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的大学本来很自由。虽然我所学的专业和其中的课程设置很不对我的胃口，但没有辅导员。我们有过班主任，开学的时候见过几面。四年级时，我们见了面还认得他曾经做过我们的班主任，而他已不认得我们。这样，同学们头上就没有一个直接的威权。饶是如此，学校在我三年级时居然发神经，要本科生们早晨做广播体操。

说实话，我不讨厌早起。我本科之前通常六点左右起床，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但我讨厌做操，十好几分钟那么软不拉机地抬抬胳膊、撂撂腿，还不如自由地跑五分钟。我那时讨厌专业，但凡有点业余时间，我都泡在球场上，因而更瞧不起早操。农大很多人都是如此。另外我尤其讨厌流氓的大喇叭。

学校一度威胁我们，如果每个学期有谁缺勤的次数够多就不让他毕业。我这样的老实人就怕吓唬，早起功课做完便顺势来到操场。

可是我不做操，大多时候就聊聊天，卧谈改立谈。丁字步一站，两手裤兜里一揣，我们感觉还行。有时候不聊天，我们就看前面的主席台，主席台上的副校长们和团委书记们就看我们，其乐融融。

我从来不缺课，后来有一位副校长看出点门道。有一天，他问旁边的团委书记，“你们畜牧系那边怎么老有一个站在那里不动弹？”书记姓杨，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姑娘，刚从广州过来，挺漂亮的。她赶紧从主席台上下来，绕了一大圈走到我跟前，压低嗓子：

“嗨，快动弹动弹，那位副校长已经注意到你了。”然后她就过去了。

我还是没动。那位副校长站不住了，他亲自走下主席台。

“你对早操有什么意见么？”，他也走到了我身边。

“没有。”

其实是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回答“没有”，大约这也是《中国人的素质》的一种。于是，话讲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挺尴尬。然后么，校长也觉无趣，就走了。

这早操似乎坚持了很不短的时间。有若干的副校长、副书记以及所有的团委书记每天早晨陪着我们上早操。当然他们也是和我一样站着。最近听一个学妹说，这个早操早就停了。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其中的一位副校长，黄铁城。我没有和他直接对过话，但听说黄副校长其实特别爱护学生，为学生办事情从来尽心尽力。当然他也觉得做早操是好的。有时候他见操场上的人少，还会亲自到宿舍敲门。结果有一次敲门，里面问，

“谁啊？”

“我是黄铁城。“

”黄铁城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