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http://www.samharris.org/site/full_text/can-there-be-a-science-of-good-and-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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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here be a science of good and evil?
会有善与恶的科学吗？
October 3, 2010

By Sam Harris
ax 译

自从我的第一本书《信仰的终结》出版以后，我就对“文化斗争”有了独特的看法，比如在美国有世俗的自由主义者和基督教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在欧洲有无宗教社会和日益增长的穆斯林人口之间的斗争。从收到的几万人（这些人分布在从信任到怀疑的连续线上的每一点）的信件和电子邮件看，我可以有些自信地说，在这些文化分界线的底部有一个理性限定的共享信念。两方面都相信，科学对于回答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无能为力的。一个人对事实与价值这道鸿沟的理解似乎影响着他对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的看法，比如从争斗的论战到教育孩子。

我们这种思维上的分裂在政治派别的每一端都会有不同的结果：宗教保守派倾向于相信，对于含义和道德有正确的答案，但这只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承认普通的事实可以通过理性的探索来发现，但他们认为价值则必定来自旋风之音。死抠经书，对多元化的不容忍，不相信科学，无视造成人类和动物不幸的真正原因，这就是在多数情况下事实和价值分裂在宗教方面上的表达。

另一方面，世俗的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设想，不存在道德问题的客观回答。尽管John Stuart Mill会遵从于 “我们”的善良的文化理念（要好过Osama bin Laden的），而多数的世俗主义者会怀疑Mill关于对错的概念不会更接近真理。多元文化，道德相对论，政治正确论，对不宽容的宽容，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另一方面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结果。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两方面的结果并不具有相同的份量。在老式的不理智的宗教热情面前，世俗的民主会被逐渐遗弃。由于保守的教条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共同疑虑而禁止联邦政府资助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导致了美国10年的损失；这就解释了我们承受的多年的政治干扰，而对于堕胎和同性恋婚姻问题，我们还会继续受到干扰；这就使得反对诋毁宗教法在联合国通过有了基础，这个法律将使得成员国的公民批评宗教变得不合法；这已使得西方世代的反对激进伊斯兰教的斗争变得步履蹒跚；也很可能使欧洲社会重新进入一个新的被伊斯兰教笼罩的状态。宗教保守派知悉宇宙创造者所认为的对与错，这驱使他们可以几乎不计一切代价地把这种幻想强加给社会公众；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或者不管什么可称之为真正正确的东西），常使世俗的自由主义者同时放弃他们的智力标准和政治自由权。

如果我们明天在亚马逊发现一个新部落，没有一个活着的科学家会预先假设这些人一定享有最好的身体健康和物质繁荣。相反，我们会去询问这个部落的平均寿命、每日热量摄取、妇女生产的死亡率、传染病的流行和物质文化的表现，等等。这些问题应该会有答案，它们很可能会显示出在某些方面很像石器时代的生活。然而，这些快活的人们为了想象中的良好愿望还喜欢牺牲他们的头一个孩子，很多（甚至大多数）人类学家会说，这个部落拥有另一个道德准则，与我们的一样有效和不可辩驳。可是，一旦有人把道德和人类安康联系在一起，就可以看出相同之处：这个部落的成员一定会在心理上和社会上感到满足，就像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人一样。对身体健康和精神（或社会）健康的不同思考，会表现出奇怪的双重标准：其中之一就是，以我们对人类繁荣的根本不知（或者说假装不知）为基础。

试想，这个地球上只住着两个人：我们可以叫他们“亚当”和“夏娃”。很清楚，我们可以问这两个人会怎样将他们的安康最大化。这个问题有错误的答案吗？当然有。（错误答案之一：他们可用大石块猛击对方的脸。）尽管他们的个人兴趣会有冲突，如果他们认识到共同的兴趣，就会没有争议，对这个行星上的两个孤独的人来说境况会好些，共同的兴趣如采集食物，建造庇护所和抵御更大的掠食者。如果亚当和夏娃足够勤劳，他们还会认识到其他好处，如创造技术、艺术、医术，探索这个世界和生子做父母。有好的道路和差的道路穿过可能性繁多的景观吗？当然有。实际上，从定义上讲，只要给定头脑结构、他们环境的直接事实和自然定律，对这两个人来说就有通向最坏不幸的道路和通向最大满足的道路可供选择。在这里，底层的事实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事实，因为它们只与这两个人的存在经验有关。

就像我新书提出的，尽管有一千条道路可使这两个人兴旺，也有许多道路使他们不兴旺，把人类兴旺幸福的高峰和自相残杀恐怖衰退的低谷的差别转化成事实，就可以在科学上被理解。为什么一旦我们加上67亿人做实验时，对与错答案的区别就会突然消失？

必须承认，当我们提出下面这些问题时，真正的伦理道德困境就会体现出来：“我该以何种程度在乎别人的孩子？为帮助他人的需要，我该以何种程度而情愿去牺牲？或要求我自己的孩子去牺牲？”我们天生不会公正，我们很多道德的理性必定会被这些情况影响：我们担心我们自己或那些亲近我们的人，和我们的感觉认为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人会更好，这两者之间有种紧张状态。然而，在这个背景下，“更好”，在有意识生物的经验上，仍是必须要有正面的改变。

人类该如何生活在21世纪的问题有很多相互冲突的回答，其中的大部分无疑是错的。只有对人类安康的理性理解才能使我们几十亿人和睦共存，共同走向相同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环境的目标。人类繁荣的科学似乎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要达到它，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智力上的战场是实际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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