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没有参加赴法勤工俭学，他愿意留在国内为新民学会打好基础，也不打算再进学校。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能”。

　　1920年11月给罗章龙的信中说：“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一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个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怪不得人家说‘湖南学生的思想幼稚’(沈仲九的话——当时一师教员)，从来没有人供给过他们的思想，也没有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开发过，思想怎么会不幼稚呢？”

　　办一种私塾式的自修学校，采古讲学今学校二者之长，结合同志，自由研究，共同讨论；同时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适当结合，这是毛泽东久已在朋友间酝酿过的想法。1921年1月初，在新民学会会员讨论会上，他有几次发言。一次谈到读书：“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岁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另一次谈道“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到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从北京给周世钊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 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可以教课、投稿、编书、劳力的工作(自炊自濯等)等取得。“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工读互助团”的活动，1920年上半年间，随即在北京和上海出现过，不久都失败了。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为培养团和党的干部，有一个好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环境，以便于开展各方面的活动，1921年8月间，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船山学社有宽敞的房子，政府每年拨给4000元活动经费，这时贺民范正任学社社长。毛参加党的“一大”回来后，即住在该社，同何叔衡、贺民范一道，具体筹办学校。船山学社守旧的社员对此多加阻挠，省政府方面也拒绝拨款，他们分头活动，向教育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作传，同时争取老同盟会员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的支持，贺民范还极力发展一批新社员，于是使得进步势力在学社中取得优势。由于何叔衡、贺民范、仇鳌、王季范、李六如、方维夏、石广权、熊瑾玎、张唯一等，在几次社员会议上的坚持，陈章甫、杨开慧等人成为新社员，于是学社终于通过了办自修大学这一创举。仇鳌和贺民范等，打通了省政府的关系，继续领取活动经费。8月16日，长沙报纸上刊出《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学校的招牌正式悬挂在学社大门上，由贺民范任首届校长，学校设有校董会，由15名校董组成，负责筹措经费，掌握办学方针。校董会推举驻校校董一人，任校长，管理日常校务。贺民范、毛泽东、何叔衡先后担任过驻校校董。校董会还设有名誉校董，蔡元培曾接受聘任，校董会下设学长，负责指导学友的学习和成绩考核。1922年12月，经毛泽东的邀请，李达从上海回到长沙，担任学长职务。

　　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学校有阶级偏向的教育制度，自修大学高举“平民主义”的旗帜。《创立宣言》中说：“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是‘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自修大学力矫这些弊病。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就在这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自修大学为一平民主义的大学。”《创立宣言》中还批评学校“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因此，要求：“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渝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入学须知》中更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入学条件有严格要求：“我们这个学校方才创始，确实简陋得很，来学的人全要看他自己能不能真实努力，才能决定他有没有好的成绩。但我们极愿意得到许多有志的青年和我们做同学。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实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习。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因此对一个新同学入校，取比较慎重的态度。每一个同学入校，我们要明白他下列几项：(1)以前进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事？家庭和个人经济情形怎样？(2)要研究哪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3)以前学过什么学科？(4)愿来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作什么打算？(5)对于人生观的主张。(6)对于社会的批评。凡要入学的，须将上列六项用通信方法详细写出，寄交本校学生会总书记转交学长评阅，再行当面接洽决定。”

8月16日，长沙的报纸刊出《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第一章《宗旨及定名》中说：“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责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等责任。学生不收学费，寄宿者只收膳费”。为实现脑力与体力两种劳动的结合，《组织大纲》还规定：“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本大学为达劳动之目的，应有相当之设备，如园艺、印刷、铁工等。”关于学习内容、方式，校内组织有哲学、经济学、中国文学和心理学等研究会。对教员的要求为：“虽然不要灌注食物式教员，但也要有随时指导的人做学生自修的补助。”

　　自修大学这些文件发表后，湖南文教界议论纷纷，称为“怪事”，认为这是不伦不类、无根无叶的组织。但这些流言飞语丝毫也未能影响这个学校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本人、他的战友、部分党和团的干部，最初都是自修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主要领导干部的夏明翰、陈佑魁等，自学校出来后，即入自修大学，住在船山学社。同时，全省学生联合会也设在这里，更便于党领导学生运动。在工人运动还没有大规模开展之前，学联仍旧是当时推动革命群众运动的主要机关。夏曦、夏明翰、毛泽民等，都是1922年至1923年学联的主要领导人。

这些住在自修大学一边自学，一边从事工人运动的知识青年，必须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来反抗社会的非难(例如同工人来往被指责为“不讲品行”之类)。夏明翰就是同他的没落的地主官僚家庭闹翻了出来的。他原是衡阳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曾积极参加和领导了衡阳学生的爱国运动，抵制和焚毁日货，支援长沙学生的驱张运动，同驻扎衡阳的军阀吴佩孚展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在家里，他敢于把吴佩孚送给他老祖父夏时济的亲笔条幅撕毁，把夏时济收藏的日货翻出来烧掉；气得夏时济把他关了起来，要他“认罪”，他却在一个晚上，拿把斧头，砍断窗棂，逃了出来，由何叔衡介绍到自修大学学习。他住在自修大学时，穷得连生活都难以维持。夏明翰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1921年冬，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湖南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他在长沙从事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1927年初，他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秘书和教员，并在全国农民协会兼任秘书长。党的“八七”会议以后，参加了湖南新省委，协助毛泽东准备秋收起义。同年12月，任平浏特委书记，在浏阳、平江先后组织了“工农暴动队”，1928年2月担任湖北省委委员。2月7日，由于叛徒告密被捕，2月9日英勇就义。他临刑前作的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表现了伟大的英雄气概，一直被人传颂。

　　当时住在学校的正式学友人数是不多的，1923年3月，有24人，后又公开招来10人，前后合计约30多人，多数为当时的党员和团员，名单如下：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贺民范、李达、夏明翰、易礼容、罗学瓒、姜梦周、陈佑魁、毛泽民、陈章甫、陈子博、陈子展、彭平之、曹典倚、廖锡瑞、刘春仁、戴晓云、刘大身、郭亮、夏曦、贺果、王梁、傅晶钰、黄衍仁、王会悟、杨开慧、许文煊等。(这个名单见《湖南自修大学暨湘江学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学校内有藏书丰富的图书室，新购置各种进步书刊达400多种。学友以自学为主，辅导为次。李达任学长期间，开有马克思主义专题讲座，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社会发展史，还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等参考资料，人手一册。陈独秀、李大钊都应聘担任通函指导。毛泽东曾宣讲《苏联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李维汉宣读过他写的论文《观念史观批判》。此外，还请校外的革命活动家来校讲学，邓中夏、恽代英、张秋人等，都来作过专题讲演。自学与辅导，始终贯彻理论联系实际，1923年办有《新时代》月刊，李达、毛泽东、李维汉、罗学瓒、陈佑魁、刘春仁等都发表过许多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党的二次大会宣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同时，学友们都参加学生运动和党新领导起来的工人运动。当时全省学联即设在校内，更便于党和团的活动。许多学友都担任了长沙新组织起来的工会的秘书或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并创办工人夜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发动和组织了湖南最早的工人运动高潮，从1922年到1923年初，粤汉铁路、安源路矿和长沙各行业工人，大小罢工20多次，都取得胜利。

　　自修大学的影响不仅遍及省内，北京、上海都有了反应，进步报刊多予介绍。如蔡元培看到自修大学的组织大纲之后，写了一篇《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新教育》杂志上。文章说，自修大学“合我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有新设大学之模范者欤！”李石曾在题为《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一文中也说：“自修大学果能得适宜之发展，诚足为一新教育之新纪元，而成学术之普及。赖此可使大学由特殊阶级之制度而成为群众之组织；由名城要邑之集中而成为地方平等之事业，此非其他大学所能，而为自修大学所独有之希望，执此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为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为社会自由制度之先导。”

　　自修大学的招生水平较高，不能适应一般知识青年，尤不能适应青年工人的要求。于是1922年9月间，即正式附设“补习学校”(后来附设初中班)，公开招生，实际也是为党培训革命青年干部。课程虽如一般中学，但文史课的教学，完全可以贯彻进步的政治思想，关键在教员。何叔衡、李维汉、夏曦、姜梦周、夏明翰、罗学瓒等，都担任过教员。初办时的学生有贺尔康、毛泽覃、陈赓、高文华、张琼等100余人，年龄大者22岁，小者13岁，结束时共有3个补习班，1个初中班，共200余人。

　　自修大学创立以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便更有条件比较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1922年自修大学曾举行过几次公开的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大会。

　　为了宣传马克思列宁学说和研讨中国革命问题，自1920年7月，回到湖南后，毛泽东就准备恢复《湘江评论》，或者办一个理论性的期刊。经过一个时间的准备，趁许多同志集中在自修大学的机会，即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了《新时代》月刊。创刊号于1923年4月10日出版。关于刊物的任务和特点，《发刊词》作了如下说明：“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艰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

　　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其他尚有《何谓帝国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李达译)等。第二至四期上刊载的主要有下列文章：《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李达)、《观念史观批评》(李维汉)、《中国工商阶级应有之觉悟》(李达)、《环境与教育》(罗学瓒)、《共产主义与经济进化》(拉法格著，罗学瓒译)等。《观念史观批评》长文，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对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作了比较深入的批判。

　　《外力、军阀与革命》，是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时期所写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对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和革命斗争所作的分析，带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这篇文章写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这届大会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1922年到1923年初，由于得到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在彷徨歧路的绝望状态中，找到了新的革命的出路。中国共产党开始帮助国民党改组，酝酿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文章中根据中国内外政治形势，以极其精确的语言阐明了：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以共产党、国民党合作为核心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必然日益发展、壮大为历史的趋势。文章指出，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已出现了分裂为三种势力、两大营垒的局面。三种势力是：革命的民主派，为最急进的共产党与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而形成，而“主体当然是国民党”(这是当时共产国际的观点。“三大”决议中也说，“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非革命的民主派，包括胡适、黄炎培、穆藕初等人在内的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即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反动派，一切军阀势力。文章这样预告今后中国政府的发展：“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时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时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由此中国就出现了两大营垒的对立局面；一方是强大的民主派，另一方是反动的军阀派。毛泽东断言：“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关于帝国主义的情况，文章指出，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由美国发起，于1921年11月12日到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召开，参加国有美、英、日、法、比、意、荷、葡及中国。会议主要为解决美、英、日各帝国主义争夺在华利益的矛盾，维持在华工商业之“机会均等”，达成了共同侵略中国的协议，签订了“九国公约”。中国提出的关税自主问题，取消领事裁判权问题等，则毫无结果。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曾特别指出帝国主义这种协同侵略的阴谋，号召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奋斗。)之后，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骤虽然得到暂时的协调，但是“他们的协调终究是要破坏的”。这就是说，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必然引起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复杂化和逐渐激化。文章认为国际帝国主义虽然极希望最黑暗的“反动统治完全霸占中国”，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使直系、皖系、奉系和西南各派军阀决然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局面。毛泽东如此熟练地运用辩证法阐明中国革命的前途：“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然而，“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民主派分子必然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文章号召大家认清历史的这一辩证规律：“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毛泽东认为，只有革命派最后战胜了反动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才算最后完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些远见是多么正确。

这篇文章虽然还没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出具体的分析，但是他已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预言了代表中国各阶级的主要政治势力的消长趋势，划清了敌、我、友三方面的根本关系。虽然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毛泽东还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这篇文章表明他当时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实际代表了党当时的正确路线。毛泽东经常这样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来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来教育当时的革命干部和广大的革命青年。

　　同《湘江评论》时期所写的文章相比较，不论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或是从行文的严谨、简练而言，《外力、军阀与革命》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这时已接近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新时代》只出版了四期(第一期出版后，毛泽东即离开了湖南)。这个刊物除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外，着重阐明了当前中国革命的任务，必须首先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个刊物在帮助干部和革命青年提高理论水平方面，无疑起了重大作用。

　　赵恒惕于1923年4月就处心积虑要封闭自修大学。但由于船山学社的老牌子和党的一些上层关系的活动，没有得到机会下手。这年的11月，赵的政府唆使鄂军的一个连驻扎到船山学社，限令全体学生两天搬出学校。党动员了船山学社的社员和教育界上层人士向教育司交涉，赵恒惕才不得不撕破自己的脸皮，下了一道“手谕”：“自修学校，着即取消。”并口头向教育界人士表示：“自修大学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

　　对赵恒惕的反动措施，党早已有所准备。在自修大学和附设初习班、初中部被查封后，湖南省委所筹办的一所正规中学——湘江学校，就于1923年11月24日正式开课了。原在自修大学的200多名学生，大部分转到这个学校。

　　湘江学校分中学和农村师范两部，课程表面上也同当时的普通学校一样。校长是新民学会最早的会员、毛泽东认为最有办学经验的罗宗翰。教员大都是原来办自修大学的人，姜梦周任管理员，实际责任负得最多。他是何叔衡少年时期挚友，他们一同从读经书、讲正义、办新学而走上革命道路。据谢觉哉回忆：“他大概是湖南入党的第19名。”(谢觉哉：《姜梦周同志传》，载《不朽的战士》，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接近群众，做事扎实，不畏艰难，吃苦在先的精神，最为大家称道。“办自修大学、湘江学校，那是党的学校，没有校款，校长不驻校；姜梦周名为管理员，实则筹款，招学生，排课程，聘教员，修房屋，弄伙食，都是他一个人的事……学生及同志们受他的熏陶，都是由于‘身教’的多而由于‘言教’的少。”姜梦周是1929年3月在长沙被杀害的。他死后，由于他在家乡宁乡一贯享有很高的威望，宁乡各界曾举行该县从来未有过的大追悼会，到会的不仅有上千的工人农民，还有具正义感的士绅和教育界人士，成为宁乡人民对当时白色恐怖高潮的一次大抗议。

　　关于自修大学补习班和湘江学校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及其收效的情况，从当时在这两处都读过书的贺尔康的日记(贺尔康的日记和作文是从他家中得到的。日记选载《湖南历史资料》1960年第1期。)和作文中可以窥见一斑。贺尔康是湘潭人，家里离韶山不远。他家很穷苦，念不起书。后来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才来到长沙，进自修大学的补习班，后又免费入湘江学校。

　　下面是贺尔康1922年到1924年日记的片段摘录，由此可以多少知悉一些当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所主办的学校怎样培训革命青年，以及这些青年的逐渐成长过程：

　　1922年10月6日，傍晚时，才到灯下读书。何先生(按：指何叔衡)唤我到房中，问我家之状况，又问我怎样要来读书？读书是为了什么呢？于是出了一个题目给我来做：“述我之家世及我之志愿”。我就写道：我将来之志愿，是要能为国家做事……我们乡间，有些很富足的人家，有人在外做官的，每年弄得许多钱，在家买了许多田业。我敢说那些富足人只是某家的肥猪一样，只过十里路，说某家喂着许多肥大的猪，但是如何肥大，是没得一人知道的。而黄兴、蔡松坡，没有一人不知道，现在他们虽已死了，我说他二人并没有死，那就是名誉仍传于后世。这可谓伟大的人物。我是不愿意做官弄着这些钱来做肥猪的。何先生问我的志愿时，我说要能为国家做事的本意就在此……实在我之志愿，要造就个不死的人。现在我国受外国虐待得了不得，被割去了许多的地方，租去了许多的地方。现在，我国的政府都是武人，虐待人民，人民困苦极了。我想着我国至如此地步，心里时时不舒畅。我要立志办好我国。

　　10月7日。下午，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我校第一教室开大会，决议预备10月10日双十节去游街。我不知道学生联合会之宗旨是什么，10月10日何以要去游街？我就请问先生。先生讲：“这有三大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目前我国当政的都是军阀，他们专横武断，压制民主。就是我们讲一句话，说政府之罪过，就要办你的罪；我们著本书，或在报上写文章，也要办你的罪；我们集合开一个会，都要办你的罪。总之，我们没有一件事能够自由。如果学生们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人数太多，他是不好办哪一个的。10月10日是民国成立的纪念日，各学校学生集合皆出发去游街，手持一些写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旗子，并且高呼口号，藉以唤醒民众。”

　　11月28日。上历史课，夏先生讲国民党何以失败。国民党几次失败，都是失掉兵权的原因。第一次是，袁世凯推翻共和，自称皇帝。因为北洋军阀拥戴袁世凯，遂敢独行其事。第二次是，蔡松坡率兵倒袁，袁败，恢复共和。后来，北洋军阀又拥段祺瑞南征，国民党兵权又落于段祺瑞，段氏兵权日大，就专断行事。国民党的这两次失败，完全是失掉兵权的缘故。

　　1923年3月6日。晚间写了一封家信。附寄一信把庞叔侃兄，他想来长读书，但为金钱所迫，不能够来。前日他要我帮他到学校里找一桩事，半工半读。现在学校没有事找，故寄一信去。

　　10月6日。会了夏曦先生，是他搭信要我到他那里去的。他问我不进湘江学校的原因，劝我还是要进学校读书，并说，“若是没有钱的话，我担任你的学费好了”。我答道：“一是没有钱不能去；二是自己上期读书没进功，不好意思去得。现在承先生好意担任学费，我还是去罢！”他又说：“你只要下期发愤就是，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0月15日。今日真冷得很，落蒙蒙细雨，大北风吹得吓人。晚从校回，见那些拉车的、挑粪的以及各种下力劳苦工友，都是赤脚，尽在泥水里滑来滑去；下午还见捕鱼的人下水，水深到颈下。唉！他们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饭碗问题吗？真可怜啊！

1924年下学期，作文《大家何不都信仰共产主义》中写道：“人类社会的进化已指示我们：不能不走共产主义的新路了。”

　　4月28日。两点钟公民课，讲列宁的民族革命。接到一信，命我组织讲演队，“五一”到城厢内外去讲演。

　　5月5日。今日是共产主义的始祖马克思(诞生)的107周年的纪念日，午后在普天春开纪念大会，并请人讲马克思学说。

　　5月7日。大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美英帝国主义，否认二十一条。

　　5月29日。讨论政治经济学浅说第二章：阶级斗争与政党。

　　1925年暑假，贺尔康回到家乡后，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在湘潭西二区一带搞农运工作。同年，和庞叔侃等一起，由韶山党支部选派赴广东，进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负责湘潭农民协会的工作。“马日”事变后，他曾率领农民武装进攻长沙。后又任长沙郊区党委书记。1928年3月被捕，3月5日牺牲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