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与章太炎的相识，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里，黄因内急，不及上厕所，便从窗中解裤洋洋直泻。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系贵公子出身，且正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也报以回骂。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锋转到学问上，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是渊博绝伦的国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章太炎清高孤傲，对近世文人极少嘉许，唯独对黄侃刮目相待。

胡适在北大讲学时，常与黄侃同宴。有一次，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侃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王八。”胡默然无语。过了一会儿，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侃大笑说：“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

1915年夏，徐志摩毕业于浙江一中，接着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同年十月，由家庭包办，与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结婚。

徐志摩第一次见到张幼仪的照片时，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虽然鄙弃张幼仪，但是徐志摩还是履行了“最基本的婚姻义务”。或许除了父母之命外，没有张家富足的财力支持，徐志摩也没有机会后来游学于美、英各国。
徐志摩紧追林徽因时，妻子张幼仪正怀着身孕。一听说张怀孕，徐便说：“把孩子打掉。”张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徐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徐志摩好动，近于顽皮。有一次半夜，徐乘兴去看梁实秋，见其窗尚有灯光，便想吓他一下。徐突然把门打开，谁知，徐拔腿便跑。原来徐看到了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从一个单人沙发上受惊跃起！其时，梁实秋已在楼上熟睡，受惊的是楼下的一对男女和徐某人自己。于是，徐转身朝另一位单身朋友家走去。徐从后门溜入，径自登楼，看寝室黑黝黝的，心想吓他一吓，顺手打开电灯，不觉又失声大叫。原来床上睡着两个人。这一惊非同小可，踉跄下楼跑回家去，乖乖睡下。曹聚仁调侃说，“这位诗人，才知道黑夜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刘半农先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他曾提倡俗文学，曾编“骂人专辑”，在《北京晨报》上刊登启事，征求“国骂”，并不惜以身试骂。先是赵元任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方言将他骂了一顿又一顿，随后周作人也用绍兴话将他痛骂一通，待到他去上课时，学生们也在课堂上用各种方言轮番骂他。

辜鸿铭有一次参加参政院的会议，领到了300元大洋的车马费，马上去逛八大胡同。妓院的规矩是唱名鱼贯而过，任人挑选。辜鸿铭到每个妓院都点一次名，每个妓女都给一块大洋，到300元大洋派完了，哈哈大笑着离去。

辜鸿铭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伎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当年，欧美人在中国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心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着长指甲的手轻轻敲着那个人的光脑袋，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遭遇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开罪不起，只得乖乖地掏出火柴，胆战心惊地点着了辜氏的烟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