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表述可以影响历史的走向。

如果历史是仅由胜方书写，那么世界现在可能全盘西化。

而如果胜方曲笔的历史再由败方的文丐为了向战胜者邀宠粉饰夸张，那么世界现在可能早已沦为西方一统的奴役社会。

刘淇昆写“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不啻文丐佞兑邀宠，帮着强盗强奸历史。

义和团的真正起因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胁迫孱弱的清庭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包括“保护传教”的《天津条约》。此后，西方列强在中国任意划分势力范围，除了加紧军事、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还派入大批传教士从事文化侵蚀。西方传教士及其教徒仗势欺人，横行乡里，与中国村民的冲突日增。而许多清朝官吏畏洋如虎，不能秉公解决纠纷。在山东梨园屯教案中，地方官员屈服传教士和法国公使的压力，一再“袒教抑民”，村民被迫求助义和拳会。就是后来帮助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袁世凯中也承认：“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案。遇有交涉案件，但凭教民一诉，或教士一言，即签派传人，纵役勒索。到案后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地方官非不习知共弊，而苟且偷安，终不能设法以平之。良民郁极思逞，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

刘淇昆对八国联军暴行的谄媚粉饰更是无耻之极。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滥杀无辜、奸淫妇女、焚毁抢掠的恶迹，能以为证的不仅有大量中国史料，亦有西方书文和西方目击者的记述。

德皇威廉二世公咆哮训示自己的士兵在中国要“不留活口，格杀勿论。”（“Prisoners will not be taken! Whoever falls into your hands is forfeited.”）

年轻的英国军官 Rogers Keyes 为自己所目击的滥杀无辜震惊，“每个中国人…… 都被视为义和拳，对男人和妇孺的屠杀令人作呕。”（"Every Chinaman ... was treated as a Boxer ... and the slaughter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in retaliation was revolting." ）。另一个英国军官卢克少校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更恐怖的屠杀。”

联军的一个美国指挥官说：“我敢说从占领北京以来，每杀死一个义和拳，就有50个无辜的苦力或者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杀。”

英国《每日电讯》的记者 E.J. Dillon 说他看到的很多女尸是被强奸后用刺刀戳杀，乳房上有可怕的割切，有的头颅被砸碎。”

当有人向法国司令抱怨他的士兵对中国妇女频频施暴，他一副不屑的回应，“要限制法国士兵的风流放荡是不可能的。”

随军的英国《每日快报》的爱尔兰记者 George Lynch 坦言：“有些我无法下笔。写了在英国也不会发表。看来我们的所谓西方文明只不过是暴行的表饰。”（“there are things that I must not write, and that may not be printed in England, which would seem to show that this Western civilization of ours is merely a veneer over savagery."）

无独有偶，几年前英法联军第一次火烧圆明园后，法国作家雨果有相似的反讽：“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为。”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再次放火烧圆明园，使那里残存的13处皇家宫殿建筑又遭掠夺焚劫。

说到八国联军的抢劫，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承认：“每个参战国家都想为其它国家颁发抢劫艺术的荣誉勋章，但事实是所有国家都激烈投入抢掠。”

参与掠夺的不光有联军将士，还有大批西方传教士。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发表过一篇题为《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的文章，讥讽他称之为“美国董事会的强盗牧师” 梅子明诋毁“中国的爱国者义和拳”（“China's traduced patriots, the Boxers”）和他为在中国掠夺所作狡辩：“梅子明先生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代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在这个时代或任何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

当时在北京的美国女传教士 Luella Miner 在目睹了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后悲叹，“战争是地狱！”，进而发问，“为什么要给这个世纪历史的最后几页留下能让黑暗中世纪史载都相形见绌的污点？”

刘淇昆便是极尽郭秃能事，也绝然粉饰不了八国联军暴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