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证词-----戚本禹回忆录（十八）
第 17 章调《红旗》杂志社，去通县宋庄参加四清运动
17.1 调《红旗》杂志社
1964 年夏，我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写出之后，江青和康老要我到钓鱼台去找反修班子修改。那一次康老告诉我，他想要我到他们的写作班子，正打算向中央办公厅管人事的龚子荣要人。但是，陈伯达抢在康老之前给毛主席提出调我到《红旗》杂志社。田家英跟我说过，要去就去康老那里，不要去陈伯达那里。所以，在邓力群代表《红旗》跟我谈话，要正式调我的时候，我对邓力群说，我不想去《红旗》 ，邓力群一听就板起脸来说： “这个事是给主席打的报告。主席批了，没得商量了。 ”邓力群也是老资格，又有主席的批示，我没有选择了，不得不到《红旗》杂志社去。1964 年底，关于李秀成自述问题的第二阶段的大讨论结束了，我也调到了《红旗》杂志社。
我知道田家英和陈伯达矛盾很深，我们一起在天津搞工业调查的时候，陈伯达是组长，田家英是副组长，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不是人，对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深有体会的。田家英曾当面给我说过，他担心我万一不由自主，在陈伯达面前说一些对他不利的话，现在我要调《红旗》杂志社，到陈伯达手下去工作，当然需要考虑田家英这位老领导的心情。所以，在成行前我专门去给他辞了行，请教他我到了《红旗》该注意些什么，实际上是跟他保证一下，让他不必有多余的担心，我不会在陈伯达面前说他的坏话。
陈伯达在争取我到《红旗》时说要给我副总编的待遇，其实只是在告诉别人：你看，主席支持的人我也支持。我去了他也没有怎么重视我，我去报到，他也不见我，是邓力群安排我和范若增一个办公室办公。报到后我到陈伯达办公室见他，他也就一句“你来了” ，不谈具体工作。后来《红旗》成立历史组，他才任命我当组长。康老没有要到我，就跟我说，毛主席的事情你还得干，你要和《红旗》副总编范若增一样，经常参加钓鱼台的工作。于是，我调出中央办公厅之后，编制在《红旗》杂志社，人却是经常要到钓鱼台给中央写文章。
17.2 我的四清经历和几个小人物的命运
1964 年入冬我们十几个文化战士去了北京通县宋庄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 。邓力群带队任队长，陈茂仪（ 《红旗》杂志秘书长）任副队长，苏星、关锋、海波、钟林和我分别担任小组长，其他成员还有陶文鹏、王梦奎、邓绍英、滕文生、王锐生等。我是到了翟里大队。
根据我这个时期在现实中接触到的、看到的，四清运动的重点就应该是批走资派。翟里大队的一个副大队长叫邓庆福，他私藏私分粮食，群众反映非常激烈，我们调查掌握证据后，就请示上面抄了他的家。社员一贫如洗，没有吃的，邓庆福家里却几房子都是东西。他家院子也大，很多箱子，打开一看满满的都是粮食。为了教育干部社员，我们搞了一个展览，社员们看了惊讶得不得了，他们从来没有见到那么多的东西，吃的、用的、穿的，花花绿绿什么都有，还有补品、贵重物品，相当先进的收音机也有，家具也是全村最好的。这些东西在当时太超出普通农民的生活了，光是抄出来的粮食堆起来就像座小山！社员是按工分分粮食，他们是分了该得的粮食还私藏私分。他们怎么私分呢？就是队上交公粮后社员再分粮，分完都会剩下一些，这些不在统计之内，等社员都走了，他就带领几个干部私分、私卖。参与的有保管、会计、队长。这个副大队长分得最多。粮食是农民最保贵的财产，一个普通的干部，就居然私分得那么多粮食，还有那么多其他财产。
上有行则下必有效！有一个小队长，是个皮匠，也私分粮食，群众反映他不承认，硬说是节省下来的。我们从小队会计突破，这个会计先也不讲实话。我们说，不讲我们就带人抄家。一听要抄家，他就主动交代了。
我们去小队长家，发现粮食都藏在柜子里。一个小队的干部，就那么一点点权力，就敢在社员的眼皮底下私分集体的东西。所以，社员就没有积极性了。他们说，我们干那么多，都是给他们干部干的，我们工分那么低，就分一点点钱，一点点粮，他们说是为集体，其实都是为他们自己了。实际上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新的地主、新的富农。解放前是公开的剥削，他们这是不公开的剥削。我亲眼看到这些之后，就觉得毛主席讲重点是斗争走资派讲得真对。
关锋管的那个队，副大队长也贪污，情况和我这个队的副大队长类似。也办了一个展览，绸子缎子一大摞，皮箱放不下，电器都是新的，饼干都是铁盒子装的，数不过来多少盒。那时刚从困难时期出来不久，这些都是很高级东西了。他贪污钱，贪污粮多，家里东西就多，光是这些他也是个贪污犯。当然，就数值来讲那是和现在没有办法比较的。这个人有点成绩，在公社里有名，上下关系都好。所以，贪污证据确凿，却因为上面有人撑腰，谁也拿他没有办法。谁拿他，他就搬来上面的人，把拿他说成是整群众，上面的人听他的。关锋对这事非常反感，就是不服气，就是要拔这个钉子。这个人欺压老百姓的事儿很多，不光是贪污钱和粮。关锋很仔细，让滕文生搞了一个小册子，把他的种种恶行、斑斑劣迹都写出来了，最后还是把他拿下了，开除了党籍。关锋倒霉之后，北京市马上就给这个人平反了，平反的时候，也不讲点具体材料，不谈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是一句话：一批极左分子，在关锋的领导下，诬陷造谣，加给 XXX 的罪名都是不实之辞。关锋到去世的时候对这个事情也不服气。当时他搞那个小册子时说：我就写本书定在那儿，他翻案也翻不了。但还是没有用，他自己人也死了，内部材料，人家不给他发行。 “真理”都是相对的，谁掌握权力了就是“真理” 。当然这个“真理”是打引号的。真正的真理是动摇不了的。
我打成走资派的那个副大队长邓庆福也是这样的，我倒霉之后，北京市就给他平反了，说他没有私分粮食，也没有贪污。还有一个人，解放前当过狗腿子，他在队里打谷场管称杆子，利用这个权力和粮食紧张，采用“高抬低压”秤杆的办法，霸占和欺压妇女。他看中谁家妇女，就让秤杆高高翘起多给人家一点粮食，用这个办法去诱骗人家，诱骗不成的，他就让秤杆低低的，克扣人家的粮食。有个外号叫“小半仙”的妇女，不结婚，喜欢谁，谁给她一点东西，就跟人睡，要不喜欢谁，谁给她钱，给她粮食，她也不干。她不喜欢这个把秤的，他再怎么高抬秤杆她也不干，这个人没有办法，就把她强奸了。邓小平重新掌权后，这样一个坏分子，北京市居然也给平反了。只要是我们搞的，北京市一律平反，连坏人也平反，理由是我们迫害群众。看看今天农村的村霸，是不是与邓小平的乱平反有关？
对比之下，有个老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老刘死了，对他的死，我是遗憾的，因为是我没有处理好。在查了邓庆福之后，有人说，有个人你们没有查。他姓刘，现在是贫农，解放前当过土匪，经常搞绑票。一般来说， “盗亦有道”，当土匪也有当土匪的规矩，不能绑票自己村里的人。这个人不讲这个规矩，绑过村里的人，村里人都不喜欢他。我们在运动中不搞土匪，没有这个任务。再说他已经是贫农了，解放后也没有再当土匪，而且他的一儿一女，参加四清也积极。但是，社员反映了，我就要应着。我说，好吧，让他交代交代，把事情说清楚，教育教育。我叫我的队员小周去找他谈。结果他很紧张，以为我们搞了邓庆福之后要搞他，小周找他谈话后没两天，他就跳井自杀了。
人死了事情就大了。小周说，我也没有逼他，就是照你说的让他交代交代。邓力群经历的事情比较多，又是带队的，我赶紧报告邓力群。邓力群说，没多大关系，过去的土匪死了就死了，但是要报案，给北京市公安局报案。我们报案后，公安局马上来人，法医一套人马也来了。人已经从井里拉上来了，法医翻来覆去地看，照相、记录，都好了就叫我们埋人。我说究竟检查出什么了？法医说，我们的任务是来看是他杀还是自杀，是他杀就要立案调查，是自杀，那就是村里的事了。我问，那怎么知道是自杀呢？法医就跟我讲，被推下井的人要挣扎，到井里还要挣扎，指甲盖底下一定有泥灰，这个人指甲盖很干净，没有挣扎的痕迹，他是自己跳到井里的，没有挣扎。
这个老刘，家里一大堆人，他一死没有强劳力了，家人生活很困难。人不死，怎么对待土匪都没有问题，等人死了，大家又同情起来了，几十年前的事也原谅他了，都觉得我过分了。我没有整他，或者要抓他，人死了，都是我的责任，我为这事检讨过。我要将他家生活稳定下来才好，后来我给他女儿找了一份国家工作，让他一家有了保障，但是他自己终归是死了。
通过“四清”我们把干部都查了一遍，翟里大队除了那个副大队长，其他干部都没有清出很大的问题，那个小队长的问题也不算大。四清之前社员出工，打了钟还稀稀拉拉的，四清以后，没打钟就在钟底下等出工了。
我亲眼看见，社员的积极性确实是提高了。社员们说，大跃进的时候，地里的庄稼都没有好好收，南瓜都烂在地里了，收起来的也没有人去分，还是烂掉了。58 年确实风调雨顺，确实丰产了，但人都去修水利了，东西收不上来。全国都有这种情况。丰产不丰收，丰收不丰分。老百姓实际没有分到多少东西。后来农民积极性不高，也不是公社搞得不对，主要还是干部的问题，干部贪污，欺压社员。四清整顿了一下，社员积极性又起来了。我们工作队很清廉，工作队到的地方，干部也不敢贪污，社员分的粮食就多。他们说，你们每年来一次就好了，特别是收粮的时候，你们来跟我们一起收、一起分就好了。就是说，生产解决了，大的问题就是分配问题，解决了干部的私分问题，社员的心就顺了。我们走了后他们连年丰产丰收，这恐怕也算是四清的成果吧。
毛主席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和走资派的矛盾。这是对的。我们就是搞干部贪污、私分粮食、欺压群众这些事。邓力群大体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就是搞走资派干部，主要是搞共产党的干部，不是搞其他干部。原来王光美搞的那个“桃园经验” ，搞的问题就多了，包括历史问题也搞。我们不搞历史问题，死了的那个老刘，也不是我想搞他历史问题。搞历史问题就大了，农村有很多人参加过什么伪团丁，那么多人怎么搞？
17.3 一封私人通信让我卷入高层漩涡
四清运动要发动群众起来，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意识。我们是遵照毛主席的思想，搞发动群众，对贪污的干部的斗争，也不是搞喷气式什么的，叫走资派站在那里就行了。可是，当时王光美已经发明的“桃源经验”，是搞秘密串联，搞“小台湾”，神秘兮兮。而且斗争走资派搞喷气式，很残酷。刘少奇到处推广王光美的“桃源经验” ，刘仁底下的那些人都是学“桃园经验” 。群众和那些走资派也是乡里乡亲的，你要搞喷气式、搞残酷的肉体斗争，群众也掰不开面子，所以就抵制。我们，包括邓力群都不同意王光美“桃园经验”那个搞法。刘仁看到下面的群众一时间不起来，都抵制那个搞法，就认为是下面干部搞四清不积极。他发了个讲话，说你们不搞就算了，我们都撤回去。
刘仁的这个讲话精神下去后，我是有些看法的，当时我只知道是北京市的一个领导讲的，还不知道是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刘仁讲的。我那时年轻气盛，也没考虑那么多，就批评说那样对待群众是老爷作风。群众不觉悟，就应该去做工作，发动他们起来，而不是要训斥、要撤走工作队。当时后楼主办的内部刊物《情况反映》是给中央领导看的，经常要登一些下面的重要情况。研究室的领导之一陈麒章当时是负责这个刊物的。他们知道我在下面搞四清，叫我把下面的事经常跟他们沟通沟通，报告报告。所以，我离开后楼研究室之后，还和研究室的一些同志保持联系，常把我遇到的一些情况写信告诉他们，大多是零零碎碎的。正是在给一个同志的私人信件上，我把我对刘仁讲话的看法都写出来了，因为是私人通信，也写得就比较激烈。那位同志觉得内容不错，没有跟我说，就把信转到陈麒章那里去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那样的通信都是与工作有关的，很难说是完全的私人性质。陈麒章看后认为我对刘仁讲话的批评意见是有点分量的，就在他的刊物上登出来了，还从办公厅的北京市简报里找到刘仁的讲话，作为附件一起登出了。
主席向来很反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神秘化、地下工作那一套，他从《情况反映》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哪知道看了就支持我的意见，把我的意见批给彭真看，好像还批评了刘仁，说刘仁不该那样讲话，让彭真去处理。这之后刘仁就检讨了，还生病了，不过很快就治好了。我对他们提出的批评是有点过火，主席又过问了，彭真就很紧张，意见也很大。这下北京市的领导就反感我、攻击我，说我吹毛求疵，说我以势压人，弄得主席批评刘仁了。彭真先找了陈伯达，说刘仁这个人是老革命了，你们批评我们的书记，先给我打个招呼啊。我可以去批评他的，你这么一登出来，给主席看了，这事情就弄大了。
陈伯达这个人没有独立自主性，的确是像主席说的那样，经常在党内这一派和那一派之间搞投机。他一方面在主席的船上，一方面在刘少奇的船上。彭真和刘少奇是一条线的，我们批评刘仁就等于是给彭真难堪，就等于是搞到刘少奇那里去了。而且彭真这个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厉害程度丝毫不在邓小平之下。所以，陈伯达一看北京市对我有意见了，彭真也不满意了，就很紧张。说实话，我这个信也的确是给他造成了困难。不过，那时候，陈伯达怕跟彭真起矛盾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彭真更怕跟我们起矛盾，因为毛主席是支持我们的。
陈伯达来电话批评我们：你们是怎么搞的？不经过我同意，怎么随便给人下战书？我也没有叫你们下战书。你写这东西应该先通知我。你是《红旗》的人，这影响很多人，牵涉到《红旗》和北京市委的关系， 《红旗》和党中央书记处的关系，影响我和彭真的关系，彭真是得罪不得的。你们这么一弄，彭真还以为我要整他，对我有意见了。我跟陈伯达解释： “我知道了，以后反映什么都先通知你。我把我的通信底稿给你看，那是私人通信，讲得随便，有点上纲上线，不是正式意见，没有想到他们会登出来。登出了，有些话就是过分了。请彭真给刘仁打个招呼。我说他是老爷，他也不会超过王光美的，怎么会变成资产阶级老爷呢？我们收回这话。要不要我给彭真写信说明，这是我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 ”陈伯达说，你别这样写了，赶紧到彭真那里去检讨，认个错。
由于我的文章里面还引用了关锋的几句话，比较激烈，所以他要我叫上关锋一起去。说来也巧，陈伯达要我们去向彭真检讨，彭真也找我们了。彭真看了我写的情况简报，怕我再直接给主席写信，找他麻烦，就指名叫我和关锋去参加他召开的四清工作动员会（要关锋也去是因为我那个信也提到关锋了） 。那天天寒地冻，虽然专门给我们弄了个火炉子烤火，我们还是冷得不得了，听了四个小时，冻了四个小时，底下的干部没有火炉子，就更遭罪了。听完会，主持人说，你们两个请留下，一会儿有车送你们到彭书记家，彭书记要见你们。彭真是很大的领导，要见我们，我们要不去问题就大了。一会儿车子来了把我们从头衔拉倒彭真家。
那是我第一次到彭真家里，热气开放，温暖如春。以前我给他送文件不止一次，但都是送到市委，没有到他家里去过。这次到他家一看，真是富丽堂皇，就像现在很豪华的装修，比现在的豪华饭店的高级房间还要高级。桌子都是很高级的木头，我以前都没有看见过那么好的木桌。吃饭是个专门的房间，很大，有很多精致的摆设。我当时没有见过大世面，我在上海见过我爸爸的老板，家是很气派的，但那是资产阶级，共产党里面这么阔气的我没有见过。在团校、在中央办公厅我都没有见过。田家英住的地方很差，根本没有吃饭的房间，吃饭都在办公桌上。当然田家英不是很高的首长。可是，主席家里与彭真的家相比，也简直是两重天，暖气不暖，常在屋里呆要穿棉袄。不信就到主席故居去参观一下，木床、旧沙发……。总理家里我也去过，西花厅，总理和邓颖超住在一间小屋，都挺朴素的。林彪的家我没有去过，不知道。
彭真是个大手笔，领导能力很强。他知道主席重视这事，就在向陈伯达做过交涉之后，又亲自和我们交涉。他实际是希望我们别再告他，想与我们缓和关系。我们去了他那里之后，他不但不批评我们，好像还很重视我们。关锋是老干部，我以为他会以关锋为主。不是，他把关锋冷在一边，老跟我说话。
他先跟我们唠家常，问寒问暖，连我老婆怎么样，多大年纪，长得好不好，感情怎么样都问，还叫我常到他家里来。我说，我还不知道您爱人叫什么名字，他就说叫张洁清。然后，问我最近看什么书，主动提起我评李秀成的文章，当然他先说了关锋的文章好，赞扬关锋一番作为铺垫。他对我说，我看到你的关于李秀成的文章，当时就支持你。你的文章写得好，那么长的文章，我一口气看下去了。真是犀利啊，怪不得主席欣赏你。主席的批示我看了。你是对的，周扬他们不对。 “忠王不忠”，李秀成的确是对革命不忠，真正对革命真诚的是农民英雄陈玉成，跟你一样是拥护陈玉成，他不屈而死。你是我们党的新兴力量，你要好好努力，不要辜负党的培养。彭真说他支持陈玉成，反对李秀成，一下子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陈伯达说彭真是副书记。这么高的中央领导，和主席一样支持我，我对他的好感一下子起来了。乘此机会，我说，有件事我做得不好，我对刘仁同志的那个意见应该先向您反映，我直接给办公厅写了封信，他们就登出来了。这个事情跟陈伯达同志没有关系（我们来之前，邓力群也在通县，我们跟他通报过彭真要见我们。邓力群也叮嘱说，见了彭真说一下，你们写的那个情况汇报，主席批的那个东西，是你们自己弄的，不是陈伯达叫写的，陈伯达对这个事情很恼火，你要提陈伯达撇清楚） 。
彭真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你有意见，有权利写。还说，你们的意见很好，对待群众怎么能用这种老爷式的腔调呢？说完他还要请我和关锋两人以后担任整个北京地区四清工作的顾问，参加北京的会议。但是，他又说，刘仁这个人呢，讲话就是怪，喜欢讲反话，我体会，他那个意思是反激一下，就是说，下面再不积极的话，他就不管了，这是激发他们积极起来。他说不管了，意思还是要管。你们就当成他的真话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要是真反对就不对了。他是个书记，怎么能真不管呢？
彭真讲的很有道理。我说，我水平低，当时我跟关锋讲，关锋也没有仔细看。我们俩水平不高，可能领会错了，主席看了我们的报告认为刘仁不对，就批评了。这是我们做得不好。彭真说，没关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主席批评他好啊，主席都批了，弄得他很紧张，心脏病都发了。他以后知道该怎么讲话了。激发人家，就正面讲嘛。
彭真这么一说，我和关锋倒觉得过意不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对刘仁也并没有什么看法，只是觉得他的话讲得不对。听过彭真的这些话，我觉得彭真好像不在乎这个事。于是，我再次强调说这个批评不是陈伯达的意见。他说，就是陈伯达的意见也没有关系。彭真又说，你们《红旗》杂志办得很好，工农兵学哲学，主席都说了，我也是这个意见。彭真的这个态度和陈伯达的指斥大不一样，这使我对彭真更加好感。
聊完了这些话，就吃饭。我第一次吃这么细的饭，豆腐都比肉好吃，我老吃豆腐，关锋是老吃肉，那个肉也好吃。我们在通县都是“三同” 【是通吃、同住、同劳动吗？】 ，都在社员家吃饭，到工作队队部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就在这里大吃了一吨。在中央开会，我以为吃得也不错，中南海我们吃大食堂，就算好的。田家英请我到四川饭店吃过，也算吃得好，但比起彭真家的这个饭菜，都是天差地别。
走的时候彭真叮嘱我，以后看到北京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跟我写信，写我亲收，信封上写上你的名字，他们就不会压了。我领会他那意思是说，以后北京的事不能再向别人说了，要跟他本人说。这一点我不反感，因为当时彭真党内很有威望，中央会上常是他讲话，比邓小平还厉害。那时也没有什么“二月提纲”的事，我确实是把他看作自己的同志了。想想看，来了就说我的文章好，我批评刘仁的事也不在乎，态度和蔼，又请吃，又唠家常，还问寒问暖，问我看什么书，连我老婆怎么样，多大年纪，长得好不好，感情怎么样，都问，我能不感觉他是自己同志吗？我那时 30 多岁，也没有经过复杂的事，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比较简单，不知道有那么多矛盾，就觉得他是一个关心我们的首长。当然，我也知道，这个首长关心我是看毛主席的面子，因为毛主席挺重视我。
我回来以后对关锋说，彭真请我们吃饭这么隆重啊！关锋说，还不是主席批了你那封信。彭真权力大，陈伯达都不敢得罪他。你写了那封信说刘仁的坏话，陈伯达要你去说明那不是他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彭真请吃饭还不是因为那封信，因为主席批了那封信。彭真不是说了吗，以后北京有什么事给他反映，要先跟他打招呼。这样的话，我们还能说他不好吗？关锋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比我尖锐，他究竟是经验多。我问他，我跟彭真讲清楚没有？他说，你应该说明，你是跟中办同志个人写信，不经意说了自己的看法，不是有意告北京市的状。应该把这个意思说清楚。我说，那你怎么不当时就补充？他说，你的事我怎么补充？我回来一想，觉得是我们自己对事情没弄得很清楚，就批评起来了，是有不足的地方。于是我就给彭真写了一封信，一来是按照关锋的意思把我那封信的事情说清楚一点，也算是对向陈伯达有个交代；二来吃了人家的那么一吨饭，也该说声感谢。给彭真的信，不是关锋叫我写的，我在信里说了对彭真招待很感谢，希望他转告刘仁同志，消除误会。此后我和彭真再没有什么来往，也没有写过信。
文革后彭真隔离审查，搜他的家，所有彭真的信都交给康老了，那里面就有我的这封信，那时候彭真好像是反党集团一样，所有跟他关系好的，都要怀疑、审查，戚本禹响当当的的造反派，居然跟他有通信。康老、陈伯达、江青都看了。就说我是拍彭真的马屁，向资产阶级投降。江青有点怀疑，问我： “你怎么跟彭真写信，跟彭真搞在一起了？”。我跟江青说，是陈伯达叫我去认错的。如此这般讲了一下过程。江青就问陈伯达，陈伯达说“没有啊，我不记得啊” 。还好在开会的时候，关锋也在。我说： “江青同志，这个事关锋同志可以证明”。关锋也证明了。江青知道了实情就说陈伯达： “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做的事你还说人家。 ”那次，康老也在，王力也在。康老说他仔细看了我的信，彭真请吃饭，一般的感谢，没有讲别的内容，没有什么事儿。康老这么一解释，这封信就不算事了。陈伯达说康老在包庇戚本禹。
可是我出事后，开始是陈伯达整我，后来是总理、康老、江青讲话，讲我早就投靠彭真。我看了陈伯达的遗稿才知道，把我抓起来，他们都赞成，就是康老说了“要谨慎，戚本禹在群众中有影响，这个事情……恐怕要请示主席”。康老那时病了几天，不知道其实抓我是请示过主席的，但一知道抓我是请示过主席的之后，为了撇清，就又说我早就投靠彭真了，还引用我信里的一句话“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说可见戚本禹是投靠彭真了，与彭真成为一家人了。总理 315 讲话也说 ，戚本禹是早就投靠彭真了。这都是不对的。我要做最后的声辩：写信是 1964年的事，当时彭真是党内很重要的领导，位置仅次于邓小平，毛刘周朱陈林邓，下面就是彭真，政治局委员，陈伯达叫他副书记，可见他是实实在在的中央领导，他请我吃饭，我就写了那个信表示一下感谢，算不算罪状？怎么是投靠？那时候总理还三天两头跟彭真一起开会哩，难道总理也是投靠？“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话，不过是客气话而已。现在还有人造谣说我信里写了“最敬爱的彭真同志” 。我给主席都不这么写的，怎么可能给彭真写“最敬爱的”这种话呢？造谣的人自己没有头脑，不等于其他人也没有头脑。
17.4 批评“繁琐哲学”惹出的麻烦
翟里大队归宋庄公社管辖，宋庄的四清由上面统一管，上面经常让我们汇报，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很复杂，我们得派一个专人来应付。正好《哲学研究》约我写文章，我就说现在是繁琐哲学盛行。什么繁琐哲学盛行呢？就是大大小小的问题，没完没了的统计、填表、查问，上面老来人听汇报，要这材料要拿材料，比队长邓力群来得还勤，邓力群有什么事，叫我们说说就行了，也并不经常开会。他们是没完没了地折腾你。一天晚上，我越来越气就写了一篇短文，批评繁琐哲学，关锋拿去看了说好，我就交给《哲学研究》杂志发表，清样出来了，邓力群看到了，就问，你这个批判繁琐哲学是不是中央跟你说了什么？我说没有。他说，毛主席正批评刘少奇的繁琐哲学呢。
我当时写的是文牍现象，但是提到了哲学高度讲这个问题。想不到的是，制定二十三条时，毛主席和刘少奇发生了分歧，毛主席说要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主要抓党内当权的走资派，刘少奇说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四清、四不清的问题要解决，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要解决，毛主席就说他是繁琐哲学。而我讲繁琐哲学是讲具体方法问题，跟刘少奇搞的繁琐哲学一点关系没有。因为我是从哲学角度讲，所以用了繁琐哲学的题目。邓力群是刘少奇的秘书，很敏感，一看我讲繁琐哲学就警惕了，以为我是在批判刘少奇，以为我消息灵通，以为一定是听到毛主席批判刘少奇繁琐哲学。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主席批繁琐哲学。他说康生跟他打招呼了，说毛主席跟刘少奇发生分歧了。邓力群跟康生关系不错，有时候跟康生打电话。邓力群说，这个事中央还没有公开，不要去赶这个热闹。他以为我是要乘机出风头。其实，我研究理论写文章真没有想投什么机，批判李秀成的文章是我自己写的，后来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也是我自己写的，没有人布置任务，也不是因为听到什么消息。再后来到文革中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那是任务了，因为毛主席说要搞大批判，要研究历史写批判文章，但也没有给我规定题目。我跟邓力群说，我批判繁琐哲学，批的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我一点不知道，我在农村没有回家，自从上次那个私人通信搞出那么多的事情后，我也没有和办公厅通信。邓力群相信我，说那就赶紧把文章撤回来吧，以免引起误会，你看我都误解你了，别人误解就更大了，党内文件一传达，你的文章一出来，好像你在反对刘少奇（他不愿意我反对刘少奇） ，这样的话引起党内矛盾不好。这是中央上层的东西，领导之间的事，现在没有传达，我们不要作这样题目的文章为好。我认为邓力群的意见对，马上打电话告诉《哲学研究》杂志的林聿时，请他赶紧把文章撤下。他们说目录都上了，印刷费都付了。我说哪怕印了也要抽下来，损失我赔偿，我说这是邓力群交代的，不能发了。我也不好说怕引起什么误会，就说请他帮个忙吧，下次我一定写一篇大文章。他说那要损失多少钱，我说我来补。他说那倒不用，别的杂志赔钱，他们杂志赚钱，不在乎这点钱。他最后把文章撤了。因为这么一个情节，我就特别留意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意见分歧。有关他们分歧的文件传下来后我仔细看，觉得还是毛主席对，刘少奇不对 。邓力群看了后，却搞调和论，说他们是一个说法问题，一个工作，不同的说法而已。刘少奇也没有否定搞党内矛盾，我和关锋不同意邓力群的说法，认为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内部矛盾，干群矛盾，贪污腐败，私分粮食，各种人的历史问题，农村什么问题没有，你要找矛盾什么矛盾都有。这是客观情况，但是我们工作队的体会是，你不能一天搞那么多的事情，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党内腐败问题，要让农民多分粮食，这是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邓力群认为，你得把各种矛盾摆出来，然后才能抓主要矛盾。我们怎么能一进去就知道什么矛盾呢？主席说，什么都抓是繁琐哲学，但你摆出各种矛盾，又去抓主要的，就不是繁琐哲学。我们就这么随便议论，也没有谁要抓谁的辫子。
我四清回来才看到“桃园经验” ，当时还觉得不错。为什么主席后来跟刘少奇产生这么大的分歧，还专门把陈伯达从农村叫回来写二十三条？那时候仅仅知道主席和刘少奇有分歧，在这个封锁哲学的问题上，我是理解主席的意思，但是那个时候说刘少奇不让主席开会，讲话，主席与刘少奇有那么大的矛盾，我是真不知道。
【关于批判繁琐哲学，我综合所有材料后，得到关于此事的以上表述，原来材料中有很多小冲突，我都抹平了，当然也许没有平。原来的材料有个说法与现在这个整理矛盾比较大，无法融入，希望戚老自己核一下： “后来稿子送到康生那里，康生就给我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一趟。我去后康生说： ‘这个事情你碰到地雷了……，烦琐哲学是主席批评刘少奇的，你这文章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别人就会以为要批判刘少奇了。
（上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