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田牛 于 2005-5-18, 19:20:05:
旧铜皮打造五亿美元存款骗局
时间:(08-05 10:55) 作者: 杨建民
几位年过花甲、没念过几年书的老头儿，一位自称是张作霖的后代，一位自称是李宗仁的“三公子”，一位自称是杨虎城的近亲，为了一个共同的诈骗目标，纠合到一起，编造了一个“美国花旗银行五亿美元存款”和“中华民族４８０００亿美元资产解冻”的骗局，这个近似天方夜谭的神话，竟然使许多政府官员、企业领导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甚至一位当地司法机关的领导也中套入局。今天，虽然部分嫌疑犯已经落入法网，令人悲叹的是这些被害人却至今执迷不悟，仍然在期待着这些 “名门之后”能够取出这笔存款从而给他们带来百倍的回报。
一
“再过几个月，到９月９日，这４８０００亿美元的资产就可以全部解冻了，现在统战部王兆国正约我到厦门参与国际谈判，就在这紧要关头，他们却把我关了起来！这中华民族资产解冻的大业眼看就要夭折，功亏一篑、功亏一篑呀！”
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４日，在湖南省株洲市看守所里，这位５７岁自称是李宗仁四姨太所生，是李宗仁“三公子”的黄南春面对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的记者滔滔不绝，张口就许诺，如果能帮忙让他出去，他会给她１００万美元的回报。
记者耐着性子听完了他那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黄南春自称为李宗仁四姨太所生，小时被黄姓人家收养并改姓黄，原在厦门居住，曾在国务院“三办”工作，现为“中华民族资产解冻委员会”项目协调人、台湾《台海日报》的记者、人民日报《大世界旅游周刊》记者。其母李青梅现年９７岁，手中握有中华民国４８０００亿美元对外债权的明细，并且掌握着国民党政府埋藏在中国内地巨额财宝的大体地点，这些宝藏埋藏在中国内地的五个山头，而湖南省内就有三个。至于如何能将这些资产解冻和怎样找到这些财宝，一是要有其母和他本人的签字，二是要频繁参与国际谈判，三是要有查找和勘察的经费，所有这些，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其所有的诈骗勾当，就源于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神话。
奇怪的是就这样一个小儿科级的神话，竟然能让许多人趋之若鹜，纷纷出钱资助其“民族资产解冻”的“宏伟大业”，株洲市一家颇具知名度企业的领导，不仅出资２０万元，而且身体力行，成为其鞍前马后的一位得力助手。记者见到了这位企业领导人接受参与“民族资产解冻”大业的委托书，委托书左下方类似一枚私人图章的方形图案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其他还有几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图章，委托书全文如下：
兹委托×××、×××前往中原办理我库民族资产、解冻等事，穿旧鞋走新路为子孙造福，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不成功则成仁全权代表。
落款是一个发着光芒的“佛”字，和“ＡＫ００九０三总部李青梅，中华民国九十年吉月吉日”。
二
没有人对这个神秘兮兮、牛头不对马尾，连标点符号用得都不是地方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文件”进行质疑，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图章倒像是一枚粗制滥造的私人图章，黄南春身为“中华民族资产解冻委员会”项目的工作人员，怎么又能以“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向这位企业领导颁发“委托书”？其母李青梅虽是李宗仁的四姨太，但怎么可能成为“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人物，甚至还掌管着中华民国政府的大印，甚至到２００２年的“吉月吉日”还在行使着中华民国政府的职权？至于那枚类似中国 “八卦图”的印章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所谓“兵不厌诈”，骗局越是神秘到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就越能使人敬畏到诚惶诚恐，连问也不敢问就跟着跑的地步。
面对记者的采访，黄南春最后的回答是“９月初在长沙就４８０００亿美元资产解冻即将举行的第三轮国共谈判就要泡汤了，此巨额财产不能回收，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红旗南路派出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国务院会找他们算账！”
株洲市看守所关押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是６７岁的贵州人张书陶，他先是称其父张学和是张作霖的侄儿，他自然也就算是张作霖的后人了，不过他这种说法也在“与时俱进”，其父先是渐变为张作霖的副官，到记者采访时，已经演变到只是在东北军当过兵了。
张书陶最让入局者深信不疑的是他那个“宝盒”，里面有数个用铜皮制作的铜牌，张书陶称那就是张作霖在美国花旗银行存有五亿美元的“存折”，不过到现在，这些铜皮制作的“存折” 也已经由“原件”演化成为“副本”。以后还要作何演化尚未可知，至于“正本”在哪里，张书陶避开在场的警察小声对记者说：“在此处不便披露，如果我有朝一日出去，定能将此五亿美元从花旗银行取出。”
被捕前，对于提取这五亿美元的条件张书陶的说法是需要有六枚印章，已经找到了五枚，只差一枚就万事大吉了，当然查找这些印章需要经费支持，这是贯穿五亿美元提取案的一条主线，据张书陶讲，这枚印章可能在新加坡。
但是在看守所里，张书陶对记者说现在印章已经全部找到了，目前香港的张学良基金会已经与他取得了联系，只要张学良基金会出面，这五亿美元便可拿到了。至于张作霖的这五亿美元存款为什么没有交给张学良，却交给了一个东北军的普通士兵，张书陶避而不答。
记者不由得想起曾经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的“金娣存款案”，与“金娣存款案”不同，张书陶并没有勇气与美国的花旗银行较真儿，只是用那些铜制的“存折”来欺骗世人，让受骗者慷慨解囊，提供经费并因此许以１００倍的回报。
三
记者有意将此“张作霖花旗银行五亿美元存款”案与“金娣２．５亿美元存款案”做了一个比较，发现两者有许多近似之处：
一、两起存款案都出自贵州。据目前可以找到的资料，为数不少的所谓“寻宝”案绝大多数出自贵州，就像短信诈骗多出自厦门一样，看来诈骗方式也很容易形成“规模经营”；
二、存款银行都是美国的花旗银行。为什么都选择这家银行，耐人寻味；
三、存折都是金属的。 “金娣存款案”的２．５亿美元，花旗银行不惜用６．５公斤黄金，打造了一正三副四枚存款凭证，并且在存款凭证上刻有花旗银行总裁和存款人金娣的头像，加上五色套印的纸制票据和白银制造的其他凭证共７７件之多，其金银的总价值超过１０万美金，全部凭证的制作成本高达８０多万美金。而张作霖的五亿美元存款，花旗银行却未舍得使用一克黄金，只是用了几张铜皮，上面不过有几个简单的字母草草制作，即使张书陶后来改称其为“副本”，但是他也没说“正本”是由黄金制作。从形式上看，这几枚铜制的存款凭证与金制的存款凭证也无任何相同之处。
“金娣存款案”和“张作霖存款案”各有悬念，“金娣存款”即使是大额存款，花旗银行在４０年代能否动用８０多万美元的成本，甚至用真金白银来为存款人制作取款凭证，总不免让人生疑，但是后来发展到有学者写了“花旗在华掠夺史”为其进行旁征博引，也有国内著名专家律师团对该笔款项法律追讨的可靠性进行过探讨，其影响可见一斑。
所谓“金娣存款案”，根据该案的主要当事人邵连华的个人网站介绍：国民党军阀周西成曾于上个世纪２０年代末至３０年代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在此期间，他将自己的黄金、现金、实物等价值３亿美元的财产，以多人的名义存入了美国花旗银行在新加坡的金城道分行，１９４１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前夕，周西成将其存款剩余的２．５亿美元的继承权交给了其机要秘书金娣，周西成死后金娣作为这笔巨款的惟一主人辗转藏匿，最终隐居于中国南方某地。１９４９年后，美国政府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的全部资产，这笔存款也被冻结。１９７９年，中美关系解冻，“金娣存款”才有了取回的条件，但金娣“因多年在深山寺庙隐姓埋名、与世隔绝，直到１９９０年，她才知道存款可以取回”。现在，这笔巨款连本带息共约１２亿美元。
后来金娣找到邵连华，将提取此巨额存款的事项委托给邵全权办理，邵连华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去花旗银行上海的分行提款，结果被花旗银行报案诈骗，邵连华因此被上海市公安局羁押，但是关押１１７天后又将其释放，扣押的价值数十万美元的存款凭证也没有发还，如果存款是假的，为什么不把案件进行到底？如果邵连华是被无罪释放，为什么被扣压的价值数十万美元的“存折”不发还给邵连华？邵连华是否构成诈骗的主要证据是其持有的存款凭证的真伪，按说由上海市公安局出面进行鉴定应该不难解决，上海市公安局以此种方式了结也的确让人不解，这也成为邵连华聘请田文昌律师起诉上海市公安局的主要原因。
“张作霖存款案”也碰到文件鉴定的问题，张书陶持有的三份国务院文件已经被寄送到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求鉴定真伪，但是至今没有得到回音，为此红旗南路派出所焦急万分，因为当事人已经被刑事拘留，办案过程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时间上拖不起。
四
红旗南路派出所的办案民警对该案颇为头疼，自从７月２日将黄、张二人刑事拘留，并同时通过当地媒体公布了举报电话以来，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陆续接到全国各地打来的举报电话二三十起，由于案情复杂，拘留时间也不得不申请延期，眼看提请批捕的时间越来越近，但是调查取证工作步履维艰。一位办案民警告诉记者，就该派出所的警力和财力，很难完成对此案的调查。据记者了解，黄南春、张书陶诈骗案还有三个人在逃，其中有自称杨虎城后代的杨书存，还有一名叫郭瑞全，另外一名姓名待查。他说，虽然黄南春、张书陶案一并审理，其实这几个人作案并无多少关联，基本上都是单独作案，后来几个人也是出于偶然原因相遇，由于黄南春打的旗号是 “４８０００亿美元资产解冻”，因此张书陶的“五亿美元存款”不知不觉成为黄南春“民族资产解冻大业”的子项目，张书陶的身份自然就低了一个规格，二人间时有矛盾发生。此案黄南春因用假身份证开户而首先落网，本来与张书陶无关，他索性将知道的张书陶的一切抖擞出来，张书陶因此案发。
黄、张等人以此种方式行骗十年，诈骗数额究竟多少还无法得知，已经掌握的就达３０余万元，据张书陶讲，郭瑞全卷走的钱至少在２００万元以上。让人惊诧的是，所有被骗者竟无一人向警方举报，甚至当黄、张落网后还有人找到派出所，抱怨公安干警坏了他们的好事，将他们的血本无归归咎于警察。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组的记者费尽心机找到数名被害人，希望他们站出来哪怕说上一句悔悟的话却遭到他们的拒绝。他们至今还对张书陶的“五亿美元存款”以及黄南春的“民族资产解冻大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得到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检察院办公室主任罗君峰、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政治室周娟女士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