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York Times China
2013年02月22日
夜莺在唱歌，因为没有真相
DIDI KIRSTEN TATLOW 报道
北京——“我记得，在圣心修道院附近的大道上，我们一起聆听了夜莺的歌唱。但北美没有夜莺。”玛丽·麦卡锡在《一个天主教女孩的童年回忆》(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中这样写道，这是作者在挑战童年记忆的可靠性。
查尔斯·普尔(Charles Poore)于1957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对这本书的评论，他写道，“我们都会从童年以后的所见所闻中摘取一些合适的片段添加到我们的童年记忆中。”
记忆的不可靠性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围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一书而产生的喧嚣。这是一本最近出版的商业兼个人回忆录，讲述了于1958年出生的傅苹的生平，她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长大，后来去美国，并创立了一家成功的软件公司，杰魔公司(Geomagic)。
傅苹在南京也经历了“夜莺”时刻。她在书中写道，红卫兵把她从幼时的老家上海遣返南京（当时她在上海和亲戚一起住，没有居留证），让她回到其父亲任教的大学里生活。（根据她的叙述，在她来到南京后不久，她的父母被放逐到农村。）在南京，红卫兵还强迫她观看一名老师“在足球场上被四个骑马者分尸”。
诸如此类的细节激起了一些华人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他们谴责傅苹撒谎。
他们承认，文化大革命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恶梦，但确保真实性很重要。傅苹的故事显然不真实。
“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是通过事实和严密分析来跨越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多种知识鸿沟和文化鸿沟，而不是通过编造故事。”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凯文·涂(Kevin Tu)在电子邮件中写道。
涂写道，“虽然我喜欢读《毛泽东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这类书，但我真的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像傅苹这样的人，为了私利而故意作弊。”冯客(Frank Dikötter)在《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中记叙了残酷的大跃进运动。
互联网论坛上充斥着对傅苹的谴责，冷静的声音几乎无处可寻。
其他让批评者无法信服的事例包括：她撰写了一篇有关杀女婴的大学论文，因此在1984年被“悄悄地驱逐出境”去美国；还有，她遭到红卫兵的轮奸。
关于最后一点，傅苹在美国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们不接受事实。”
她说，强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过。她坚持自己的陈述，即她被告知需要离开中国，但她承认在书中使用“驱逐出境”这个词不太妥当。
后来傅苹称，四马分尸这一场景是“情绪记忆”，麦卡锡在回忆录中讨论了“情绪记忆”的问题。可能还有更多类似的承认以后会出来。“如果我犯了任何事实错误，我很乐意在再版时作出更正。”
她的批评者们听到这种说法会感到高兴。或许平息这场风波所需要的是，她的出版商、企鹅出版社(Penguin)，任命一名事实核查员。
然而困难在于，一旦某事听起来很怪异，更仔细的调查会发现可能真相的一些有点道理的内核。
她写道，政府有关人员在了解到她的杀婴论文后逮捕了她，并把她拘留了3天，拘留的地方又脏又臭。这类事情至今在中国仍发生。
傅苹用电子信发给我一份手写信的扫描副本，说这是她的一个同学在1982年5月写给她的。在信中，这名男同学提到，当其他所有人都在完成毕业论文时，傅苹突然神秘离开学校，没有毕业。同班同学们对此议论纷纷，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个同学写道，学校官员说，傅苹在被男朋友抛弃后精神崩溃。一名同班同学被指认为傅苹的前男友。
傅苹在采访中称，那只不过是为了掩盖真相，实际上她遇到了政治麻烦。她的论文被一名有共鸣的教师偷偷转给了一家报纸，引起了一系列反应。她说，此事最终引发了关于独生子女政策恶果的国内国际丑闻。
在信中，这名同学怀疑那个抛弃的故事是否真实。他写道，他与这名“遗弃者”就傅苹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但后者显得很冷漠，而且“他说自己也是受害者”。
1983年，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报道了杀女婴的事。据那一年4月11日《纽约时报》文章援引同年3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称，“当前溺弃女婴和虐待生女婴的妇女的现象十分突出，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的妇女甚至被逼致死。”
如果重现事实很困难，是因为有个原因：尽管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37年，但现在仍无法在中国对文革进行自由的研究和谈论，或发表相关出版物，审查制度非常严格。一些人称，因为某些显要人士需要隐藏太多过去的行为。负罪感仍然萦绕不散。结果是给人们制造混淆，尽管有丰富的个人记忆（又是记忆！）。这个领域给否认、夸张和耻辱敞开着大门。“证据”通常仅仅靠回忆，也就是麦卡锡所说的靠不住的朋友。
是傅苹说了实话、但是人们不知道呢？还是“夜莺”在自吹自擂的故事中唱歌？除非中国开放档案、允许公开讨论，否则我们将不得而知，至少无法确定。即使是中国问题“专家”也常犯错误，因为无人能获得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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