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黄西在天津一座三层的临水剧院登台。回到中国后，黄西发现，他在美国塑造的那个滑稽形象——一个一心想弄清楚疯狂新世界的家伙——在中国也出人意料地行得通，因为他回到的中国，和他20年前离开的那个中国完全不同。

自那时以来，官方公布的北京人口数据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2000万。这里新修了10条地铁线路，路面上也挤满了汽车。一些社区被夷为平地，奢华的大型商场取代了老北京的店铺。甚至连人都看着不一样了。“这里的一些姑娘比美国白人还白，”黄西说。他们也变得更有意思了。“九零后很有个性，”他说。“这是我之前在中国从未经历过的。当时所有人几乎都一样。”

黄西还发现，在中国经营演出生意甚至比在美国还难。大剧院要求演员事先上报剧本，有时候要提前好几个月。如果剧院老板不喜欢某些笑话，管理人员就会把它们删掉。对电视台的限制更严格。政治和宗教是禁区，这是惯例，但就连一个关于出轨的无伤大雅的玩笑，也被砍掉了。

另一方面，黄西也发现，自己讲的一些笑话永远都不能在美国流传。“在这里，你可以开胖人的玩笑，”他对我说。“我的一个编剧超重，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些笑话取笑他。”黄西说，拿打孩子开玩笑，或是把人比成动物，也都是可以接受的。

过去一年里，黄西的表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还是会说起在美国的生活，以及回国后的陌生。但在天津的舞台上，他更活跃，也更爱耍宝了。他在抖出包袱时瞪圆双眼，还对着观众做鬼脸。他唱了一首歌，改编自《别担心，高兴点》(Don’t Worry, Be Happy)。改编的歌词反映了中国的日常生活中，一些令人恼火的事情。观众很喜欢。

“在美国我不会唱歌，”黄西后来告诉我。“那样做太土了。”黄西当初不得不学习美国观众想要什么——用简练、明确地方式，出人意料地对美国人笃信的东西讲出真相。就像当时一样，他现在正在学习如何为中国人表演。

在剧院外挂着的演出海报上，黄西面带微笑，周围是各种文字介绍：“美国总统特邀脱口秀达人”、“‘莱特曼秀’表演脱口秀第一人”、“央视‘是真的吗’主持人”、“生化博士”。这提醒人们，黄西的吸引力不仅在于他的笑话，而且首先在于他做出的以讲笑话为生的那个重大决定。他实现了中国梦——在小村庄长大、努力学习、出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但却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将其放弃。和中国梦相比，实现自己梦想的人甚至更少。

回国后，黄西在电视上发表了一次演讲，鼓励年轻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要害怕失败。这在美国属于陈词滥调，但在中国却与普遍观念严重冲突。中国的大部分权威人物都强调稳定和争第一。“但现在我意识到，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每天，比如努力地去找到一个灵感，然后用这个灵感来激励自己，”他对不时点头的观众说。背景响起了俗气的音乐。

看视频时，我在想：在美国，喜剧演员永远都不会这么做。在美国的单口喜剧圈，否定一切的讽刺才是王道。人们也自然而然地认为，只要愿意，你可以一生都在昏暗的屋子里，对着酒鬼讲笑话。但在中国，这种观念还颇为新颖——实际上也有点美好。黄西的事业是一场激进的实验，结果依然不确定。但如果不存在一败涂地、丢尽面子的可能性，那还算什么喜剧？“我现在没考虑回去，”黄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