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先生现在是育种学领域里最有名望的。搞育种的院士，除了李振声，就只有他了吧？我在大学里学《育种学》的时候，分子生物学方法和传统育种方法都是归入育种学的，当然分子生物学是单独的一门课。那时候的说法是，所有的传统育种方法都得让分子生物学方法取代，因为分子生物学方法一个是快、再一个是目标明确，而传统育种方法说穿了就是带着美好梦想去撞大运，和抓彩票一个道理。抓彩票还必定有人中奖，传统育种却不一定有人中。

传统育种学有三种方式，一个是系统育种，二是诱变育种，三是杂交育种。所有这三种方式都有一道共同的手续，就是筛选，——用肉眼一颗一颗地看过去，看谁长得帅。这三种方法，从一到三，越来越高级，效率越来越高、定向性越来越强。

系统育种方法最简单，就是个“看”，看谁的株型长得紧凑（这才能密植），或者看谁招病、招虫少，然后就用红头绳标记上；当然能扦插的植物直接就扦插了。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经常说的一个“农民育种学家”叫李登海，靠着天天在大田里遛育出来一个玉米新品种。但是我后来看网上说，李登海读过大学，而且他的那个掖丹2号是杂交产生的。也许是老师忽悠我们了，也可能是我记错了，也许掖丹本来是系统育的却非要说是杂交的。这要有请明白人指教了。

诱变育种稍微复杂一些，分成辐射诱变与化学诱变。辐射诱变常用的是钴60，用它把种子照射一段时间，再大田筛选。以前报纸上常报道小孩跑废弃矿坑里捡到钴60这样的灾难事件，其中的钴60放射源就应该是诱变育工作完成后（非法）丢弃的。诱变种子长出的幼苗，绝大部分都没经济价值或者不可育，但是万一长出来一颗冰清玉洁的，如果被目光犀利的伯乐发现了，那就有可能是新品种。另外，还有一种中国独家的诱变育种方法，就是“太空育种”，利用的是太空中的高剂量射线。太空育种的另一个中国特色是，不用筛选了，因为是上过天的，那自然沾着仙气，什么“太空辣椒”、“太空茄子”，好之者众。后来不但种子上天了，连鸡蛋都上天了，真喜庆。

杂交育种就更复杂些，也算是有点理论基础了。如果某个植株表现出了特定性状——譬如说抗某种病、抗某种虫或者抗某种逆境，那么我们就假定它具有抗性基因，然后通过杂交的方法把这个基因转移到其它植株上面去、并产生子代的方法，就是杂交育种。杂交的具体方法就是，把具有目标基因的花粉人工授到其它植物的柱头（雌蕊的一部分）上去。但是杂交育种有一个障碍，就是许多植物，自己的雄蕊和雌蕊在同一朵花里，距离更近，授粉更方便。这就好比同班同学近水楼台、先搞对象，外班的有情人就只能望洋兴叹一样。因此对于那些高度自交的植物而言，杂交育种的关键是得找到或者制造出雄性不育系，让自家雄蕊不能给自家雌蕊授粉。我上学那时候，学院派专家们正热衷于搞什么光敏不育、温敏不育、化学不育，搞得不亦乐乎，而田野派专家（譬如袁隆平先生）孜孜以求,在茫茫野地里苦苦寻觅野生的雄性不育系。从那个时候的眼光看，学院派的作法更“高大上”，然而先成功的却是田野派，——袁先生的课题组（据消息灵通、但不一定可靠的人士说在一个桥桩边）找到了野生雄性不育系。当然，其后的杂交与筛选过程虽然也是或然事件，但是与找到不育系相比成功概率高多了。找到了不育系，想杂哪个目标植物就杂哪个，人就能用上力气了。因此袁先生不久就成功了。

袁先生的成功，让许多学院派或者学院派同情者不服气。他们认为这凭的不是什么理论，而是运气。所以，袁先生一直也没评上院士。小道消息说，是某政治家发话了,科学院才不得不送了袁先生一顶院士帽子。这小道消息准不准不知道，但学院派的说法，却有一定道理。杂交育种，虽然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还算是怀揣梦想的撞大运行为，——转的什么基因不知道，反正是稀里糊涂转了一堆，转上没转上目标基因也不知道，所以后面筛选的工作量很大、周期很长。一个新品种从有眉目到推出来，至少得要14年时间。

而分子生物学方法，要转的基因目标明确、周期也短，而且可以跨物种转，所以分子生物学方法一定会取代传统的育种方法。这是二十年前我们上课时候讲的道理，没想到现在分子生物学育种现在却被一些人描绘成了恶魔。只能说，煽情也是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