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戏
袁劲梅
(2006-03-17 05:08:52)
分类： 杂文

我小时候会干恶作剧，但我不会演戏。不会演戏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不会装模作样。比如说故意把眼睛瞪得很大，露出一副佩服地五体投地的神情，或把嘴巴张得很圆，显出一副吃惊万分的样子。因为不装模作样，我从小干尽坏事，还不遮不掩，引以为乐。就说一件我干过的跟演戏有关的坏事吧。人们立刻就知道了我不是个是好油灯。我家后门通一个小戏厅。我刚够到桌子高，就把一碗墨汁放在那做道具用的桌子抽屉里。那时候人们总是演<红灯记>。戏一开演，一个位受了伤的交通员在李玉和家歪歪倒倒地坐下来，李玉和从桌子抽屉里拿出那只碗，说：“同志，喝口水吧。”我在下面看著那李玉和的眼睛突然在那碗“水”的上方猛地瞪大，不知所措。可是，来不及了，那伤病员闭著眼睛，接过碗，装出一副一饮而尽的样子。接着，从他的下巴到他白衬衫的前襟突然黑了粗粗的一长条。我在下面是又兴奋，又紧张。心里一阵捅破了大人们的西洋镜的快乐。当然接着是挨了大人一顿打。

后来，我长大了，一到有了可以干恶作剧的机会，依然非常兴奋，对演正经戏剧提不起兴趣。因为，人一大，开口说话，举手办事都像在演戏一样，或著，要讨上司的欢心，或者，要显示自己的桌越，累得很，倒不如干点恶作剧来得放松。只不过人长大以后干的恶作剧，不再以捣乱为目的了，换成了以幽默为目的。玩这种以幽默为目的的恶作剧，应该说是我们中国国民的拿手好戏。比如说鲁迅，他那种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作派，其实就是一种对社会干的恶作剧。再比如说当今那些嘲笑领导人的段子，也属于一种恶作剧。

演戏在我的印象中不必真，恶作剧就是把那不真的地方提出来嘲笑一番。但是，等我参加了克瑞琳达的话剧班子后，我对演戏有了一个新认识。克瑞琳达浑身是戏。她总是穿著维多利亚时期的长裙，以绿色的居多，象一个绿蘑菇从克瑞琳达的腰际突然吹起来，把现代人拼命想缩小的地方夸张得很大。克瑞琳达说：“真的”？把“真”说得很有色彩，把“的”说得又细又长。弄得人不敢把假的说成真的。

我在克瑞琳达的话剧班子里演一个小角色。对我来说，演丑角是我的特长。上台胡闹一气，让台下的观众大笑，我信口胡说一些荒唐事儿，大家开心。但是克瑞琳达要我演一个美人。这事有点难，美人得恭德雍容，举止优雅。我那干恶作剧的底子是托不起这个大台盘的。克瑞琳达还要求我演得逼真。这个美人要行不露脚(脚要藏在大蘑菇裙下)。笑要摇扇子(扇子得在嘴的下前方轻轻挥动)。难。我先是不懂为什么演个话剧要那么逼真。谁都知道那不是真的，是演戏。我就是演得再像，人家也知道我不是那18世纪的英国美人儿。

克瑞琳达依然是以“真”为唯一标准。戏班子里的其他演员都听她的指挥，服装要像18世纪，马车跑起来要像18世纪，烟斗举在手上要像18世纪，关门声要像18世纪。为了让那关门声像18世纪的声音，炯和约翰还做了一个小假门，彭通，彭通练习关门。

这样事事求真，实在浪费了我太多的时间。我想，我哪里能和他们这些洋人比。他们个个都是职业演员，我每天还得教课写论文，拼不起。於是，实在想找个机会退出话剧班子算了。但是，后来我发现炯拿了他自己设计的汗衫到剧班子里来卖；又发现约翰动不动就有人打电话来，约他去修电灯。於是，我知道了原来炯是个服装设计师，约翰是个电工。戏班子里的人除了克瑞琳达是职业演员，其他人不是工人就是职员。他们理直气壮地演话剧，还个个都演得极好。他们下了舞台后的生活很真实。他们对舞台上的生活也同样充满自信。这点精神在我们中国的成人圈子里怕是不容易找到的。

我们一出家门就开始“演戏”。这种“演戏”以得到利益为目的。利益可以是上司点头一笑带来的好感觉，也可以是旁人感激不尽带来的自我肯定。这些利益可以是立刻的，也可以是将来的。至於戏本身，反正本来就是假的，不需要当真。不过这“演戏”的结果反倒使我们没有了自信心，搞不清什么是真心话，什么是戏里的词儿。

克瑞琳达和她的戏班子里的人在平常的生活里不需要装腔作势，生活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演戏不过是把18世纪的生活在招回来让人们重温历史旧梦，那时的生活是怎样，戏就该怎样。於是“逼真”就成了克瑞琳达戏班子的标准。这样，戏就和生活一致了，都是以“真”为基础，不管是演戏还是过生活都一样，表现人生而已。

中国人和美国人寻著两种不同的人生原则过生活，於是，也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演戏原则。中国人不上舞台演戏，却“演戏”演得很累, 快感倒要靠恶作剧来创造。美国人在台上台下都快乐。演戏不过是快乐的一种方式。他们忙，但是活得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