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西藏当局对西藏的特殊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工作中有四个担心，即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宗教影响越来越大后会不会出叛乱（不知为什么他只说了三个担心）。他说，丢掉这四个担心后，西藏工作就可能大进一步。同年8月，胡又派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副总理田纪云到西藏，督促阴法唐彻底贯彻怀柔政策。1985年6月1日，胡终于撤掉了阴，代之以从未去过西藏的彝族人士伍精华，并一再指示伍在西藏大反特反“左”。当时藏人不服气，他们说，中央派个汉人领导西藏倒也罢了，汉族毕竟是藏族的老大哥；可彝族是藏族的小弟弟，凭什么来领导西藏？伍果然不负胡的期望，他穿上藏袍，置政教分离于脑后，亲自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各级藏干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伍因而被称为“喇嘛书记”。

一、取消阶级与阶级斗争。给全体因政治、宗教原因受到迫害或惩罚的藏人平反。这项工作从1978年就开始进行，所有因参加过1959年叛乱而被判刑、关押或“群众专政”的藏人全部被释放、摘帽（这是专用名词，意指不再被称为“反革命分子”，不再受到歧视、监视与管制）；所有在民改、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中被定为“阶级敌人”（农奴主、富农、牧主、富牧、坏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等）也全部被摘帽。六十年代初与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诸如“小班禅案”、“七星党案”、“中华民族党案”、“地下寺庙、经堂案”、“复叛组织案”、“回民叛国集团案”等，以及数不胜数的反革命组织与分子、叛乱组织与分子、达来特务等等----全部一风吹。1983年10月邓希贤、廖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下令在全国开展清理“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与“打砸抢分子”），胡国光特地明令在藏族中不清理（我在西藏听到正式传达）。文革初中共停发了给未叛领主的赎买金，此时也全部补发。文革初被造反派抄家的，也尽量退还；无法退还的折价赔偿。据统计，当时共补发了近百万元工资，折价赔偿被抄财物800多万元，补发赎买金400多万元。是谓“落实对敌斗争政策”。

二、收买旧西藏上层。把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达来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恭恭敬敬地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特权。自1976年至1988年，共安排2100多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子女也被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镀银镀铜，毕业后也当干部。1959年时的叛军司令拉鲁曾坐过六年牢，然后当过十年农民，如今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昔日的贵族吉普，曾是噶厦政府的五品官，如今是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是谓“落实统战政策”。

三、让农牧民休养生息。自1984年起，解散人民公社，把公社的土地、牲畜、牧场及其它生产资料全部分给农牧民，实行“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自1980年起至今，不收农牧税、不派购征购农牧产品、不收农牧区工商税（即农牧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产品不交商业税；乡镇私营、集体企业也不交税）、不向农牧民摊派任何钱物，乡村干部的津贴全部由政府开支。政府还向全体农牧民提供免费医疗、免费教育（部分藏族中学生还由政府包吃、住、穿）、免费科技与兽医服务、免费或廉价（由政府补贴）生产资料（良种、机械、电力、油料、化肥、农药、农膜等）、廉价（政府补贴）茶和盐（这是藏农牧的头号生活必需品）、无子女者的养老金、各种扶贫款、抚恤款、救济款等，农牧民的汽车、拖拉机也免收养路费，还允许农牧民开采矿产。实际上对农牧民实行半包养政策。

必须说明，所谓干部，既指党政官员（又称“领导干部”），即统治者、当权派；也包括各种专业人员（小公务员、教师、医护人员、经济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农艺师、兽医等等，又称“业务干部”），即老百姓、被统治者。在上述自治区、地、县级与县以下领导干部即官员中，民族领导干部即官员的百分比高达80%、78%、75%与100%，而包括领导干部与业务干部在内的混合干部总数中民族干部仅占60%，大大低于领导干部总数中民族领导干部的百分比。由此可见，在西藏，汉族业务干部在业务干部中的百分比要大大高于汉族领导干部在领导干部中的百分比。换言之，大多数汉干在西藏是干实事、卖苦力、受压榨的被统治者、老百姓，而大多数藏干是指挥、压迫、奴役汉干的统治者、官员。不仅如此，由于藏人在升官、提级（职称）、加薪、分房、出美差、招工、考大学、家属医疗（藏人全民公费医疗，汉干家属却要自费）、中小学教育（藏人全部免费，农牧民子女还包吃、包穿、包住，汉人子女全部自费）、计划生育（藏干与藏族市民可生两胎，藏农牧无限制，汉人只能生一胎）等方面藏人都有优惠，除了极少数汉族领导干部以外，绝大多数汉人在西藏变成了时时处处受歧视的二等公民。

在西藏如果汉人打骂藏人，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一定会受到严厉处分，藏人打骂汉人根本不算一回事。我认识的一个汉族大学毕业生与一个藏族姑娘恋爱，遭到藏姑家长反对。汉生不从，继续与藏姑来往，藏姑家人便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他还是自治区党校教师，却无处伸冤，愤而切脉自杀（幸被救活），凶手却消遥法外。我还听说西藏某县一个新提拔的藏族县长一枪打死了一名汉族小干部，只因后者说了句“某某这种人连文件都读不通，也能当县长？”死者家属到处上诉，凶手稳如泰山。有记者告诉我这样的故事：某水电站的发电机出了毛病，不断跳闸，正在打扑克的藏族技师不胜其烦，干脆用胶布把闸刀捆死，致使发电机烧毁。这事放在汉人头上必定判刑，而那个藏族技师只作了口头检讨。1985年拉萨破获一个藏族青年流氓集团，他们轮奸与强奸了几十名藏族姑娘。如放在汉人头上，为首者必定枪毙，从犯也要判十来年徒刑。但该集团的首犯仅被判了两年徒刑（因为他们强奸的是藏族姑娘，如果他们强奸的是汉族姑娘，连两天刑都不会判，汉族姑娘告状根本无人受理），从犯全部“教育释放”。我亲耳听到一个汉族老法官发牢骚，认为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于不堪忍受种族歧视与压迫，百余名与我同年或次年自愿进藏的汉族大学生毕业生（他们进藏时大多受到赞扬，有的还上了报纸、电视）纷纷放弃户口与工作逃离西藏（有的逃亡者还是西藏大学的教师与政府公务员，大都有很好听的工作），宁可去新疆、青海等地当“盲流”，1985年9月《中国青年报》还为此发过该报记者孙亚明写的内参《进藏大学生为什么纷纷逃离西藏？》。胡国光、乔石、胡启立、王兆国都在这份内参上作了批示，要求伍精华妥善处理，伍作的唯一的事是派人去逃亡大学生内地老家中好言安抚，劝他们回藏。藏族国家职工（不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的比例也相应提高，详见下（24）。

这次骚乱少数党员干部也卷了进去，相当一部分人观望同情态度暧昧。有一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和经理打包票：本单位没有一个人参加骚乱，结果呢，一下子就查出了五个，还搜出“青年大会党”的纲领，还有烧货物的汽油箱。妈妈的，我们的人在为谁说话？有意无意地在掩护谁？去年3月5日骚乱，公安武警战士受伤300多人，牺牲一人；今年3月5日及后两天的骚乱中，公安武警战士又受伤400多人，牺牲一人。伤亡这么大，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损失那么大，部份干部群众还很不理解，对我们还有意见。有人认为公布的骚乱分子和围观群众16人死亡的数字打了埋伏。天晓得，既然死了人已是客观事实，那么死16人与死17、18或更多一点并不会改变问题的性质。当然并不排除有的骚乱分子受伤或死亡后隐匿不报这种情况，但根据我们的6所医院及各个渠道汇总的情况，千真万确死亡者只有16人。现在最让人难过的是真话受人怀疑，流言却总信以为真。我们有些干部战士包括我自己，有时真想骂娘，或者躲起来哭一场。这里我透露一点军事秘密，不得已透露一点军事秘密吧。被骚乱分子用小口径步枪打伤的两名战士所在的九中队，那天面对那样严峻的局面，战士手里拿?的不是枪而是盾牌和木棍。牺牲了一名班长的三中队，有35名战士端?枪，另75名战士拿着木棍。说起来外界简直不相信：战士们手上的那35杆钢枪，却没一粒子弹，全部都是空枪！集中保管的1400发子弹全部由一名排长背在军用背兜里，排长坐在200米开外的汽车驾驶室里。我们的小战士就是这样端?空枪冲锋，眼睁睁地用胸膛面对飞石与枪弹，眼睁睁地被打倒在血泊中。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这样的军队，我不知道有谁打过这样窝囊的战争，我们对不起的是这些小战士的父母和他们的亲人……（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