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人的科学素质低，在文科学者当中这个问题尤其突出。 许多人包括许许多多的文科高级知识分子不懂科学，不会使用科学方法。 他们基本上就是想当然，对许多事实特别是关键的事实视而不见，许多还是一叶障目，甚至移花接木。 关于西路军的命运也是一例。 让一群不懂科学，不会科学方法的人来研究会是什么结果？研究出来的东西与真相肯定是差之千里，真是在糟蹋纳税人的血汗和金钱！ 所以他们也会把中国那几年饿死的的人数夸大至少一万倍以上！
从张国真焘回忆看有些学者的不公正心态
左右不吐不快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8897/201804/15301.html 前些日子看到明镜邀请几位号称对西路军颇有研究的几位学者对西路军命运的讨论的视频（历史明镜30期）。几位学者侃侃而谈，总的意思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制定了西进计划，西进完全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毛泽东害怕张国焘坐大，以打通西路为名，把西路军置于死地。像这样的讨论，讲座有很多，我相信许多人也一定相信这种说法。
历史没有真相，特别是主要当事人不在了，有些人就可以说他们知道所谓的真相了。 就像毛主席一死，有些人就要给西路军平反了，说西路军的失败不是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而是执行中央的指示。当所有的当事人都不在了，有些没有底线的人那就更是肆无忌惮了。
虽然对后人来说历史没有真相，但真实历史谁一定有的。只是事实一旦变为历史，真实的事实就有可能失去它原来的面目。因为有些人不是通过最有可能的事实资料来寻找真相，而是按照自己的政治立场来推测，意想甚至捏造来误导人们从而得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像对西路军的起因和失败的事实来说，对它的历史真相研究谁的话最有说服力，谁的话更可信，那一定是张国焘。他是西路军的最高领导，没有谁能比他更清楚。但有学者在探讨西路军时却很少提张国焘是怎么说的。
张国焘的回忆不可能说出他所知道的全部真相，美化一下自己这是人之常情。但他一定不会美化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以他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负面回忆如果有，肯定不会再过。
从他的回忆看，西路军形成前，由于他的四方面军和中央在懋功会师后意见和权力分配不合，导致毛主席和中央北上，他南下（是什么造成的这次分裂他的回忆说的也比较清楚）。尔后他在卓克基召开会议，建立起临时中央，两个中央谁也不听谁的。请看他是怎么说的：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到会者并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俟到了适当时间，再行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成立正式中央；电告毛泽东，此后我们虽不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军事行动仍互相配合”。“我们这些中共巨头们虽是闹翻了，红军也分成两部分分别行动，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继续恶化下去。卓克基会议后，毛泽东等接到我们另行成立临时中央的电报，亦没有作意气用事的不满表示。从此，我们彼此在电讯上都避免用刺激对方的言词，不再提起过去纷争的事”。（《我的回忆》第三册第十八篇第四章439页）
他后来为什么又北上西进，主要是林育英，也就是林彪的叔叔从莫斯科回来。看看张国焘是怎么说的：“一九三六年初，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带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传达共产国际地七次大会决议的要旨，重建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第十九篇第二章446页）。 “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 “林育英鉴于全党政见已趋于一致，复电提议党的统一。他指出过去毛儿盖的争论以及后来两个中央的对立，虽属不幸，但在他看来，这是苏维埃政策应改而未改以前的难免现象。现在不宜争辩以往是非，应急谋党内统一。陕北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配合起来”。（第447） “林育英此后的来电 重要的一点，是转达了莫斯科对西进计划的指示。他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通新疆的计划，已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需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因此，他表示我们应从速有所行动，西进与否，概由我们依据军事实况自行决定。 林育英传达给我们的这个好消息，对我们有极大的鼓励作用。我们推测，斯大林赞成这个西进计划，因为他觉得避免与蒋冲突，实现联蒋抗日，应是当前急务。我们也觉得过去党内争执的裂痕，还需要时间来弥补。如果我们能实现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离，无形中就是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进行”。（第 448 页）
“陕北同志赞成我们这个军事计划，一直在催促我们北进，似乎没有我们的实力作资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两方面军的同志都很满意这个决定。在二方面军来说，他们居于中路，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可起桥梁作用，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第450页）
为什么只有一部分红军过了黄河？明镜视频中那位叫冯胜平的还说根据他所看到的，红军只有一部分过黄河是因为彭德怀给毛泽东发了个电报，如果让张国焘的部队都过去，他们要是再装备上苏联的武器，力量就更大了，所以不能让他们全都过去。
再看看张国焘是怎么说的：“蒋介石侦知我军在靖远渡河的行动，一面派飞机轰炸渡口，一面严令各军迅速向会宁靖远前进，企图乘我军半渡时截击”。“敌军的兵力愈集愈多，分路攻击的行动愈来愈积极。我军在会宁靖远大道上的掩护阵地，悉为敌军所攻下。敌军的另一部并进占了靖远城，控制了渡口，我们至此不能渡河了。我和朱德乃令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移到这条大道的东北面，以打拉池徐海东部驻地为后方，这样我们的西进计划，便没有能够全部实现。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单位，在河西 始了单独行动。CHAPTER3 PAGE 453 “徐向前陈昌浩来电希望我们能继续渡河。－－－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电告徐陈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们率已渡河的部队，单独行动。“从此，徐陈所率的西路军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遵照我们的电令，由景泰沿长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门子，直趋威武，我们则在敌军压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逐渐向东移动，靠近陕北苏区。”（第454页）。
再看看彭德怀在他的自述里是怎么说这事的：“张国焘司令部到达会宁，我与他直接通电，说我拟去会宁和他会见，并告以东北军四个军的位置。张国焘当即回电，不要我去会宁，他即日和朱总司令等来打拉池面谈。徐、陈亦率部前来。第二天，张国焘到打拉池，徐、陈第三天还未见到。拂晓，我到张国焘处质问：徐、陈为什么还未见到？张说：“已令徐、陈率四方面军之主力及一方面军之五军团从兰州附近渡过黄河北岸，向武威（凉州）前进了。”他下达这个命令时，也正是他电告我时。我把毛主席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起的作用，当时东北军、西北军同我们的统战关系同他谈，他完全不听。王宏坤之陈锡联、谢富治师和张国焘司令部，大概是由于西北马家军和王均军的阻拦，未来得及过河”（彭德怀自述 第十一章）。从彭德怀的自述可以看出，他是来接张国焘一行的，没想到张国焘已经让部队过了河，只是张国焘没来的急过河罢了。
那一部分过了河部队以后一直跟谁联系又是听谁的指挥。看看张国焘是怎么说的：“我们到达河连湾时，西路军告急的电报接踵而来，其主要内容是马步芳的骑兵得着古浪胜利的鼓励，到处展 对我军的袭击，使我军防不胜防，骑兵行动的迅速，又抵消了我军的游击专长。胡宗南部杨腾蛟旅已先我占据武威这个军事要地，阻梗我们向西发展的道路，西南军正拟由小路绕过武威，占领武威以西的永昌、山丹、张掖、酒泉等地。徐陈等所冀望于我们的是经常供给他们情报（因他们的侦查电台已丧失了），如有可能，自然希望给予其他军事上的协助。 （456页）”西路军的处境，使我们大感忧虑，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马步芳是效忠于蒋介石的，我们不能通过张学良去影响他。在军事上，我们自顾不暇，无法策应，我们只有暂时停留在河连湾，将我们的通讯电台，临时改为侦查电台，供给西路军一些必要的情报，并令电保安军委会侦查电台，尽可能将情报供给西路军” “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背脊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会。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结论，一切批评都不免任意为之。” （第二十篇第二章468页）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张国焘回忆里的话，有什么看法。虽然我只摘几段张国焘的话，我是觉得张国焘把西路军的来龙去脉说的已经比较清楚了。有些学者，专家总是说什么经过研究，证明西路军是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而西进的。国内有一位名叫韩钢的，看看他的一个讲座视频怎么说的：“1936年10月份三支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后，中央军委提出了一个下一步红军行动总的作战计划叫十月作战纲领，这个纲领核心内容就是让红军渡过黄河然后占领宁夏...........”。这位叫韩钢的人在网上演讲的视频很多，一查来历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东方历史学会理事大学教授。1985年9月至2001年6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供职。2001年6月至2008年6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从教。头衔真不少，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在我看来这个历史教授在西路军的历史上没有尊重事实，他在其他历史研究中也不会好到那儿去。
前几天还我看了一知名学者资中筠的视频，在她的视频里她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像中国的知识分子为爱国而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但在我看来，同样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像中国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这么没有底线。如果有奸商的话这些知识分子应该叫奸知，因为他们是在贩卖，传播假的信息。他们这样做也是在为了吸人眼球，迎合一些人的胃口，获得一些利益罢了。同样现在有些小说，电视剧，为了戏剧效果把你应该最信任人变成是你最应该防范的人，把人与人之间描绘成除了勾心斗角，你尔我诈没有别的， 看这些文人的作品，我们的这个社会能变好吗，说这些人是奸知一点也不过分。
（于2018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