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在书桌边闭目养神。想到疲劳的本是眼睛，耳朵其实并不疲劳，我决定找点什么东西听听，便来到一个名叫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的地方。

一位学者正主持着一个专题节目，他邀请另一位学者，介绍不久前刚刚去世的许良英。被邀的学者正侃侃而谈许良英的生平与事迹。

我刚刚竖起耳朵，就听见被邀学者说，许良英毕业于浙江大学，本是学物理的，曾是著名物理学家王金昌的学生。

因为有幸躬逢毛泽东时代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这辈子从未上过任何一堂物理课。我唯一知道的是，那位著名物理学家并不叫王金昌。而叫王淦昌。

转而一想，这其实又有什么区别呢？说到底，重要的是，被说的那个人真的是一位物理学家，并且真的是许良英的老师。他究竟是叫“金”昌还是叫“淦”昌，几乎连一丁点意义都没有。

但不幸，我的思绪还是被这个突兀而来，几乎毫无意义的汉字，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破坏了。后面这两位学者介绍和讨论的，关于许良英的实质性的，最重要的内容，我几乎一句也没听进去。

我的心头，充满了对我的母语，汉语，这个被无数陷阱和伪知识填充着的语言，深深的无奈。

好几年以前，国内发生过另一件有几分相似的事。

说的是台湾某位在“台独”和“台统”问题中突然变得重要起来的宋姓政治家，很荣幸地受“党和人民”邀请，访问大陆，并有幸在著名的清华大学做演讲。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一位张姓老教授奉命将晚清某知名黄姓诗人的某知名诗作，用工整的大篆书写好，裱好，卷好。然后由清华大学时任校长的某顾姓官员兼学部委员，当众打开朗读。

这首诗的作者是清末学者，梅县客家人黄遵宪。诗的标题是《赠梁任父同年》，也就是赠给清华大学当年的教授，梁启超（黄比梁年长四分之一个世纪，是光绪二年的举人。梁似乎并未中过举。这里的“同年”，是汉语习惯性的尊称表达方式）。诗作于清光绪二十二年 (1896) 四月，也就是甲午海战后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第二年。诗的四句内容是：

寸寸河山寸寸金，
侉（本该是一个单人加一个瓜）離分裂力誰任？
杜鵑再拜憂天淚，
精衛無窮填海心。

要说起来，这首诗选得真的是很讲究，称得上一个妙字。诗写的本来就是领土无端被分离的不幸故事，据说早在2003年就已经被温家宝总理在香港满怀深情并毫无错误地朗诵过一次。诗当年的受赠者梁启超，本人是曾任教于清华大学的国学大师。而诗的书写者，时年八十九岁的著名书法家张仃，不仅将这首诗用美丽的大篆写得笔笔划划都经得起推敲，他老人家本人还是后来隶属清华大学的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要给这位宋姓的台湾人找一份合适的礼物，比这首诗更完美的选择，真的很难再有。

但不幸的是，这一选择却完全忘记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汉语中隐藏着的无数个可怕的陷阱。这件原本充满了“和谐”的好事，后来竟会一“诗”激起千层浪。让一大批多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受尽凌辱的人文学者们，热泪盈眶，奔走相告，乃至敞开胸怀，笑掉大牙。

特别是因为受赠者涉及台湾，这件趣闻中的细节很快传遍五洲四海。海外的华人甚至比国内的观众知道得还清楚。

据说顾姓校长把这幅书法作品刚一打开就不清楚那个一个单人加一个瓜的怪字该怎么念（这字怎么念，什么意思，据说搞小学训诂的专家一直到今天还在讨论，哈！）。随后，他本来认识的，“杜鵑再拜憂天淚”中的那个繁体的“憂”字，“精衛無窮填海心”中同样繁体的“無窮”那两个字，又不幸在张书法家的大篆中变得空前绝后的复杂（说真的，我自己数了好几遍都没数清，这三个被写成大篆的繁体汉字，一共究竟有多少个笔划，哈！）。

后来的故事还很多。

据说当天晚上央视特邀的，同是清华大学的，某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刘姓教授，把顾姓校长思索良久不敢发音的那个一个单人加一个瓜的怪字，直截了当地读成“瓜”。然后把黄宗羲和黄遵宪混在一起，又把黄宗羲流利地读成黄宗义。这还不说，他接下来还振振有词地把张书法家的“大篆”说成是书法行内闻所未闻的“小隶”。据说一大批热爱中国国学的老先生们，差一点昏倒在电视机前。

而那位引起风波的宋姓政客自己，据说也好不到哪去。该政客本在台湾长大，国学水平该高于大陆才符逻辑。但他却不幸在机场告别演讲中把大陆幼儿园的孩子们都知道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信口说成是李白的诗。据说在场的台湾记者，惭愧得老半天不敢抬头看他老人家。

这整个故事的结果当然很悲惨。全世界人民这一下都知道了，中国最知名学府的掌门人，中国的教授们自己，竟然只认识为数甚少几个汉字。他们干吗还慌慌张张地跑到海外去办孔子学院呢？孔子他老人家要是还活着，能答应吗？

但说真的，我心中是很同情这位顾姓校长的。

这倒不是像该校长的秘书们事后声辩的，如果不让顾校长念，让胡锦涛同志去念，恐怕错得更多（更离谱的声辩是，就是陈寅恪活着，也没法正确地念所有曲里拐弯的大篆。陈寅恪若是活着当然肯定没法正确地念，他的眼早就瞎了）。

而是我发现，几乎没人认识到，这并不是被涉及到的这些人的所谓素质问题，而是汉语这个语言本身的问题。

就拿这个一个单人加一个瓜的怪字来说吧。且不管它究竟该发何种正确的音，直接把它写成“瓜”就一点不错。瓜字早就具有瓜分的延伸意了。就是不写成“瓜”，写成“分”。也完全不影响这诗的意境。寸寸河山寸寸金，“分”離分裂力誰任？不是很好吗？但汉语却偏不。为了它自己的那一套古老的，既和语义逻辑无关，又和被描述的事物本质无关的形式美，汉语中最常用的词汇几乎全都具有“同意反复”的毛病。比如，清洁，清就是洁，洁就是清。整齐，整就是齐，齐就是整。明白，明就是白，白就是明。完整，完就是整，整就是完。前面提到过的分离，分就是离，离就是分。分裂，分就是裂，裂就是分。等等，等等，举不胜举，数不胜数。而所有这些词汇在被“同意反复”之后，被描述的事物或现象几乎一丁点也没有变得更清晰。

我这样信口胡说八道，诬蔑自己伟大的母语，我的老父亲要是还活着，是肯定会狠狠教训我的。回想起来，汉语中一大批稀奇古怪的字，都是父亲当年教我认识的。

一九六八年底到一九六九年底的那整整一年，清理阶级队伍。我无事可干，常常上牛棚去陪着父亲做清洁。父亲一直为我只上完小学就结束了整个受教育的过程而深深担忧。 但父亲在大部分情况下却又爱莫能助，他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是，没事时教我认认汉字。

汉字在书写和读音上因为毫无逻辑性而充满着陷阱，我其实那时就发现了。

父亲教我认的那些汉字，大部分和《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有关。 记得《毛主席诗词》头一首的词牌，“沁园春”中那个“沁”字，我就不认识。父亲说，这字读“撳”。“撳”这个读音并不常用，很难记住。父亲第二天问我我就忘了。父亲的名字中有一个“心”字，我因此还没上小学就先认识了那个“心”字。我抱怨说，这字和“心”差不多，就只多三点水。干吗不也读“心”呀？父亲瞪了我一眼说，这字就得读“撳”。读“心”就错了。

再往下看，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填过“浣溪纱”。其中的那个“浣”字，我又不认识。父亲说，这字读“换”，好记，就是换衣服的换。但我还是觉得别扭，嘟哝着说，这字和“完”字差不多，就只多三点水。干吗不都读“完”就算了。父亲又瞪我一眼说，这字就得读“换”。读“完”就错了。

这些从同一字根加其他偏旁部首而成的新字为什么不沿用原字根的读音，父亲无法给我解释，虽然他读过九年私塾，并因此常常骄傲地宣称，他的国学底子足够给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们开课。不过我也看得出来，其实父亲自己对汉字书写和发音的毫无逻辑性也很无奈。

再后来，《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读完了，没有别的书。父亲就想到哪里教我到哪里。父亲教我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汉字我大部分都忘了。现在还依稀记得的是，父亲曾列举过一批以“焦”为字根的复合字。这批字中，蕉，礁，醮，噍，鹪，僬，膲，蟭，趭，燞，燋，基本沿用原字根“焦”的读音。但另外几个，樵，谯，瞧，憔，劁，癄，嫶，却很不幸，竟读“乔”。

为什么这么读，父亲不知道，我当然更不知道！反正，谁碰上，谁读错，谁倒霉！

说真的，我一直到今天碰到这些以“焦”为字根的复合字都不敢随便开口。谁知道它们读什么？

那么，有没有“法不治众”而导致的“文字改革”呢？

父亲说，有。父亲举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病名。

父亲是医师，专业是皮肤性病。父亲麾下的疾病中有一种过敏性疾病名叫荨麻疹。这个荨麻，本是一种植物，其顶端的小刺能引起皮肤的过敏反应。但老百姓大多不认识这个荨字，便都说这种病是“寻”麻疹。于是，慢慢地，这病就只能“从众”而变成“寻”麻疹了。连“当今圣上”也无法，只好在《新华字典》中注明，荨麻疹这一疾病中的“荨”可读“寻”。哈！

还是回到题头所说的“金”字和“淦”字吧！

要是父亲还活着，我抱怨一句。这个“淦”和“金”差不多。也就多三点水，干吗不都读“金”就算了？父亲准会瞪我一眼说，你明明姓汪，别人嫌麻烦，去掉三点水，写成王。你会高兴吗？

哈！这一次父亲可是必输无疑。

想我数十年如一日紧跟父亲，老老实实地姓汪，在汪家却始终地位卑微。一部《汪氏宗谱》，洋洋万言。我从头找到尾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问了半天哥哥，才在父亲的名号下发现仅有四个字的一条和我有关的信息，叫做“三女适陈”。意思是说，父亲不幸有三个（无法入宗谱的）女儿。其中第三个，嫁给了一个姓陈的。想我这辈子过五关，斩六将，惊天地，泣鬼神，最后只留下这四个字，多憋气呀！

去掉那三点水，我正好能跟着母亲去姓王。一来王家有我那慈祥善良且天生喜欢女孩子的外祖母，二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准姓姓王，真能沾点儿“王”气呢。

如此说来，姓汪还是姓王，我真的不在乎。且不说最后变成德语反正都一样，哈！

2013年2月20日
写于德国不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