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健忘症”之文化症候漫谈　

　　　　　　　　　　　　　　　·肖舜旦·　　

                一

　　之所以想起“文革”这个话题，是因为在刚结束的中央“两会”中，国务院
总理温家宝在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时的一番谈话。温总理在谈话中，“两次”意
味深长地提到了“文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
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
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
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感到紧迫感。”

　　“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
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
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
并没有完全清除。”

　　两段话都提到了“文革”影响的巨大危害性，以及清除“文革”影响的重要
性和迫切性。

　　而我关于“健忘症”的最早记忆，来源于文革初期。在我的印象中，文革是
以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还有吴晗的《海瑞罢官》）的大批判拉开
序幕的。那时我刚小学六年级，虽还处于懵懂无知时期，但对当年姚文元批判文
章中的犀利霸气却印象深刻。今天，当我从“百度”上搜到并再读姚文元《评
“三家村”》这篇文章后，似乎还记忆犹新。当年正是从这篇文章中，我知道了
邓拓的关于“健忘症”的议论，尤其记得邓拓关于治疗“健忘症”的“方法”—
—先是“狗血淋头”，再就是“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
克’”，这实在让我有一种奇特而莫名的震撼感！现在再找到邓拓的原文《专治
“健忘症”》，还有他的另一篇使他罹祸的著名杂文《一个鸡蛋的家当》，重新
品读，感觉强烈的首先是他那种潇洒随意，从容自得、举重若轻的文风，还有他
文章中陈述哲理和教训的方式——睿智、悠闲、引经据典却通俗易懂，这种文风
和学识，在当今的学人和作家中已难觅踪影。其次便是对于他在文革中悲惨遭遇
的深切痛惜之情。至于姚文元所强加于他的文章“对党充满了刻骨的阶级仇恨”
的罪名指控，现在看起来，虽然有些荒诞离奇，专横霸道，但在文革那种动辄上
纲上线、捕风捉影、蛮不讲理、指鹿为马的政治高压形势下，也不足为奇。不要
说邓拓等人那时候已完全失去了发言权，即便有申辩权，恐怕也是百口莫辩，因
为这类文章的内容，确实有些犯“忌”，遭到痛批自是理所当然。

　　温总理的话触动了我记忆中的“文革”印象，并且使我思考起当前社会思潮
中的种种涉及到“文革”的“历史健忘症”之文化症候，不免感慨系之。

                　　二

　　时光飞逝，仿佛一瞬间，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距今
已有45年历史了。近半个世纪的光阴流转，人们对于文革的记忆无形中已然淡漠
甚至消失，这种“历史健忘症”的症候比起当年邓拓所讥评的普通人病理上的
“健忘症”的可笑，已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了。邓拓讥评的“健忘症”的症
候不过是“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其结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
变成喜怒无常——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引自邓拓《专治“健忘
症”》）；然而，国人对于“文革”的“历史健忘症”的症候，却是一种民族心
理上的自觉（或许也可称为不自觉）的扭曲和遗忘，借用电视剧《三国演义》的
片尾曲来形容，文革期间轰轰烈烈的“刀光剑影”及“鼓角铮鸣”早已“暗淡”
和“远去”，那场十年噩梦般的民族“浩劫”和灾难也早已化成了“一夜风云散”
的“变幻时空”。而随着时光的继续流失，随着文革期间的最后一批直接参与者
和受害者的默然离世，文革的真正记忆将沦落为一个苍白而虚空的历史名词，只
能永远躺在历史的黄页上清静无为，直至被人彻底遗忘；或者被它的“变幻时空”
后的“替身”取而代之。而后者，我以为才是最最可怕的事情。

　　因为，彻底的“遗忘”或许还不是多么糟糕的事情，至多当它从没有发生过
一样，我们虽不指望从它身上吸取多少历史教训，但至少它的余毒也不至于残害
人心。而作为“变幻时空”后的文革“替身”，这种完全变形了的“文革”存在，
它在人们心灵中的产生的扭曲、沉淀、麻醉甚或毒害作用将是意义深远且后患无
穷的。

　　                三

　　这种“替身”至少有两种存在形式：

　　一是把它作为一种浅薄的没心没肺的消遣方式，也即作为一种有趣的红色历
史的记忆来把玩、娱乐甚或追念，完全抽掉了文革历史中的沉重专制残酷阴暗的
一面，而仅剩了一种红色文化记忆的热闹空壳，华丽喧嚷，绚烂多姿。这种场景
我们在许多红色旅游景点中都得以耳闻目睹，处身于这种氛围中的感觉真正是怪
异莫名、感慨万千。比如，曾经在社会上风行一时的文革时的热门政治抒情歌曲
专辑——“红太阳”歌曲旋律就在这些景点的上空不停传响，再间以革命样板戏
的京剧唱腔的拖拽张扬烘托。热烈、喧闹中也不乏优美动听的情趣；还有那些大
小商铺摊点作为旅游纪念品销售的文革纪念品，《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纪念章
之类，琳琅满目，欢快明朗；不停播放的电视录像里的毛主席文革时带着红袖章
接见红卫兵时的“伟大”“光辉”形象，以及红卫兵热泪盈眶的欢呼雀跃，山呼
海啸般的激动狂热……一种欢快、美好、引人无限遐思、不胜向往的文革风情，
让那些不谙世事的后生晚辈也许会不禁生出一种“余生也晚”的感慨。记得文革
后的巴金对这些样板戏的“复出”就曾经表示过难以接受的情感，巴金说一听到
这些样板戏，就让他想到文革时的批斗场面，就有一种作恶梦的感觉，这让他受
不了。巴金对文革留有梦魇般的记忆恐惧；但是，对于许多的普通群众（实际也
是深受其害者）来说，文革的记忆，四十年后，竟然也会幻化成一种纯粹而美好
的怀旧记忆，而其中所包含的那些恐怖政治色彩，那些荒诞而粗暴的政治口号、
政治集会、政治迫害等等，竟然也会在时间长河的冲洗下，变得清淡甚至纯洁了。
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政治“健忘症”。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谈到国人的
“遗忘”病症时曾引用陶潜的诗来表达内心的无限惆怅：“亲戚或余悲，他人亦
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是一种极其无奈又悲凉的情感。在陶潜看
来，也许把死者交付给大自然并彻底的遗忘或许是最好的选择。然而，鲁迅先生
却不希望人们轻易遗忘那些深刻沉痛的历史教训和血泪惨案，这也就是他写作《
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的主要目的。而文革作为一种惨痛的历史教训，也是绝对不
应该这样被遗忘的。所以，从群体文化思想层面而言，人们对文革的娱乐式的追
怀、纪念、把玩，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文革的“遗毒”其实依然扎根在国人的
潜意识深层，这就是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的巨大力量。当人们潜意识中对这种语
言文化方式竟然还念念不忘并引以为乐时，就说明文革时期国人形成的盲从和愚
昧的奴性依然在制约着国人的思想和生活。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在政治思想意识层面上的对文革思想遗毒缺乏真正深入的
摒弃和否定，以至于形成了对这种思想遗毒的一种有意无意地纵容甚或保护，客
观上造成甚或助长了对文革历史的遗忘。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文化老人巴金生前期望了很久的建立国家级的“文革
历史博物馆”的愿望至今依然未能实现。而在文化层面上，迄今为止，我们的文
学界，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中间，依然还没有出现过一部真正有分量的深刻反映
文革悲剧史的文学作品。即便早期影响甚大的“伤痕文学”及其“知青文学”，
也只是在非常浅薄的层面上，对文革历史的一种蜻蜓点水式的暴露，而“知青文
学”中的“青春无悔”的豪壮主题旋律则几乎就是文革遗毒的一种变种，作者们
其实依然生活在文革意识形态的阴影中，根本未能切入知青群体的心灵内核。然
而，即便就是这种浅层次的对文革历史的暴露批判也只是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而后来的许多作家们间或也有过一些涉及到文革题材的作品，但不是避重就轻，
就是心不在焉，或醉翁之意不在酒，文革只是某种陪衬点缀而已。那种以正面、
严肃、深刻的视野来面对文革反思文革的作品，至今似乎一直阙如。到今天，我
们的文学家们更是很快就陶醉在经济繁荣的灯红酒绿中享受生活的轻松和愉悦了。
现代传媒受众最多的电影电视中充斥着无穷无尽的娱乐传奇故事：宫廷秘闻、历
史传奇、爱情悲喜、搞笑逗趣、拍案惊奇、色情暴力刺激……各种现代娱乐方式
和内容可说应有尽有，不一而足；但对于生活、对于历史的那种深入、严肃的思
考已然渐行渐远，更不要说那场四十年前发生的早已波澜不惊的文革历史了。

            　　    四

　　可就在许多人们对文革记忆已然淡泊忘却的同时，网上另一种“沉渣的泛起”
却让人不禁有些不寒而栗。这是一种自称为忠诚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定的无
产阶级战士的“极左”立场。或许，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之为“文革遗老遗少”派。
这一派“战士”的言行口号竟然完全是文革时期的调调，对于“四人帮”的倒行
逆施竟然还是文革时的赞美歌颂，在他们的心目中，江青竟然还是一个坚定的执
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形象，而让中国走向复兴的改革开放
竟然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道路。文革历史，在他们的心中竟然依然是一
面不倒的神圣的旗帜。虽然他们也极力反对官员的种种腐败，但走的却是一条完
全相反的路子。他们反腐败的背后推力却是更加坚定的反对改革开放。他们对文
革依然是一往深情、忠心耿耿。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奇特的逻辑和立场。

　　然而，细思这种“沉渣的泛起”并不是偶然的，这实际与我们对文革遗毒清
算的不彻底有关，与我们的改革开放的不彻底有关，尤其是与政治制度的改革不
彻底有关。当我们对文革历史有意无意地遗忘、纵容甚至保护的时候，就给了这
些“极左派”分子以可乘之机。一个很简单的逻辑立场就是，当我们口诛笔伐
“四人帮”倒行逆施行为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从深层去思考，这种“行为”
难道仅仅是“四人”孤立的行为吗？它背后的推力是什么，这种行为的社会基础、
人文习俗、传统基因又是什么？“四人帮”的形成决不是“空中楼阁”的建立在
一个虚幻的沙漠旷野中，它其实有着很坚实的人文、民族、政治诸基础的，如果
不能从根本上把这些基础清理，“四人帮”自然阴魂不散，或许还有东山再起之
日。

                　　五

　　因而，现实就是：文革的历史几乎很大程度上就在现代人的浅薄娱乐和麻木
消遣中改头换面，搔首弄姿；而文革的教训就这样在无形中被人们所遗忘，历史
“健忘症”的可怕症候最终竟然会以一种极其轻松娱乐的方式被人们所忽略，所
深藏，而文革的遗毒也许就这样悄悄转化成一种遗传基因，不动声色地潜伏于人
们的血液精神中，而在说不定的将来的某一天，这种潜伏的“遗毒”突然发作，
于是，又一场惊天动地的“浩劫”降临神州大地……我想，这也就是温总理说的，
“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的现实依据。

　　或许，这只是我的神经过敏，杞人忧天，历史是绝不允许倒退的。但是在这
个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太平世界里，我分明的感觉到人们对文革历史教训的一
种纯粹娱乐式的遗忘，几乎与史传中人们通常所提到的刘禅没心没肺的“乐不思
蜀”式的遗忘相类。

　　或许，中国人是天生健忘的，永远不懂得吸取教训，就像中国人都本应牢记
却总是被遗忘的阿Q（正如鲁迅的《阿Q正传》已然悄悄地从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撤
销，由此可以预知，阿Q的形象在不久的未来就确确实实会被人们彻底遗忘）；
或许，中国人是天生乐观的，永远积极努力往前看的，何必对过去的痛苦历史耿
耿于怀？往前看、向“钱”看，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或许，遗忘，对历史的遗
忘，历史的“健忘症”并非什么可怕的东东，如刘禅那般没心没肺的“乐不思蜀”
的生存状态难道不是可圈可点的人生追求？或许，这就是巴金所期望建立的国家
级的“文革历史博物馆”迟迟未能如愿的根本原因？

                　　六

　　然而，无论如何花言巧语，“历史健忘症”都是一种人性不可承受之“耻
辱”。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一
个人一样。一个人失去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
为一个愚昧的民族。”

　　而鲁迅先生早就从另一个角度对这种“国民的劣根性”进行过深刻的揭露：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
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
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
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
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再想到今天“两会”上温总理的关于“文革”的警示话语……

　　所有这些话语，字字千钧，如雷贯耳，理应成为警钟，时时敲响在国人的心
头。

http://xys.org/xys/magazine/GB/2012/xys1206.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