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闷声生老三是昏昏的智慧。
http://m.blogchina.com/v1.php/blog/view/uname/boyuan/bid/59639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编者按：以下几封信是了解姜戎的人转交的。在此，未改一字，原样照发(甚至其中的丢字等错误都未改动)。其中的吕嘉民即姜戎本名。作协副主席张抗抗为姜戎的第三任妻子；李南是姜戎的第二任妻子，中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的外甥女；张红军为姜戎的第一任妻子。是为说明。
我叫吕嘉平，是吕嘉民的哥哥，现在湖南工作。这次来京除了办些公事，也为了了解和处理吕嘉民抛弃，损害前妻李南的是。
我对吕嘉民前期的一些情况是较为了解的。他在上初中是曾受到其父和后母的残酷虐待，当时他年小体弱，因受折磨而得了肺结核，但身为中医司司长的父亲不仅不给治疗，反而是在生活上百般剋卡，精神上横加打击，后母则更是谩骂不绝，大打出手。他们将他赶到别处一间小屋里死活不管，又扬言要将他赶出去，致使他的病情加剧，濒临死亡的边缘。那时我正在北京部队当兵，回家见此惨状悲愤交加，并与父力争，斥责其后妻，并想尽一切办法凑钱给他治病疗养（我当时每月只有6元津贴），又设法教他绘画，使他学会独立谋生之能力，经一年多的抢救照顾，他的病情和心情终于有了好转，总算活了过来，并考取了中央美院附中。但自此之后，我发现他逐渐变了。比如他经常在我和其父之间用撒谎和挑动矛盾的手法两边骗钱，然后上馆子大吃大喝；他开始追去女同学，对女色和性关系特别关注；他特别崇拜拿破伦和希特勒，对“无毒不丈夫”“宁可我负天下，决不可天下人负我”赞不绝口，对社会怀有一种阴暗心里，并总想成为超人救世主等。我曾多次批评他，他却不以为然。后来我和爱人都从北京调到湖南工作，与他也就没有多少联系了。直到文革初期我因受到打击而写信要他来湘救援，后来他又一次来湘串联到我处。1967年4月我到北京，这时见他已是美院附中的革委会副主任，在与他的交谈中我发现他已完全变了。他说他要搞政治搞一翻“事业”，这必须要依靠和利用父亲才能上去，必须要看风使舵利用形势和权势，他竭力为父亲的种种错误行经辩解，攻击去世的母亲，又指责和攻击我不该反对父亲（我与父有根本性的分歧）。我听后很气愤便训斥了他，打了他一记耳光，他跟本不听，自仗羽毛已起和我大吵，也打了我一记耳光，我俩就此闹翻。自此开始分道杨镳，互不往来。后来听说他为了组织自己的帮派实力，实现从地方进到中央夺权的计划而插队内蒙去了。
但是到了1971年8月，我和我爱人不知何故突然遭到搜捕，我被绑押专政班监管，爱人则被监护审讯。1972年6月我俩逃到北京告状反映，又在北京被抓捕，连刚满周岁的孩子一起关进功德林监狱，后押送湖南本地关押。后来却又突然被释放，并平反复职。对这又抓又放，我们一直不知其因。直到1974年县公安局为我们彻底平反时才告诉我们，原来此事全是吕嘉民引起的。他在内蒙写了我们的揭发材料，无中生有地诬陷我和我爱人，组织了一个名为“共产主义小组 ”，旨在反对毛主席、林彪、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夺取中央领导权利的“反革命组织”，其联络方式是把秘密材料放到空暖水瓶中，由我爱人来往于湘京之间传递。他又乱编说，这个组织中有他，还有李永存等他的一些同学。他的这份诬告材料，由内蒙军管会转来我县，并多次派人来调查。当时正值抓“ 5.16”高潮之际，此事即成为我省我县一起最严重的“反革命案”。因此当我爱人在北京生完孩子回来时我俩即被搜捕，并经上级批示将我内定死刑，将我爱人定为死緩终身监禁(主要看在孩子要抚养，否则也是死刑)，先把我们分别拘留看管，形势一来，也就是林彪一上台，就马上执行。公安局的同志说：“当时离‘9.13’ 事件只有一个多月，你们真是够悬的，如果林彪真的得逞，你们就完了。要不是你老弟揭发陷害，根本不会出这样的事。”原来如此，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被抓捕和差点全家遇害的原因以及吕嘉民无端诬陷的实事，如果不是林彪及时垮台，我们真的死了都不知道为什么死的。而被吕嘉民诬陷的其他人如李永存等也因此受到了株连迫害。
1976年5月，我和我爱人孩子到北京岳父家探亲，吕嘉民为探虚实而来找我，我当场质问他为什么要编造诬陷，使我们全家差点遇害，他听后矢口否认，百般狡赖，推卸责任，但在实事面前不得不承认是他写了揭发诬告材料，但又说这是被逼所至，大诉狱中遭毒打折磨之苦，还拿出50元给我表示歉意。我们当时虽然很气愤，但看他是弟弟，也以为他真的被人出卖屈打成招所至，所以就把主要责任算在林彪身上，对他采取了宽恕谅解的态度。同时也没有向别人提起过此事。我们只要他好好做人，不在重犯，而且听说他已与张红军结了婚，张是一个极好的姑娘，希望他们相亲相爱很好的生活，这样这件事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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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对第一个妻子张红军的欺骗、摧残和损害是极为卑劣残忍的。他利用张的天真单纯把她动员去内蒙，又用“革命事业”的面目把她骗到了手。张把他当作终身伴侣，而他对张只是利用、玩弄和出卖。他与张同居后对张肆意打骂虐待，同时又与以前的旧情人保持感情关系，他被拘留后张对他坚定不贰，而他却告发张，使张受到打击。张到武汉后为他拼命节衣缩食，每顿只吃一、二两饭，几分钱菜，积钱粮寄给他，甚至不顾家庭反对到内蒙与他结婚。他却毫无情义，反而在举行婚礼时又把目光转向了李南，不久又以“反林”事迹骗取李南的爱情，并与其同居，故意制造了一个第三者。吕原想利用张的家庭条件往上爬，但到武汉后发现此路不通，就决心抛弃张，为此他故意制造矛盾冷落张，并以所谓“为了事业”而提出离婚。随后又欺骗说由于在监狱中受哨兵毒打和被冰冻，伤了睾丸，直到阳痿。说什么：“我这辈子只有搞事业了，司马迁受了腐刑，牺牲了个人幸福写出了史记，咱们不离婚，我就写不出好文章来”。“再说跟着我随时有被抓进监狱的可能，有了你会束缚我 ”，他连续多天不让张睡觉，以事业和阳痿为由逼张离婚，并到医院骗得诊断证书，又欺骗张说离婚后仍以兄妹朋友相待。一切为了吕嘉民的事业考虑的张没有办法，只得同意与他离婚。他终于达到了抛弃张的目的，事成之后，他即四处造谣说，是张主动提出离婚的，她的性要求太猛烈，是个性欲狂，因为我得了阳痿，满足不了她的要求，过不了夫妻生活，所以要和我离婚。他又诽谤说：张的地位变了，追求特权和生活享受，已经变得低级庸俗，是张抛弃了他。为了证实“真实性”，他又以为了事业为名义给张去信，要张立即设法结婚，甚至为张做媒，张为了他的“事业”又一次地轻易上当。他即拿着张的信四处散布，把张的形象诋毁到了最低点，然后又给张去信，谎说他已与李南结了婚。张因此受到巨大的刺激和打击，当即撞墙自杀，幸好被及时发现，但已头破血流，昏死过去。经抢救才脱险，从此后张因精神肉体受到摧残而精神失态，张每逢谈及此事总是悲痛欲绝泪流不止。
5.我与李南和其他同志的交谈中得知，李南与吕嘉民的关系有婚前婚后两个阶段。
吕嘉民在与张红军的婚礼上，又盯上了李南，并以所谓“反林”事迹“革命大志”向李展开追求攻势，终于骗取了李南的敬佩和感情。事后他对李说：“结婚的第二天晚上，我就发现我爱你了，如果没有张红军，我早就把你抓到手了。”张红军一走，吕即向李求爱，李信奉“爱情之上”，在思想上又与他有共鳴之处，以为吕真的爱她，便与他频繁接触，吕抓住李“爱情至上”的弱点，以很快就要离蒙，以后不能再相见为由要求与李发生性关系，李认为吕是她所爱的人，即使就此离别不能结婚，也应向他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于是便与吕同居，素不知吕完全是为了玩弄她的感情和肉体.
吕嘉民原想利用张家的条件往上爬，谁知到武汉后发现并不能遂愿，即决心抛弃张。他又回到了内蒙，并利用李南与她的感情和性关系，向李提出要与张离婚而与她结婚，李极爱吕，但又认为张对吕的感情很深，不相信他们会离婚，同时怕吕这样做会把张逼疯，所以不同意与吕结婚，而愿意做他的情妇。但后来吕再三向她表示他只爱她而不爱张，而且说准备用假装得了阳痿病来骗取与张离婚。李南从自私的角度出发，明知这样做很为缺德卑鄙，却不仅不加反对和阻止，反而认为这是为了吕爱她的具体表现，同时对吕对张的各种造谣诽谤也完全轻信，从而使吕以装阳痿骗张离婚能够得逞。因此李南在吕抛弃损害张的行为中也负有重要责任，吕嘉民有意制造她成为第三者，而她确实也是一个第三者，不过她事后也觉得这样有些不道德，怕受遣责，同时见吕这样对待张，也感到有些寒心，所以仍不同意与吕结婚而只同他保持同居关系，但吕提出他搞政治必须要清白，这种情妇关系有损于他的形象，要与她结婚，她无奈只得与他结了婚。
李南对吕嘉民极为崇拜和痴情，婚后她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抬高吕的形象，想使吕取得名望成就，但是吕与她结婚并不是真的爱她，而是为了利用她、玩弄她、盘剥她，为已服务，所以婚后又像对待前妻一样，把她当作女奴来使唤，竭尽虐待摧残之能事。吕长期住在李南的父母家中，大部费用均由她和她家人供给，完全坐享其成，李为了供养他，使他取得成就，承担一切家务和杂务。她省吃俭用，找临时工做，挣钱给他，有一个很长时间她每天只吃一顿饭，吕嘉民能够顺利学完二年研究生课程，完全靠李南的全力支持和物质供给。但是吕嘉民对这一切不仅丝毫不表感谢，反而大嫌不移，他大手大脚，花天酒地，经常痛骂毒打李，他不许李参加工作，完全为他服务，他不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迫使李两次打胎，在李怀孕期间他也大打出手，使李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地打击摧残，所以婚后的李南是一个受害者，但这一切都是由于李对吕的痴爱和为了他的“事业”而忍受着，直到这次吕追求张抗抗，与张结婚而抛弃她为止。
6.吕嘉民在研究生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后决意抛弃李南而另找有名利地位的女人，决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大约有这样几个:
① 吕嘉民一贯支持拥护江青，反对“四·五”运动，但后来他看到中央领导和各界对“四·五”事件非常重视，又得知上面准备推选和重用一批在“民主运动”中显示出才华的青年，他觉得机会来到，马上摇身一变以“反林彪”事迹和坐牢经历为资料招摇撞骗，挤入了“民主墙”行列，并骗取了许多不明真相的青年人和青少年所的信任和重视。当时参加“民主运动”的不少青年思想理论水平不高，阅历较浅，热衷于街头政治，他利用这一点又进一步挤到了“民主运动”的核心中去，不仅成为“北京之春”的理论编辑和主要负责人，而且还企图把其它三个刊物控制统一到自己手中，使己成为整个“民主运动”的领袖。与此同时他又以此为资本，又通过其父的帮助和青少年所的推荐，“考”上了马列所研究生。很明显，吕嘉民这样做完全是想利用“民主运动”和重视人才来达到进入官方往上爬的目的。但是由于他以“民主墙”运动来大搞政治投机活动，马列所曾准备将他开除，毕业后又迟迟不给他分配工作，即使分配了，别的单位也不要。这使他认识到，“民主墙”运动已成为他往上爬的障碍和危险，他必须迅速抛掉“民主运动”的同事们，以改变形象，脱离关系。而李南为了他，也曾积极热心地参加了“民主墙”活动，因此此人也不可再用，必须抛弃。
②自己已是研究毕业生、硕士，又是高干子弟李南则没有工作和地位，又没有学识和学位，其父又曾是右派分子，与已很不相称，李南的利用价值已经用完。
正因为此，他就决定抛弃李南，去找一个即合法又有名利地位的女人作为他继续往上爬的踏板，因此他抛掉李南而去找名流女人也就在所必然了。
7.张抗抗是吕嘉民所有意制造的第二个第三着，而张本人也确实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第三者。
1982年10月，黑龙江作家张抗抗因小说获奖到京领奖。在京期间她认识了北京“民主运动”的一些青年人，并邀请他们到香山游玩，这期间由人介绍她认识了吕嘉民，吕早就在物色有名利地位的女人，所以在香山时拼命缠住张，主动向她讨好接近。张自视名流，看不上他，对她较为冷淡。吕毫不止步，即往中国青年出版社招待所对她单独拜访，又以他的所谓“反林”事迹、“狱中斗争”和“感人经历”以及“伟大事业”来招摇撞骗，又大谈对张抗抗小说的评论，来表现自己的“高见”，他这故计重演的手段果然见效，两人竞谈的非常投机，感情关系火速发展，张回哈尔滨后，他俩书信来往频繁，不到二个月张就给吕写了三十多封信，给吕寄200元前供他享用，又在信中画好她的住处图示，写明邻居上下班的时间，通知吕到哈尔滨与她幽会，并关照吕去时携带好避孕药品，吕即以考察市场为名到哈尔滨，用马列所研究生院的毕业证书作证明住在张处附近的旅馆里，趁邻居上班时与她幽会。不久，他即向李南宣布，他已与张抗抗确定了爱情关系，并说如果处理得好（也就是与李南离婚与张抗抗结婚）则三人都可以得到新生，要李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逼李答应他们的要求，可是在此之前他都还对李大谈他对李的爱情如何之纯洁真挚牢不可破，说他决不可能与张抗抗相好，在这个世界上他只想李南一个人，说他再也不会爱其他人了，还责怪李不相信他的话。李很气愤，对他提出质问，他却恬不知耻的说：“一个多月前和张抗抗的关系还没有订下来，所以要抓住你不放，现在已经确定了，就可以向你提出了。”这时他又向李大讲他与张在太阳岛幽会的细节，说他们发誓不怕一切舆论谴责，要以战斗姿态来迎接这场挑战。说什么他们要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相爱了，又说张可以把他介绍给上层社会，他将因此能与各界名流相识，并使他的理论广为传播。张抗抗是个人道主义作家，她对人道主义理论研究得很深刻。她以后要当黑龙江作家副主席，为此她必须多拿作品，不管什么样的都行，哪怕是她不喜欢的题材，有了作品才能有稳定的位置，才能有钱，她将她的经历写成小说。她要写他的三个丈夫，争取拿矛盾奖。她相信她能拿到矛盾奖，张抗抗要通过她的力量把他造就成国内第一流理论家，而他则要把张举到胡德平那里，利用胡耀邦对文艺界和青年作家的关心，通过胡德平的推荐，在胡的家中受到胡耀邦同志的接见，以面便述“高见”，得到重用，获得位置。他还说他们对李南有三种估计，即接受事实同意离婚、报复和自杀，要李按第一种估计做，又拿出张抗抗给他的一瓶从国外带回来的刺激性欲的香水大肆夸耀，并要李使用，李南听后骂道：“你和张抗抗把我往死路上逼。”他笑着说“不是张抗抗，是我，是我把你往死里逼”吕又故伎重演，又一次地要李不要从感情出发，而要以事业为重，离婚后仍对她如何如何好，李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同时竞也相信吕的花言巧语，同意与他离婚。吕张见如此之轻易，喜出望外，张抗抗也要见她。张对李说：“你不要从个人感情出发，要从事业大局考虑，我认为你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在这件事情上，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不道德的。”随后他俩又把他们来往的几十封情书给李看，以证实他俩的爱情如何之“坚如盘石”和“纯洁”，要李完全死心。张为了要写他们的爱情以成为人们学习的典范，把所有的情书都编上了号，准备将来发表。随后，吕又要李为他们的事保密，并要他承担离婚的责任。春节期间，不明真相的朋友举杯祝贺吕李白头到老，吕竞沾沾自喜地说：“这是朋友在祝贺我和张抗抗白头到老呢”。李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回家后当即服用大量玛璜素自杀，吕生怕李死而事发，对已不利，立即卡住李的脖子强迫吐出，李虽未死，但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而开始失常，以后她曾多次想自杀。后来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朋友透露了真情，并泣不成声。吕发现后则破口大骂大打出手，表示坚决要向社会挑战。不久李便和吕离了婚，但李为他牺牲了一切，即无工作，又无住处，处境十分困难。
李南和吕嘉民离婚以后，朋友们逐渐知道了事实的真相，吕的面目和手段暴露了，他受到了以往与他交往较密的人的共同谴责，这是他感到十分孤立，有些朋友生怕张抗抗上当受骗，有的前去劝说，但她毫无有愧之感，不久他俩就结了婚，又在杭州大办婚礼，由张把吕介绍给请来的各界名流，以使他可以登上新的攀登阶梯。吕得意洋洋地说：“一个女人把我赶出北京，一个女人把我带到杭州，女人的力量真大啊！”又说：“抗抗说我真傻，大江大浪都过来了，别在小河沟里翻了船。”
8.为了不使吕嘉民在这条错误肮脏和犯罪得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也为了张抗抗真正了解吕的面目和手段，以免上当受骗并认识自己的问题，我于4月19日到家里找他们两人，但吕一见我来，立即用最恶毒下流的语言对我破口大骂，否认自己的一切错误行经，要我滚出去，甚至还想打我，企图以攻为守掩盖罪责，怕我在张抗抗面前揭发他的嘴脸。张抗抗见吕对我大吵大骂还要打我，不仅不加劝阻和批评，反而袒护吕，为吕辩解，还摆出一付“名家“的面孔对我无礼，声称他与吕在大的方面是一致的，大言不惭地说：“一般人是很不容易见到我的，我也不愿意见一般人。”又威胁说：“你小心被利用，女人的报复心是很大的，李南的表现很卑鄙，甚至还向我们要钱。”“家里的事决不允许有任何外人干涉，最好是内部解决，私事私了。”对我的再三劝告提醒无动于衷。
我所要补充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些，从刘小佈和我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来看，吕嘉民的行经确实是触目惊心的，手段是极为卑劣的，思想是十分反动的，道德又是极端败坏的。他甚至把性欲至上的弗洛伊德理论推崇备至，说什么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弗洛伊德理论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理论，他为了达到个人野心的目的，竞大搞政治投机诈骗，投靠江青“四人帮”攻击“四·五”天安门事件和巴黎公社，投机和利用“民主运动”。出卖陷害他人，广拉关系不择手段地利用中央领导的子女，甚至利用胡耀邦同志。同时他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利用、玩弄和摧残妇女，不断制造第三者，玩一个扔一个，借助女人往上爬真是糜烂腐败流氓成性。对于这样一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败类和危险人物，应该揭露出来严加惩处。同时对于他得以混到马列所当上研究生并获得硕士学位的问题也希望组织认真查处。他并不是合格考进去的或者有什么特殊贡献破格录取的，而是依靠所谓“反林”事迹的招摇撞骗和其父的帮助开后门当上研究生的。他一贯反对、割裂和篡改马列主义，因此他的所谓“国家理论”是什么货色是不难识别的，难道这样的人也能获得“马列主义理论”的硕士吗？
吕嘉平 1984.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