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莫言的故事编得太假太弱智
- 点评莫言诺奖演讲《讲故事的人》
莫言：“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点评：从莫言的诺奖演讲来看，莫言的故事无趣老套，细节上漏洞百出，编得太假太弱智。细节是故事的生命，细节编得不真实（这里指艺术的真实，比如，入情入理（verisimilitude)，全体一贯（organic unity）。），文学性便无从说起，更别说对社会现实和历史状况的认识作用了。这和是否用了魔幻荒诞神话寓言等技术手段无关。好在不少人对毛时代的社会现实相当无知或/和充满偏见，所以，莫言的没有常识的弱智胡编不仅没贻笑大方，反而大行其道，登堂入室，成为又一件皇帝的新装。
莫言的故事不仅编写得差，演讲得也差 - 如果那种照本宣科的和尚念经能叫演讲的话，而他却穿着燕尾服面向全世界一字一板地庄严宣称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
莫言：“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点评：你们村59年春就没公共食堂了，那时你刚满4岁。什么样的母亲会让这么小的孩子打开水，就不怕烫伤？
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长你5岁的二哥，长你9岁的大姐，长你12岁的大哥，他们为什么都不能去打开水呢？
4岁的孩子一天没见，家里人也没发觉，也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寻找？莫言的家乡地势低洼、河道纵横，他家就住在胶河边上，家长怎么就不担心小孩落水呢，这是什么样的母亲？
没一句真话就算了，故事无趣老套也算了，编造得有点常识、有点智商吧，莫贝尔先生。】
莫言：“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 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 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点评： 收割的麦把被运走后，在空田里拣麦穗是光明正大的事，没人赶没人抓。特殊情况下空田不让捡自有它的道理，比如，麦把还没运完，麦田里有套种的幼苗，周围有成熟的庄稼。高密东北乡的守田人禁止捡那就不能捡，这跟斯德哥尔摩的交警不让通行就不能通行的道理一样。遵纪守法也是普世价值哦。莫言弄巧成拙把自己母亲编排成偷麦子或违法乱纪的坏人了。单愿这次莫贝尔站在欧洲大地的诉说，不是对着母亲的诉说。
打擦边球揩集体的油的事在人民公社社员中并不少见。但那些占小便宜的尖头鬼自知理亏，见到守田人会像老鼠见了猫一样。而为了集体的几根麦穗真去追赶捉人的一根筋是很少的，犯不着啊。再说，抓到又能怎样？所以，通常也就只能像驱赶田里的麻雀一样轰赶而已。即使被抓到，最严厉的正当处罚也就是没收拣到的麦穗。踩坏蓝子就算恶人了。
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农村是个熟人社会，这个关系网力量是巨大的。得罪一家邻居或乡亲并使自己背上恶名，是件远比两斤麦子大得多的事，更别说那是集体的财产了。除了二货, 不难算得清这笔帐。莫贝尔是刘文学的故事读得太多了吧，失去了或从小就没建立起生活的现实感。
偶尔有打小孩一巴掌的，吓唬吓唬。这时守田人就从有理变没理了。可能因此得罪被打小孩的家长。打别人家的小孩一个巴掌也许还算灰色地带，未必爆发战争，而要是一个男人打了另一家妇女，即使妇女有点理亏，比如，顺了几把集体的麦穗，违反了生产队的规定，那当天那家人就会打上门来，除非家里没有男人也没有家族，因为这跟刨人家祖坟差不多。中国农村的文化多封建落后啊~。非也！这其实也是普世价值，跟白大哥办公室性骚扰、小日本国政府购买钓鱼岛本质一样。但仲星火打张瑞芳一个耳光就不是什么事，李双双有诗为证：天上下雨地上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晚上睡的一个枕头。
任何社会里的正常人做事都是有分寸的，比如，同村两家，不共戴天大打出手，男人也是不能打敌方的女人的；同村两家，不共戴天老死不相往来，一家房子失火，仇家的男人也要去救火的。农村有农村的文化！农民的人情世故是一流的！莫贝尔先生，你的文化水平亟待提高。那魔幻现实的技巧玩得再熟练也是技术活，文学的根本是人学，是文化，是真善美。
有此看来，莫贝尔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对人情世理的领悟似乎比较差，尽管在我看来，这种才能是作家必备的。BTW，莫言说自己年少时因话多遭人嫌给父母带来过不少麻烦。如果这是真的，那说明莫贝尔情商确实较低。小孩爱说话会说话不会招人嫌，至少不会给父母带来麻烦，说话不得体得罪人了才会有这结果。说话不得体就是不会观颜察色、不通人情世理的一个外在表现。
是不是莫言家情况特殊，因所谓的家庭成分高，备受乡邻欺负？实际情况刚好相反，莫言家是个中农，成分并不高。莫言的父亲是大队会计，姑姑是公社医生，一个叔是县棉花厂主管会计，另一个叔是小队长，大哥是大学生，二哥是公社宣传干事。。。比不比《敌后武工队》里的那个“人家有钱有势，儿子又当保长”的汉奸地主家还牛？他的家族人丁兴旺，男丁够一个野战排。能文能武，有权有势，这样的家族怎么会遭人欺负呢？
打完他妈还吹着口哨离开，不是找抽是找死。守田人就一农民，而且通常是干不了重活的老弱病残的半劳力农民。而被莫言说的完全成了纽约光头党的黑老大。 这实在是文革期间小学生写作文套路，把周扒皮南霸天换成了守田人党支书而已。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幸好没写那人戴着瓜皮帽嚼着口香糖拖着长辫子拿着iPhone露着大金牙吹着口哨骑着摩托车扬长而去。若那样就不能说是弱智胡编了，因为它可叫魔幻现实主义。
毕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比40年前的小学生的编故事的能力还是棋高一着，故事后面没有直接引用一句毛主席语录，而是通过人物语言图解概念地展示一个普世价值的貂尾巴：宽恕。看来只要政治正确，拙劣的宣传画就成高超的绘画艺术了。
莫言，你家四条山东大汉那么多年怎么不去找那人报仇？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肯定自己没认错人？你又是怎么知道你妈也肯定没认错人？ 据此，我估计莫言的逻辑思维能力低下。否则，拿出浑身解数精心编制的几个小故事，不会这样漏得像筛子。顺便大胆假设一下：莫言五年级辍学的根本原因是本人在校表现太差，比如学习成绩太差，而不是所谓的什么文革的政治原因，也不是家庭的经济原因。小学生因为政治原因辍学就一弱智笑话。大儿子大学毕业，二儿子高中毕业，在国家和家庭条件越来越好的情况下，最小的儿子却小学5年级辍学，除了自己学不下去了，还能是什么原因？这时候莫言的伟大母亲在哪里呢？
二货哪里都有，奇事时有发生，刘文学那样的英雄的确出现过。但莫言母亲因拣麦穗被抽耳光的故事我是无论如何没法信的。要么压根全是胡编，要么完全是另一回事，比如，三只手麦田遇二货。吃狗肉的故事有代表性文学性，人咬狗的奇事没代表性没文学性。】
莫言：“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 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 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点评：首先，饺子虽比面条馒头费时，但并不昂贵，一家吃一顿饺子并不比吃3斤肉费钱。第二，中秋节是中国第二大传统节日，吃顿好饭是必须的，也是没有问题的，除非穷得要断炊了。第三，中秋节是收获季节，是一年中最富足的季节，若这时就快断炊了，那春节岂不就只能一人喝一碗西北风，青黄不接时岂不要全家饿死嘛。第四，高密县是全国TOP 5% 的富强县。第五，莫言家的经济条件，按我的估计，在当地也是TOP 5%的。1966年莫言11岁时，他们家新盖了5间红瓦房便是有力的证据。总之，中秋节每人只能吃一碗饺子的故事编得太假太弱智。这事当然不是发生在大饥荒时代，那时莫言才5岁左右，哪能说出那番成人般的话来呢。乞丐都不肯吃红薯干还能是大饥荒时期嘛。BTW， 我教莫贝尔如何编故事：母亲欲把她那半碗饺子给了那个讨饭的老人，自己去吃窝窝头，老人激动地如何如何。。。千谢万谢之后又提出宁愿要一碗窝窝头。。。老人嫌脏？老人傻不知饺子比窝窝头好吃？老人山珍海味吃腻了就想吃农家饭？。。。不。因为农民有很高的生存智慧，而这又都是贫困的生活逼的。这才可能成为文学嘛。当然，语言上还需润色，这个文秘可做。为什么这样编故事就能成为文学作品呢？因为有这样的社会背景和生活基础支持：那个年代，许多山东农民用麦子等细粮和城里人兑换玉米红薯干等粗粮。小康的城里人要的是口感，温饱的农村人要的是热量和营养。除了蛋白质低些，其它营养成分，玉米高粱都比麦子高。因为一斤细粮可换几斤粗粮，热量和营养上农民是大赚的。
另外，红薯的收获季节是霜降前后，而中秋节在秋分和寒露之间，即红薯的收获季节通常是中秋节之后的一个月左右，而且，把红薯晒成红薯干还得要十天半月的九九那个艳阳天。这就是说红薯干是冬天吃的， 到春天一定要吃完，否则夏天会生虫子。若是隔年的番薯还没吃完,那就不存在贫穷饥饿的问题了，而这又和故事的大前提矛盾。简言之，中秋节不会有红薯干的。
再说，乞讨是以可怜相唤起同情心，最多是姜太公钓鱼式的，往门口一站或地上一坐，一言不发，哪有理直气壮跟人吵着要吃好的呢。这也是普世价值。北方农家有院墙，讨饭者只进院子门，不进堂屋，不会看到主人家吃什么。站在大门口大声吆喝，或者唱一段山东快板。屋里听见吆喝，拿出什么是什么。有些小孩，老远看到要饭的来了，会飞快跑回家，把大门插上。莫言那德行，应该是属于跑回家插大门的主儿吧。
莫非乞讨的老人是莫言的爷爷奶奶？ 这样的话，那乞丐老人的言行就合情合理了。莫贝尔，你母亲那半碗饺子全漏馅了。】
【点评：以上是莫言在诺奖演讲《讲故事的人》中的开头三个故事，一个比一个编得虚假弱智，没兴趣再往下细看这种弱智胡扯了，也没必要再往下拨弄这种文字垃圾了。另外，《讲故事的人》中的最后三个故事，被媒体热议，有的竟然吹捧那里面有什么微言大义、庄子式的智慧。我不想详细分析了，简言之，这是莫言牌皇帝的新装。最后那三个故事不过是三个蹩脚段子，编造得无趣生硬虚假，毫无艺术性可言。而莫言用这三个塑料花似的蹩脚段子企图表达的意思，不过是些陈词滥调指桑骂槐和胡说八道，毫无思想性可言，甚至暴露了他的一些丑陋灵魂。
除了电影红高粱，我没读过莫言的任何小说。我还没理由相信，在编其它故事时，我们的莫贝尔先生就突然变得真诚有趣和不弱智起来了。
可以预见，会有各种各样这些故事和莫言辩解的说法。对于我，关键的问题就一个：莫言的故事是不是编得太假太弱智？如果是，那下列的推论就水到渠成了：因为编得太假太弱智的故事在文学上就是垃圾，所以，莫言演讲词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应改成：
“我是一个产垃圾的人。因为产垃圾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毫无疑问，在莫言的故事是否编得太假太弱智在这点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和我的观点完全相反，他们认为，”他（莫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因此莫言的故事是优秀的文学。这个核心判断，是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文学上的必要和根本条件。
那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是莫言胡编乱造出来的，它不能本质地反映20世纪中国农村的现实。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这个基本判断根本上是错误的，他们不过是一帮对中国20世纪社会现实严重无知和偏见很深的外国文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