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文化与革命
--“文化革命”的历史纵深
周方舟
“文革”本来是文化与革命珠联璧合之缩写，现在却成了一个令人闻之色变、胆战心惊的贬义词。
大多数人理解的“文革”是毛泽东的小背景的“文化革命”。“文革”其实是个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不仅源自过去百年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源自过去几百年世界历史文化。我们来看看“文化革命”是如何从世界大历史背景落入中国语言暴力和革命暴力之窠臼的。
“革命”不仅有其“文化”路径，而且有其历史的纵深。
“文化革命”的火焰是通过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从海洋向欧亚大陆方向层层传递的。欧亚大陆的接棒人依次是“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
如同法律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之仲伯，“文化革命”亦分英美型与大陆型之径庭。
世界历史上有两种类型的文化，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两种文化决定了两种文化的革命类型。
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位于欧亚大陆的边缘。在欧洲大陆他们面对法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强悍阻碍，从而最早背向欧洲，开始从事辽阔无际的海洋探险，他们是海洋国家，他们也是海洋文化。
1588年，英国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政治上成为最大的海洋强国。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英国还横空出世了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他叫威廉·莎士比亚（1564年-1616年）。他给英国文化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使英国在文化上崛起于欧洲。
文化开路，革命中兴，文化是历史的路径。
1601年，英国的“圈地运动”处于高潮时期，这是英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政治变革。也是在这一年，莎士比亚创作了他的造极之作《哈姆雷特》。这部道尽人世间一切沧桑、恩爱情仇和阴谋诡计的作品，将英国的人文主义思潮推向巅峰。“圈地运动”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为英国酝酿着一场政治和制度的革命。
1640年-1688年，英国发生了一场对后来世界影响深远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这是一场没有发生流血冲突的非暴力的革命，因而爆得了“光荣革命”的大名。其结局是1689年通过了限制英国国王权利的《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权利法案》宣告了人民享有“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国家的权利不再由国王君主掌控，而是转移到了议会，奠定了英国国王其权利仅仅作为象征意义统而不治的宪政基础。“君主立宪制”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在历史上第一次立于这场不流血的非暴力的“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还通过了一个《容忍法》，要求国王必须容忍国民可以持有与他不同的宗教信仰。这个法案影响非常深远，它斩断了王权伸向人民精神领域的黑手，捍卫了思想领域的自由。从法律上明确了凯撒的归凯撒，耶稣的归耶稣。如果这个法律早颁布68年，也不会有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了。
“光荣革命”是一场文化革命，闪烁着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芒，是英国温和的人文主义思想集大成之结晶。许多英国人认为“光荣革命”是英国现代国家意义的开端。英国人政治上的成熟，始之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渊源始之于“光荣革命”萌发的政治思想和理念。
人文主义思想文化的传承和进一步的文化革命。
“光荣革命”之后，不得不提一位英国哲学家，他叫约翰·洛克（1632年-1704年）。他的政治哲学思想的萌动，拨动了欧洲大陆上的伏尔泰和卢梭的思绪，为燃起欧洲大陆的政治大革命准备了文化资源。洛克还是北美大陆上从英国出走的一支血脉分支建立美利坚合众国思想之源泉。他是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他的自由和社会契约论的思想薪火相传给了《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弗逊和《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这些美国的国父们。
正是洛克的思想传薪于北美大陆和欧洲大陆，才发生了后来的“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幸运的英国在洛克的同一时代又出现了一位自然科学的大师，名叫艾萨克·牛顿（1643年-1727年），他是洛克的朋友，经常在一起谈论自然和哲学问题。正是牛顿为英国的人文主义思想投射了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光芒，唤醒了人们对真理的认知过程持审慎和理智的态度。而正是托马斯·杰弗逊（1743年-1826年）、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年-1790年）、詹姆斯·麦迪逊（1751年-1836年）对于科学的理性主义的把握，没有让“美国革命”燃起的熊熊大火把从英国传承过来的“光荣革命”的人文主义思想烧成灰烬。牛顿的科学的理性主义就是我们“五四”时期呼吁新文化所谓的“赛先生”。
1620年，一批英国的分离主义教派信徒共102人为了摆脱对他们信仰的迫害，乘“五月花号”前往北美。“五月花号”是英美特殊关系的血脉纽带。有人说美国的历史很短，殊不知这是多么无知的说法。英国的历史有多久远，美国的历史就有多么久远。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巨石阵（Stonehenge）距今4300多年，是英语民族智慧和国家的象征。美国的血脉、衣钵和智慧也传承于此。
“美国革命”（1775年-1789年）的最奇妙之处，不是因为通过一场文化革命做出了制度的改变，建立了人民可以制衡政府的宪政，而是为何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诞生了同一批星光璀璨的深具自由情怀和民主价值观的先贤？如果不是因为上帝之手撒豆成英的造化，就只能说是约翰·洛克的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光芒透过重重黑暗直接照射到了新大陆殖民地的美利坚之子。北美大陆的“大觉醒”是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牛顿的理性主义通过共同的血脉纽带在新大陆的文化延伸。这点从托马斯·杰弗逊家里悬挂的洛克和牛顿的画像就可以窥见其《独立宣言》所阐述思想的源流。
杰弗逊在《独立宣言》的两个重要思想，一个是天赋人权，一个是人民主权，是对洛克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化和发挥。他写道：“人人神授平等（注意：中文译本的这最关键一句翻译错误为“人人生而平等”。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原文为：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他们所固有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有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民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形式的政府损害这一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且成立新的政府，……”
杰弗逊的“天赋人权”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概念。人权思想概念的文化外延对美国革命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杰弗逊认为，人民对政府的控制，是衡量一个政府是否为共和制的标准。进而主张通过“三权分立”作为手段来实践民主，并坚持人民有革命的权利。人民的革命权利就是直接来源于洛克。杰弗逊有句名言就是：“自由之树必须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
“美国革命”对宪政架构的设计之精巧，直到现在也无国家可及。不仅仅是对权力制衡的“三权分立”，还增加了一个第四极“媒体监督”的反对党，还有第五极，最后一道防线“人民拥有枪支的权利”。在这种宪政体制下，极权和独裁根本无可趁之机。在总统选举过程中，为了避免形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还设计了“选举人团”制。即赢得绝对多数选票的不一定当选总统，要赢得“选举人团”过半数的才能当选总统。其先见之明在希特勒通过选举赢得绝对多数形成对少数的暴政得以佐证。
英国的“光荣革命”后不久，在法国诞生了一位后来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和“欧洲的良心”的人，名叫伏尔泰（1694年-1778年）。他先后被投入巴士底狱两次，出狱后于1726年流亡英国。流亡英国不仅对他，对整个欧洲都是一个新的转折。他在英国得以近距离观察“光荣革命”后的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牛顿的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在英国和风细雨的文化熏陶下，伏尔泰写了一本书《哲学通信》。回到法国后，他正式发表了这本书。他在书中高度赞扬英国“光荣革命”的成就，抨击法国独裁的专制政体。这本书随后在法国被查禁，法院下达对他的逮捕令。伏尔泰不得不再次逃亡。在随后15年的逃亡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历史、宗教和哲学著作，因之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普鲁士国王的宫廷文学侍从。伏尔泰携自英伦的人文主义思想和科学的理性主义，在昏沉的欧洲大陆犹如闪电，启迪了蒙昧民众的心智，开启了一股寻求改变的思潮，这就是“启蒙运动”。而伏尔泰则是“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和导师。他的思想对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伏尔泰同时代的法国还有一位文化上的巨匠，他叫让·雅克·卢梭（1712年-1778年），被誉为“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和伏尔泰一样，卢梭生命中许多岁月都在流亡中度过。卢梭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社会契约论》。在这部著作中他开篇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即是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和杰弗逊在《独立宣言》提出的“人人神授平等”异曲同工之妙。卢梭认为，政府不应该是保护少数人的财富和权利，而是应该着眼于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平等。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把政府解释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一种契约。卢梭从分析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发展中，得出用暴力手段推翻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激进革命结论，主张建立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他提出“人民主权”这一民主思想概念，要求实行体现人民主权、体现公意的法律，主张用法治代替君主专制政治。他的这一思想深深影响了杰弗逊，影响了美国革命，也影响了后来的法国大革命，是这两次革命的理论思想。
看看十八世纪，是一个群星多么璀璨的世纪。英国思想文化界有洛克和牛顿，法国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美国有杰弗逊、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这帮群星接薪英国“光荣革命”的思想和文化之火焰，点燃了北美大陆的“美国革命”和欧洲大陆“法国大革命”之两极。这便是“文化革命”的力量。
1789年4月30日，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如果“美国革命”的发动机是华盛顿、杰弗逊，那么富兰克林、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则是刹车装置，不至于革命成为脱缰之野马，不至于被革命的火焰烧成灰烬。
“美国革命”的火焰刚刚熄灭，就传递到了欧洲大陆。1789年7月14日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大陆的一个史诗式的转变，标志着“文化革命”的火焰从美国传递到了旧大陆。“法国大革命”承接了“美国革命”的“天赋人权”和“三权分立”的民主思想。
但是，但是，“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暴力和流血远远超过英美。本来是文化带来的革命，但是“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在卢梭的思想指导下，采取极端左倾的革命措施，执行极为恐怖的政治政策，大规模惩治嫌疑犯，无数人惨死在断头台上。除了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自己设计的断头台，在巴黎，仅仅在三年内被送上断头台斩首的“反革命份子”就达7万人，整个大革命期间被枪决的达40万人。甚至连发明第一个现代化学周期表的“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他命名的氢和氧）也被送上了巴黎的断头台，以至于法国大数学家拉格朗日哭泣道：“他们可以一眨眼就把他的头砍下来，但他那样的头颅一百年也再长不出一个来了！”
革命的恐怖还走向了人民的精神领域，强迫法国人民改变宗教信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去天主教化运动，开始对文化进行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就是“革命文化”了。这是一种什么革命？法国总统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时说：“它既鼓舞人心，又令人难以接受。大革命中，希望与恐惧交织，暴力与博爱杂陈。”
“法国大革命”这一类型的革命，从“文化革命”走向了“革命文化”。革命从制度层面走向了人民的信仰、文化和灵魂。这便是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英美类型的革命和大陆类型革命的本质区别。“美国革命”，政治是政治，宗教是宗教，政教分离，即耶稣的归耶稣，凯撒的归凯撒。“法国大革命”，政治是政治，政治还是宗教，政治还要改变宗教，政治还要代替宗教，政教要合一，耶稣的也要归凯撒。“法国大革命”要把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化要放在一起加以改造，所以它要加上一个“大”字。“法国大革命”没有“美国革命”的刹车装置，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在随后的200多年间象瘟疫一样在欧亚大陆传递，而且一次比一次血腥、屠戮和惨烈，传递到俄国的就是“十月革命”，传递到中国的就是“中国革命”（过去100多年中国历次革命的叠加）。
“法国大革命”的火焰渐渐熄灭，但它在思想上却在传递。十九世纪初，英国又出生了一位自然科学巨人，名叫查尔斯·达尔文（1809年-1882年），德国也出生了一位思想巨人，名叫卡尔·马克思（1818年-1883年）。他们几乎属于同龄人，两者都堪称十九世纪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家。马克思流亡在英国创作他的传世名著《资本论》时，其实距离达尔文不到20英里远的地方，而达尔文在同时创作了宏大的生物史观《物种起源》。是恩格斯将《物种起源》介绍给马克思的，马克思读后立即写信给恩格斯：“尽管该书写得有点儿英国式的粗糙，但它包含了支持我们的观点的自然历史基础。”一年后，马克思重读了《物种起源》，认为自然选择是当时英国社会的写照。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如何在动植物中重新发现了英国社会的劳动分工、竞争、开拓市场、‘探险发现’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马克思的眼光非常准，他看出了《物种起源》里隐含的社会学意义，即后来兴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马克思在逝世时，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发表讲话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的比喻很清楚，马克思是人类社会的达尔文。达尔文的“进化论”（Evolution，中文进化论的翻译有误，应该是演化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的科学条件或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催生了马克思主义。
达尔文认为马克思歪曲了“Evolution”的意思。“Evolution”并没有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向性、目标性的意思。它还有可能退化的意思，实际上地球上99%的物种因退化被淘汰了，用进废退，是自然选择造成了淘汰。马克思对“Evolution”的理解显然是方向性、目标性的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并用之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用之于人类社会，作为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平行线，可能有借用达尔文的名声的嫌疑。因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他的名声一下子如日中天。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后，波澜不惊，没有受到社会的关注。以至于马克思将《资本论》第一卷赠送给达尔文，并在扉页题词“赠送给查尔斯·达尔文先生，您的真诚的渴慕者卡尔·马克思”。却被达尔文婉言谢绝了。
马克思的所作所为和恩格斯的讲话很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来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个阀门叫“自然选择”，马克思也引入了一个阀门叫“消灭私有制”，这个概念则来自于卢梭。卢梭认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财产的私有制，但是他认为要维护公民的私有制。马克思认为把达尔文的自然界发展规律引之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加上“消灭私有制”的阀门，人类社会就能从低级到高级变成共产主义，而“消灭私有制”的手段就是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光有理论还不行，理论只是文化而已，还得有革命的实践。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1864年秋，马克思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列宁全集》）。
一个更大的社会革命的实践者就是列宁（1870年-1924年）。1887年，俄罗斯喀山大学法律系的一个名叫列宁的大学生被学校开除了，并禁止他在喀山居住。于是他迁往了彼得堡。一天，这个被开除的大学生没什么事做，随手拿起了一本书，这本书名叫《资本论》，作者是卡尔·马克思。他看完了《资本论》觉得还不过瘾，又把马克思的另外一部著作《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了俄文，还成立了一个“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很快他就被捕，并被沙皇当局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三年严酷的流放中，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并写了一本书《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流放结束后，他又自我流亡到了德国，并创立了“社会民主工党”。然后他又流亡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了“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的意思。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列宁潜回俄国领导武装起义企图推翻沙皇，失败后又逃亡西欧流亡十多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战的俄国军队屡战屡败，俄国经济崩溃。1917年3月，俄国沙皇政府被工人和士兵起义推翻，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临时政府。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被东西两线的作战折磨得筋疲力尽，做出了一个对后来人类历史影响巨大的决定，如后来英国首相丘吉尔说的，德国的领袖们终于发现了一件对付俄国最吓唬人的武器，于是立即把他们像瘟疫杆菌一样密封起来，送回俄国去了。
听到沙皇垮台的消息，身在瑞士的列宁深知必须马上返回俄国。由于欧洲各国深陷一战中，没有直通俄国的火车。德军总参谋部和列宁达成了一笔交易，资助列宁500万金马克，并由德国安排一辆密封的列车送列宁和他的同党从瑞士经德国，跨海到瑞典和芬兰回到俄国。作为回报，列宁武装政变推翻俄国资产阶级政权，结束东线对德战争。而德国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财政援助，至1918年10月援助总额已高达6000万金马克（相当于现在的30亿欧元）。
于此同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尔什维克）领袖普列汉诺夫（1856年-1918年）也被协约国从意大利送回了俄国，他在欧洲流亡漂泊37年。普列汉诺夫曾亲自出席“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并拜会恩格斯，被认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衣钵的正宗传人，曾经是列宁的革命导师。普列汉诺夫一下火车，喊出的口号是“要把对德战争进行到底！”
克鲁泡特金（1842年-1921年）这位俄国无政府主义的最高精神领袖以75岁的高龄从英国回到俄国，结束了41年的流亡生涯。他下车的第一句话也是要和德国血战到底。
俄国革命之狼们纷纷回来了，而这里面的最凶狠的一头狼列宁还携带着巨额的资本回来的。列宁回到了俄国，一下火车就登上一辆装甲车，对迎接他的工人、农民和士兵说：“同志们！我向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士兵群众致敬，你们进行了反对沙皇的胜利的革命……可是现在，有人想给你们抬出另一个沙皇——资本主义，但是工厂不应该属于资本家，而应归你们所有，土地不应该属于地主，而应归农民所有！……你们应该掉转枪口，扔掉社会民主主义的肮脏衬衫！打倒妥协派和资本家！……全世界无产阶级以希望的目标注视着俄国工人们勇敢的步伐。”广场上人山人海，响起了《国际歌》的旋律。
列宁归国后迅速成为革命运动的领袖，他提出《四月提纲》，指出俄国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提出“一切权利归苏维埃”。
1917年7月，彼得格勒开出的一列火车。一位芬兰农民打扮的人，在距芬兰边界不远的拉兹里夫下了车，来到拉兹里夫湖畔一个草棚里，这里是列宁革命的大本营。在拉兹里夫湖畔黑夜的篝火旁，列宁写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列宁在这本书里指出了一条道理，国家的问题首先是政权的问题，并提出了政权问题解决后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在流亡瑞士日内瓦时，列宁有一次与普列汉诺夫喝咖啡。普列汉诺夫说：“法国雅各宾政府垮台，是因为砍的脑袋太多了。”列宁严肃地反驳说：“不对，是因为砍的脑袋太少了。”列宁说到做到，十月革命的第一个月，杀的人超过10万，他还下令杀了沙皇一家。而俄国帝政时代罗曼诺夫王朝，80年间也只不过杀了894人。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不仅对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建立起了巨大理论指导作用，还将其思想火焰传承给了北渡来的一批中国求火者，在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的荒原上燃起了熊熊烈火。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专思想和文化的政，革灵魂的命。“法国大革命”的革思想和文化的命的余烬通过列宁之手传到了俄国，又经俄国传到了中国。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实现了他的诺言：“我们一定要把俄国拿下来！”这是资本、文化、暴力、革命和革文化命的胜利。他颠覆了一切旧秩序，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还有人们的灵魂。
1917年夏，一个青年从美国回到中国，他引述荷马史诗用白话文说道：“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他名叫胡适（1891年-1962年），……
也是在1917年，历史学家王国维就对二十世纪中国的盘面有过一个判断：“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
1918年的春天，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在民国教育司抄了五年古碑，辑录金石碑帖的青年，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上刊登了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白话体小说《狂人日记》，这将是二十世纪中国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总序言，……
1921年的秋天，一个年轻的湖南乡下书生打着一把油纸雨伞，艰难地行走在中国南方乡村开满野菊花的泥泞的田野上，他要去安源煤矿亲手点燃革命的烈火。以俄为师，这是从“十月革命”传过来的火焰，是“法国大革命”的余烬在中国的死灰复燃，……
过去一百年，三个文人对中国文化和革命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
中国历史上，在胡适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想到白话文可以是一场新文学的革命，胡适想到了。中国历史上，在鲁迅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想到用新文学改造旧文学的问题，新文化改造旧文化的问题，鲁迅想到了。在中国历史上，在毛泽东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想到用政治方式和行政手段改造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毛泽东想到了。
1921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结点。一个历史结点必因一场剧烈的文化变动而结穴，文化是历史的路径。
1921年之前，中国刚刚完成了一场由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开创的新文化运动，为今后中国的历史路径提供了新的文化资源。胡适在提出新文学革命后很快在文化上淡出，退归温和的保守。从新文学的文化意义上来说，此时的胡适已死。新文学革命命定只能由鲁迅和毛泽东来完成。
这场新文化运动与毛泽东在安源点燃的激进主义的革命烈火合流后决定了随之以后中国历史的命运。
1915年由陈独秀创刊的《新青年》，“初提倡文学革命，后则转入共产”。五四以后，《新青年》由思想启蒙转向提倡社会主义，1920年9月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这是《新青年》发展的全过程，也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全过程。
从《新青年》导向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鲁迅是这个历史结点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重要性是以新文学革命启蒙新青年，以新青年启动新文化。鲁迅使中国的新文学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对接，从而聚集了巨大的新文化资源。
在这个历史结点上，只有毛泽东看明白了新文学潜在的力量，看明白了新文学教父鲁迅笔下云集的新青年都是反威权的斗士。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执意识形态之领军大旗居牛首之地位，赢得了一代新青年的亲睐。
毛泽东最高明的一招就是借用了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资源，即借用了整整一代新青年的力量。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资源，毛泽东不可能打败蒋介石。蒋介石政府的崩盘，是整个旧文化的崩溃，新文化的胜利。毛泽东所说的鲁迅的方向代表了未来中国的方向，就是指新文化运动代表了未来中国历史的方向。毛泽东又是新文学革命倡导的白话文的中国第一大师，不是他自封的，是他的老师胡适封的，也是符合事实的。中国人现在使用的语言的风格和文字，都是鲁迅和毛泽东留下的范式。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对鲁迅的新文化对接做了行政背书。
过去一多年百年里，从英美传来的思想和文化，在中国的表现就是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晚清新政，就是要在制度上走向现代化和宪政，体制和知识界的现代化叙事本来是主流。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本来是现代化叙事的支流。在关键的历史结点上，支流总是力压主流，屡屡改变现代化叙事进程，并以革命叙事代替之。
在中国近代史的现代化叙事向革命叙事的转变过程中，鲁迅与毛泽东有过一个文化上的交集，这个交集在二十世纪中的毛蒋的世纪大决斗中，毛泽东借用鲁迅的新文化资源完胜。
蒋介石最后惜别大陆时无奈地说道，“现在中国人都信他们，没有办法！不打了！”他不知道这就是新文化的力量，蒋败毛胜，实质上是新文化战胜旧文化。
安源煤矿离天安门的路是漫长的，在艰难地走了28年后，1949年的秋天，这个湖南乡下的书生终于成功地颠覆了一个代表旧文化的制度，他象列宁拿下俄国一样，拿下了中国，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在毛泽东去安源煤矿点燃革命火种的45年后，他的革命早已成功，可他的革命实践的成功却是他的文化理想的失败。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死结在哪里，即几千年来的中国都是一个由利益集团设计和制造的国家陷阱，是一个最大的江湖。他是一个宁愿砸碎自己也要试图解开这个历史死结的伟人，他要在历史的黑暗中找来神灵。
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文以载道”，他深知一个民族的文化承载一个民族的使命，但他却不是一个传统载道的文人。“载道”的文人都是遵命的文人，而他是一个革命的文人。压迫人的制度可以被颠覆，可压迫人的制度的根源是压迫人的文化。他是一个具有五四情怀和理想的“新青年”，五四的情怀和理想是他的内心深处的呼唤，在他的脑子里从来就挥之不去，就是要改造中国的文化和国民性。毛泽东是一个革命者，他再次对这种压迫人的文化革命了。他也要象列宁一样颠覆一切旧秩序，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还有人们的灵魂。凯撒要把属于耶稣的一并拿来。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集矢五四新文化运动资源和又一代新青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较量，以政治手段改造文化问题，即以革命的手段专文化的政，革思想和文化的命。其结果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终结了一切文化，……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对英美海洋派文化的现代文明的一个最大的反题，他却认为“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他的文化理想中晚成的大器。
过去一百年，中国在文化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过去一百年，中国文化的文脉被剁了三刀，第一刀是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剁的；第二刀是文革，毛泽东是操刀手；最后一刀是改革，邓小平操的盘。这三刀，刀刀见血封喉，文脉彻底断了。现在中国文脉哪里去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神州大地如此炎凉！
胡适、鲁迅和毛泽东所谓的新文化，改造的本质和最后结局是，东邪西毒，北渡南归。沧海横流，玉石俱焚。破瓦洞开，泥牛入海。文断、脉断、心断、魂断、魄断，断无可断，太彻底了，……
毛泽东曾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
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的一个纪念碑，毛泽东是鲁迅新文化上的继承者和同路人。而那个时代的所有新青年最后都撞死在鲁迅这个新文化教父的纪念碑前作为毛泽东的殉葬品。
王国维是罕见的历史学家，读史早知今日事，他早就敏锐地看出了中国文化破裂后的结局，愤而自沉。
还有一个名叫胡适之的人在这个新文化的纪念碑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文化革命”还是“革文化命”？
罗素有句名言：“希特勒来自于卢梭，罗斯福来自于洛克。”
在中国，似乎可以改成“鲁迅、毛泽东来自于卢梭，胡适来自于洛克。”
为什么英美海洋文化的国家，文化导致温和的非暴力革命，革命又不会反过来对思想和文化进行围剿；而大陆文化的国家，文化导致激烈的暴力革命，革命又反过来对思想和文化进行剧烈的围剿？前者英美显然是“文化革命”（文革），后者法俄中显然是“革文化命”（革文）。
“十月革命”的火焰熄灭后，俄罗斯人民还能重新拥抱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取暖，重新获得人性的光芒。中国人还能重新拥抱什么呢？
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的问题大于慈禧、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和。这个之和就是利益集团设计和制造的国家陷阱，它是文化并大于文化。
“中国革命”是“光荣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和。这个之和就是中国文化设计和制造的革命陷阱，它是革命并大于革命，大于“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和“革文化命”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