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有“扩大”就有“缩小”，“缩小”就是不通知本应到会的人，比如政治局会议可以不让与组织者意见相左的政治局委员与会，“文革”期间一些红卫兵领袖反倒可以参加中央全会，党代会选出来的正式中委却无法与会。这就强化了个人独裁，他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决定让谁参加会议，以收“一致通过”之效。

　　每次会议都有其特定的目的，要达到目的关键是选择好开会的人。高岗等人在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一波)射刘(少奇)”，调子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毛希望会议早点结束，要周恩来做结论，但周很难作结论，“他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会上已是那种气氛，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庇护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饶利用。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主意，他对周总理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陈、邓明白自己要充当的角色，在会上既批评薄的错误，又强调不是路线错误，把使会议的调子降了下来，持续两个多月的会议终于结束了。这个道理饶漱石也懂。1953年9月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饶又想批薄，就说要请陈赓大将出席。“原来他听说抗日战争初期，陈赓带部队在太行地区活动时，在后勤供应方面对薄一波有不满;又知道陈讲话‘没遮拦’，以为陈如果到会，能放上一炮。”不过，会议有时只是形式。薄一波命运的改变，表面上是陈、邓帮助说话，实际上取决于毛的态度，他完全可以听任会议按照高、饶的意图把薄整下去，也可以让陈、邓为薄解围。事实上，毛当时对薄还是信任的。

　　“开会”还有一个功能是逮捕人，罗是一例，而罗本人也借开会之机逮捕过潘汉年;此后还有周恩来逮捕黄永胜等人，华国锋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开会的名义。后人也许难以设想当时一些高级领导人接到开会时的复杂心态：接不到通知显然是失宠;参加了会议也许永远就没有会议开了。据傅崇碧回忆，毛去世后许世友就到医院提醒几个将军，不要到中央开会，“去了可能把你们抓起来，要你们的命。”避灾的最好办法就是进医院。兰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楞了一阵，说了声“快走”就去了301医院。“当时许多将军、部长都往医院跑。毛泽东逝世，政局肯定会有变化，万一‘四人帮’抓人，对个病人多少总该讲点人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