家,挺能写,还出过书?你想做内勤还是外勤?”

“报告所长,我想做内勤,搞文宣,发挥特长。”我实话实说。

他笑笑:“没问题。我明天就安排你去内勤。”

隔日早会,陆飞宣布:杜尚为外勤民警,没有责任区,有警就出,专职处警。

2

在老伍父母的指点下,我当老师的父母也尝试着给陆飞送钱,希望我的工作能顺利点,但是陆飞没收——倒不是因为清廉,而是嫌少。

此路不通,父母又通过几层关系,找到了陆飞当时的直接领导宣大,并送了3万块钱给他的母亲,希望有朝一日我能调到宣大负责的银海边防大队工作。

宣大收了钱,约陆飞在华侨镇最贵的海鲜饭店吃饭。陆飞来时极不情愿,我们几次敬酒他都没理,反而对我说:“你爸妈就是个臭老师,又穷又没关系,你竟然还能进边防,还能读研,甚至能分到‘华侨’,真是狗戳瞎!”

这番话让宣大有些尴尬,恰巧此时,领导陈支队长从我们包厢前走过,宣大和陆飞赶紧换了副面孔,端起酒杯冲了出去。

回来后,陆飞想起什么似的跟我说:“你那么能写,给我搞搞宣传吧。”

这句话让我们一家看到了希望。于是爸妈通过关系,给我在当地日报找了个小版面,发表了一篇名为《华侨边防派出所十项措施营造“廉政文化”》的报道。经过传播,我们所火了,连总队领导都过来视察。

领导来的那天,陆飞当着我们面,在自己黄色本田飞度车后箱塞满了现金——视察结束后不久,陆飞成了“廉政标兵”,华侨所成了“廉政第一所”,而我也迎来了上班两个月来第一次休息,虽然只有半天。

陆飞成为“廉政标兵”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了一场内部斗争。他人脉广、敢送礼,非常顺利地赶走了一批“不听话”的人,让他们去啃了甘蔗,换上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我刚来没多久,毫无影响力,也不涉及站队问题,倒是躲过了这场风波。


那段时间,由于我和同事阿磊共同破获了两起强奸案、一起涉案金额700万的诈骗案,分局领导注意到了我,就让我带着几名协警,以“流动人口登记”的名义去搜集传销的情报。

有天,我们去某小区“扫楼”。一个女协警在我身后非常粗鲁地敲着一户人家的门,当时我正在跟一位老人面对面讲解办理居住证的好处,突然老人二话不说就把门给关了。我回头一看,一个膀大腰圆、穿着跨栏背心的纹身大汉,正拿着一把砍刀冲了出来。

我意识到这个小姑娘惹事了,赶紧跟这位纹身大汉解释:“我们是派出所的,登记流动人口!”

“X,人口普查不是民政局的事吗?再说,你的证件呢?”

“我刚分配下来,证件还没办下来。”我转身对吓傻了的女协警说,“都跟你们说了,要文明礼貌,怎么那么不听话!去,赶紧给大哥买两瓶水赔罪!”我话音刚落,女协警就跑了。

“X你妈的,你当我傻是吗!你说你是派出所的,怎么穿武警的衣服?”说着,他拿刀背敲了下我的头。我登时出了一身冷汗,陪着笑脸,解释说我们是边防派出所,不是公安派出所。

“什么边防,什么公安,扯什么犊子!”他推了我一把,并一刀砍了过来,我赶紧闪开。这时,大汉的老婆从房间里冲出来,拉住了他。

我赶紧跑到楼道口,叫另一个协警打110支援。没多久,110接警台打了过来,话务员是老伍的女朋友:“喂?你那刚才什么情况,分局的靓女说你报警?”

“我这边很危险,需要所里的同事支援!”我话还没说完,纹身大汉就又追了出来,把我和刚才报警的协警堵在了楼梯口。

这时我的工作手机响了,是陆飞:“叼你老母,你在搞什么?”

纹身大汉拿着刀再次砍向我们,我闪过,好在他老婆赶过来拉住了他。

“我在排查,一个协警敲门,里面的人就拿着砍刀来砍我们!所长,我需要支援!地址是……”我听到电话里有个同事说“我去看看”——是蔡总的声音,他曾在抓捕嫌犯的过程中被砍过几刀,差点牺牲,那天在宿舍前挨打的“白条鸡”,就是曾砍伤他的小混混。

先是听见陆飞在电话里吼蔡总:“去什么去,去你XX!所里没司机,难道你叫我来开啊!”接着又问我:“他砍到你了没?”

“没有。”

“砍到你再说!”陆飞挂断了电话。

纹身大汉放下刀,问我:“你们领导说啥?”

“他叫你砍我,砍完再抓你。”

他愣了几秒,喊道:“你他妈消遣我啊!”

3

这事之后,只要蔡总当值,处警就会叫上我,还教会了我如何“偷得浮生半日闲”。

蔡总负责的片区是贵兴市场一带,那边传销不多,但是“盗、抢、毒”案件不少,我们每天都能接到十个八个电单车被偷、钱包被盗的报警。对此,陆飞很明确地对蔡总表示:“不要多事!”

我处警多了,渐渐跟群众熟悉了,线人也就有了。市场卖菜的菜婆跟我说,她知道那群贼是谁,“如果要抓人,可以指认”。

有天中午吃饭,陆飞聊到了这段时间市局正在开展的“严打盗抢”行动,并说计划组织力量,在贵兴市场一带开展专项打击盗抢行动。

我嘴快,接了句:“我有线人,知道那些贼是谁。”

话一说完,整个饭堂突然安静下来。

“你他妈怎么知道的?!”陆飞的语气让我感觉有些不妙。

“卖菜婆告诉我的。”我实话实说——蔡总当时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失望。

一周后,所里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专项行动,我们唯一一个晚上的休息被取消,进行抓捕前的演练。然而专项行动不是最终目的,拍照、写通稿才是。在演练的那天晚上,所里的内勤组已经写好了几篇新闻稿,只差现场图片。

专项行动当天,我们按照预演,几人一组,但是没多久,就变成20多个人聚在一起,个个杀气腾腾,穿着便服,配制式三尖头皮鞋。为了不被陆飞找茬,我们在镜头前“演”得很卖力,有个姓潘的同事还崴了脚——虽然最后半个贼都没抓到,但照片拍得特别有气势。

说来奇怪,行动那晚,陆飞的司机何海还是不知从哪儿抓了几个人回来。事后阿磊跟我说:“抓不到人就花钱找‘专业人士’顶包,这又不是什么行业秘密。”

边防派出所的“皇帝”
我虽然“觉悟”低,但对陆飞可能仍有利用价值:一是因为我能写,还有就是我手头上有情报。所以陆飞决定通过他的“左护法”、我的学弟蒋健来做我的“思想工作”。

一次安保行动,我和蒋健被分到一组,没聊几句,蒋健就以“过来人”的身份给我上了一堂教育课:“案子是破不完的,警是没完没了的,老百姓的事关你屁事?这些工作不需要太认真!”

谈到以后的职业发展时,他又说:“你要明白,不管在哪儿,领导最喜欢的是会来事、能搞钱的人!不喜欢有主见的,也不喜欢聪明人。咱们边防有句话,‘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我虽然比你小一届,但早来两年,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

我听得出,他在旁敲侧击我关于抓传销的事——陆飞喜欢抓传销,因为来钱快,为了以最快速度从传销者嘴里逼出钱来,他们需要肯动手、会动手的人。之前,陆飞在乡下派出所当所长时,曾把一个不愿意顶罪的人胳膊打断,以至于后来赔了40万、并威胁“干掉他全家”才摆平此事。他出色的“向上公关”能力,让各级领导没再追究,只给予了“暂停升副团”的处分,让他葬送了几年的仕途时间——所以后来,他每到一处必先培养一两个忠实的打手,蒋健就是其中一个。

蒋健先是煞有介事地跟我痛斥了传销佬的可恶之处,“恨不得打断他们的腿”,之后话锋一转,画起了大饼,说他“在领导的教导下”,刚来这的第一年就能买“马6”了(这款车在那时大概是20多万),再过一年差不多就可以买房(当时本地房价均价4000元),而且已经入股了“大润发二期”。接下来是正题,他叫我“不要自作聪明,否则后果很严重”。

我自知没关系没背景,一旦出问题,绝对担不起,所以我连连表示:“受益匪浅,感谢兄弟提醒,感谢老大信任。”

蒋健的这次“思想工作”,让我感到了危机,于是多方尝试,想找关系调离“华侨”。我爸妈轻信了一个学生家长的话,送了一大笔钱托其办事,之后却杳无音信。我这边也找了很多战友,不是狮子大开口,就是趁机勒索,总之最终不了了之。

然而我试图调离的背后运作,陆飞很快就知道了。一次晨会,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叼你个公龟的,你哪都走不了!再搞事,我整死你个‘捞佬’全家!”

4

那时候,我迟迟办不下军人身份证,也没有武警警官证,所以什么银行卡都办不了,发工资都是走现金。每次月底,我都得求陆飞的“右护法”、负责财务的董斌代领。

自从陆飞发话“要整死我全家”后,我的工资他就会拖个一两周,再将我原本4300多元的工资扣下300多好处费。

已经到了扣钱这个份儿上,我决定学乖。每次轮到陆飞带班,我就会让几个协警打电话报案,举报某某地方有传销集会,之后我和搭档阿磊一起抓人回来,交给陆飞。最疯狂的一次,我和阿磊两个人、两杆枪(一把五四手枪、一把防爆枪),6发子弹(含2发空包弹),一下子抓了30多个传销佬回来。陆飞非常开心,我本以为他会让我参与审讯,结果他一下子给我放了3天的假。我休假回来,那些传销佬早就放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搞了多少钱出来。

过了两天,司机何海开了一辆路虎到所里,并炫耀称“这是老大新提的车”。后来被陆飞叼了半个多小时后,又改口说是“自己买的”。

没多久到了中秋,陆飞又换回了原来那辆飞度,还是在后备箱里塞满了现金,和何海一起毫不避嫌地拿着尺子量,并分成了十几摞。而我们中秋那天的福利不过是200块钱外加一盒月饼。

因为多少能找点钱回来,陆飞也就默许了我和阿磊的搭档,每个月还能给一两天假。我有惊无险地又过了几个月,直到苏教导员的到来。

苏教是地方大学生入伍,没啥过硬的后台,干了好多年都没什么起色。因为还有两个孩子和老人要养,他说为了进“华侨”,自己把房子抵押了才凑够送礼的钱。

刚来没几天,苏教就把我和阿磊调到了他的宿舍。他想拉拢我俩,但我们都保持中立,不做表态。不过有他在,在陆飞不当班的日子里,我们也相对能轻松一点,阿磊甚至能借隔壁茶店的电脑打上几局FIFA。

虽然陆飞认为苏教不敢太“跳”,但还是低估了苏教的能量。

2013年秋天,“电鱼”事件被媒体曝光。“华侨”这一带的几个渔业码头,一直存在“电鱼”现象,因为很多事牵扯不清,所以派出所选择明哲保身。闹腾了几天,本以为风头过了,哪想陆飞这边刚休假,苏教立马就抓了几车涉嫌“电鱼”的渔佬回所里。因为人多,以至于到了大半夜,篮球场上还坐满了人,整个派出所都弥漫着一股子鱼腥味。

苏教交代其他民警:“不要睡了,连夜审讯,连夜结案!”谁知这边刚开始做笔录,陆飞就从南宁杀了回来,完美“截胡”。

那天晚上,陆飞在篮球场上像疯狗一样地骂苏教,并连夜把这波人给放了。苏教的第一次找钱尝试宣告失败。那次之后,苏教老实了一段日子,直到过完年。

有天晚上10点多,陆飞前脚刚走,苏教后脚就开车上南宁送礼,凌晨4点钟才回来。那天清早洗漱时,他十分认真地对我说:“教教我怎么搞传销吧。”

当时,我觉得如果陆飞升官调走后,轮到苏教管事,我应该有好日子过,于是就把对付传销的方法告诉了他,并给了他几个房号——那都是“A级大经理”的住处。苏教心动了,但苦于手下没兵,最终还是没有付诸于行动。

那时候,苏教也许是从上面得到了什么升迁的消息,跟陆飞的冲突越发明面,我和阿磊自然受到了牵连——没多久,我们就被调离了苏教的宿舍,我又开始了每天24小时处警的日子。那段时间,我只有在巡逻时才能短暂休息一会儿,找个犄角旮旯,在那辆破金杯面包车补觉,即使这样,一天也睡不到3个小时。

阿磊是司机,隔三差五还可以休息一天半天,但我不行,在连续高强度工作了一个多月后,我身体出现了严重的不适,于是向陆飞请假去医院,哪想得到的回复却是:“能不能死?要是死不了不要去,去了所里没人处警!”

5

接下来的一次处警,让我的人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那天,我和阿磊接到苏教的电话,他给了一个地址,让我们去抓一个“粉头”。这个“粉头”之前陆飞曾暗示过不能动——但苏教非要抓,我们也只能还是去了。我们刚把人抓回来,所里这边马上就开始了讯问,因为证据确凿,程序走得非常快。

到了傍晚,我接到了副所长的电话,他叫我继续出夜警,我答道:“我好几天没睡觉了,你还是叫别人吧!”过了一会,陆飞又打电话给我:“今晚你跟战士一起看人。”

我和小战士把那个“粉头”扒光后,拿着水龙头一顿冲,检查完他身上没藏东西之后,把他送进了拘留室。没一会儿,副所长来了,他把我俩支出去,说要单独问这个“粉头”一些问题,几分钟后他叫我们进去,继续看人。

“粉头”睡了之后,我们也躺在椅子上呼呼大睡起来。因为太累,那个“粉头”半夜的呜哇乱叫我们选择了无视——有毒瘾的人都这样,我们早就习以为常。

一大早,老伍带着另一个战士来提人,准备体检之后送往看守所。我则继续处警。

中午,我处完警回到所里,发现大家看我的眼神有些不对劲——原来那个粉头吞了一颗很长的钉子,导致胃穿孔,大出血。

我们的拘留室是彻头彻尾的“软包”,别说钉子,除了铁栅栏,连个金属的东西都没有,况且我们也对他进行过彻底的搜身。只是监控有死角,我虽有想法,但却无法证实钉子的出处。

第二天晨会,陆飞轻描淡写地对我说:“如果那人死了,你杜尚就等着进去吧。”

散会后,他把我叫到一旁,跟我挑明。我眼前只有两条路:第一,如果那人出事了,我全责,准备处分或者进去;第二,承担那人的医药费,闭上嘴,如果可以他会把事情压下来。

我选择了后者,之后按照财务的要求,准备了7000块的现金。这事的后续我不清楚,所有人都对我避而不谈。

6

一天晚上吃饭时,我突然出虚汗,如下雨一般。看到我脸色吓人,陆飞赶紧叫我去市医院看看,并嘱咐我:“好好看病,千万不要那么早回来”。

我在医院里前后折腾了一个多月。这段时间,支队领导干部例行调整,陆飞的靠山之一被调走,新上任的领导林支恰巧是我爸的朋友。我爸觉得机会来了,马上把我的事说了,希望他能帮忙处理。

林支听后很生气,对我爸说,“会对这件事彻底调查的”。结果,他本已做出处理陆飞的决定,最后关头却被总队某领导压了下来,并给我扣上了“消极怠工”、“精神有问题”等帽子。

我很失望,不想再干这份工作了,希望可以转业或复员。可是家里不想让我丢了铁饭碗,况且为了这个工作,他们已经掏空了几乎全部的积蓄——折衷的办法,就是想办法调离。

林支的处境被动,既不回我爸的短信也不接电话,我爸只好寄希望于林支之前的得力门生——时任人事处处长周主任。我爸的想法很天真:林支是他多年的朋友,人事处那边只要打点好,上下一通气,把我调到其他派出所应该不难。

一天晚上,我爸骑着电单车搭我去了广东路边防支队。我的包里塞了1万块现金,周主任一旦松口,就马上塞给她。

我刚进支队大门,一个小干事就跟我热情地打起招呼:“嗨,尹梁,你又来了?”——尹梁是我们所新分下来的同事,父亲是某厅级领导,刚分过来的时候,陆飞他们曾隔着半条街欢迎。

到了办公室,周主任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尹梁,你调到总队记者站的事没问题,上面已经通过了。”

我有些无语:“周主任,我不是尹梁,我是华侨所的杜尚。”

我们就调离的事聊了半天,周主任最后问我,要不要去铁山港看油库,“那里不需要走关系也不需要送礼,想去的话马上就可以调过去”。

我拒绝后,她又建议:“总队记者站招人,你可以回家买个数码相机练习练习,再买个公考教材,学习一下。”

我在家复习了一段时间,可没想到等到快报名时,周主任又打电话过来叫我“自愿放弃”:“你这种精神有问题的,总队报名那关都过不了。”

听完电话,我很气愤,决定“死猪不怕开水烫”:先给陆飞发了条短信,说我由于个人原因,不适合部队的生活,不适合派出所的工作,心情抑郁,有自杀倾向,感谢领导一直以来的关心,希望组织能给我个机会,让我退出现役。

陆飞只是回了句:“好好养病,改天我去看你。”

之后,我去市复退军人医院,跟一个老医生说我有自杀倾向,并在随后的MMPI(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试)测试上故意往抑郁症方向答,顺利拿到了“重度抑郁症”的诊断。

几天后,由支队、大队、所里组成的三级慰问组来我家“探望”。支队由一个小科长代表,大队是陈政委出面,所里是苏教和内勤,陆飞并没有来。

他们建议我去大城市发展,承诺会给我办转业或者复员的事,并表示不会拖欠工资(实际上拖欠了3个月)。最终,我接受他们的提议,并收下了500块慰问金。

那天,林支终于有了消息,他给我爸发信息,只有6个字:“兄弟,实在抱歉。”


后记

2015年9月,我以上尉正连职衔正式离开公安边防部队,按战士复员处理,拿了遣散费后,我孤身来省会闯荡,开过甜品店,做过证券经纪人,现在开了家小公司。

我走后没多久,阿磊被陆飞调去了油库,后来我建议他发挥所长画漫画,现在小有成绩;老伍不愿做陆飞叫他做的一些脏活,后来又因为一起案件和他起了冲突,被调到百色某大山带兵;林支和陆飞也渐渐水火相容了起来。再后来,陆飞升官到某大队当了一把手后,苏教接了班。

如今,随着公安边防部队退出现役,得知陆飞一伙人已经被法办,我的故事总算可以翻篇而过了。

(文中人名、地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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