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海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线人杨週装病举家移民美国诈骗人权援助巨款的事实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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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转载 于 2012-07-29, 12:06:29:

杨週憋着嗓子不出声,不接电话,凡事都由老婆李国萍出面代言,对外一律谎称“杨週咽喉癌不能说话,病危了,若不尽快救治就会死人的”。可是,吴弘达根据医生的诊断报告向美国、香港的人权组织致函通报“杨週无病”,刘青也随即通知杨週“不会再给钱了”。这时,杨週突然开腔,破口大骂,嗓音洪亮,亲自找刘青吵架,精力十分充沛,还骑着自行车四处活动,拼命造谣诽谤攻击王若望、鲍戈、魏京生等前辈,一下子把大家都看呆了。原来杨週是在学《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充哑人”啊。其实大家只要对照一下上海公安机关发给杨週的释放文件,和美国医生为杨週写的诊断报告,杨週的线人身份就露馅了。应当指出的是,杨週伪装咽喉癌,完全不是为了获“保外就医”而欺骗公安机关,而是专门用来对付海外的人权团体以及美国政府的,因为他出国之后又继续装病装哑了大半年。除了骗钱,杨週出国的主要目的,当然还是潜伏和破坏。

为杨週筹募来美治病钱款的经过情况

(作者)刘青

最近,有一些朋友向我,还有“中国人权”的其他成员说,他们从杨週那里,或是另外一些人那里听到,“中国人权”为杨週筹募了二万五千美元,但是只给了杨週二万美元,其余的五千没有了,或说被“中国人权”克扣了,甚至有说被我个人侵吞了。十一月九日深夜,我就这些情况向杨週询问,杨週承认向王若望、徐邦泰、唐柏桥等人讲过,“中国人权”或是刘青扣下为他筹募的五千美元不给了,造成了他的生活计划被搅乱,经济非常困难。然而,杨週所讲的情况不是事实,我已经在各种场合向杨週和他妻子李国萍讲过了,原表示可以捐助五千美元的组织,始终没有通知我最后的决定或将五千美元汇入“中国人权”的账号。

杨週所讲述的不符合事实的话,还有可能已经变样走形的流言,对“中国人权”和我个人的信誉都有伤害。但是,更为重要而又关键的,是这样的流言将损害“中国人权”正在做的事情。向基金会、组织和个人筹募捐款,把这些捐款送往国内,交给因关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而遭逢困苦的受迫害者、他们的家属和死难者的家属,以及资助协助受迫害者依法打官司,维护自己的人权和尊严,或是象杨週一样的在国内遭受迫害,出国后极度困难又有身体健康问题,在刚出国时给予一定经济帮助,是“中国人权”近些年来发展起来并尽力去做的工作。但是,基本上没有基金会会给我们钱做这样的工作,完全靠“中国人权”挤出时间和办公费用,当成额外的工作来进行。这工作中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筹集用于帮助的捐款。“中国人权”通过各种努力,主要的是通过我们长期工作中积攒起来的信誉,才一点一滴的筹集到了一些这样的钱。我们要继续将这一国内最重要又有意义有成效的工作发展下去,将更大程度的依靠我们的信誉。所以,对于直接危害我们信誉的不真实的话和流言,我不得不讲述情况加以澄清。由于杨週的话及流言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流传,所以我暂时先向可能听说这些流言的朋友发信加以澄清。我要撰文讲述事实情况一事,已经告诉过杨周。

九五年,我得知杨週食道患有一个肿块因而保外就医的消息,同时得知他们希望出国医治,尤其是到美国来治病。我即与杨週、李国萍通电话,当时杨週在电话中只说了一句话,声音暗哑到几乎听不到,李国萍告诉我杨週的食道发现一个肿块,而且在医生检查时被捅破了,劳教所当天就给办理了保外就医的手续。我怀疑这是患了癌症,便在“中国人权”内部提议,象这样危及生命的癌症,由“中国人权”作为特例负责接他出国治病。我的提议得到执行主任萧强和执行委员王渝的支持,因而通过了接杨週出国来治病的方案。治病我们可以联系免费医院,问题是出国后的生活费,没有一笔保障一个时期生活的费用,“中国人权”不敢接人出来。所以,“中国人权”立刻与各方面联系筹措,虽然我们在一些基金会和组织都有很好的信誉和合作,这也是一个很费力的工作。

我们向“国际特赦”写报告请求帮助。“国际特赦”回函向我们询问,为什么一定要接杨週出国治病,因为杨週在国内同样可以治病,某些病的治疗并不比国外水平低,所花生活费用却大大低于美国,在中国也许只要帮助一部分钱就够了。我们告诉“国际特赦”,第一在美国我们可以为杨週找免费医生,而现在中国的医疗费用也是很昂贵的;第二杨週在国内无法安静治疗和休养,因为异议人士就是在狱外也倍受警察的骚扰威胁等迫害;第三杨週的劳教期限还有一年多,随时有再被关入劳改队的危险。“国际特赦”接受了我们的解释,并同意按照我们最高限额的申请,给杨周五千美元的生活帮助款。

我们向美国某一基金会也进行了申请。这个基金会“六四”之后,曾经给一些逃亡海外的学生以经济帮助。但是类似的帮助这个基金会已经停止了,虽然萧强找了他们,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明确肯定给予帮助。后来“人权观察”的负责人又多次找他们,“亚洲观察”也递交了申请报告,这个基金会才按照过去的做法,同意给予杨週来美后的生活费五千美元。上述两笔钱,在杨週来美以前,已经交给我们。

此外,我还与香港的有关组织进行了联系。香港某联合组织的经办人要求我将杨週的疾病情况、生活费用及个人简介等等情况,写个东西交给他们,并表示香港方面有意提供帮助。我将香港某联合组织所要的材料很快整理出来交给他们。经办人后来通知我,香港某联合组织原则同意帮助五千美元,香港某学生组织也表示可以帮助五千美元,但两个组织都还需要等每月一次的负责人会议通过。香港某联合组织的五千美元,在杨週到达美国以后不久,由香港汇入了“中国人权”的账号,但是香港某学生组织不知是否最后通过了帮助杨週的决定,并没有汇钱给我们。最后,杨怀安也与我商量向台湾的“救总”申请补助,我写了申请报告由杨怀安转“救总”,最后“就总”也批了五千美元。

杨週还没有出国时,我即在电话中告诉他们夫妇,我们已经为他们找到一万美元,其它方面还在找,但不敢保证有没有。杨週到美国后不久,我和萧强即与杨週夫妇在王若望家中会了面。会见中我告诉杨週,“国际特赦”和美国某一基金会各给了五千美元,这一万美元已经汇过来了。另外,香港某联合组织和某学生组织也表示了可以各给五千美元,但要等会议再通过一下,什么时候汇给“中国人权”,我即通知他们,也告诉了他们台湾“救总”也有给予帮助的可能。

几天后,杨週夫妇有事来“中国人权”,我告诉他们,香港某联合组织已经通过给他们五千美元的帮助,并且钱已经汇入了“中国人权”的账号。香港某学生组织的钱还没有通知我,我想也会给,何时给了我会立即通知他们。在此之后,我多次见到他们或是在电话中告诉他们,这笔钱没有给我答复,我会继续帮助催问的。我确实在与香港的联系中,多次问到这笔钱是否会议通过了,希望给我一个消息。今年四月到香港,我又当面询问了,给我的答复是很快就开会,到时候在会上提出来讨论。但是此后又没有消息了。

基于这种情况,我理解香港方面是不愿意直接告诉我有了变化,或是说会议讨论没有能够通过。我想,香港方面也有他们的道理,最初我写给他们的申请报告,都是以杨週有迹象患有危及生命的癌症为申请基础的,但是杨週到纽约不多几天就进行了检查,并且立即排除了癌症,医生说只是一般的肿块。在病情与预想的不一样的情况下,其它方面有所相应的变化调整,我想我是能够理解的,所以我始终没有对香港方面抱怨什么。因此,李国萍取走最后一笔五千美元时,我又一次告诉她,香港某学生组织的钱还是没有消息,我还可以再催问他们,不过我觉得这钱有可能没有了。所以,杨週夫妇从“中国人权”和“人权观察”共拿走一万五千美元,台湾“救总”给的五千美元由杨怀安直接给了杨週,全部共得到了海外二万美元的帮助。

李国萍取走最后一笔钱后,杨週曾跟王渝说,“中国人权”为他筹募的款项中有五千美元刘青没给他。王渝当即告诉他,绝对没有这种可能,第一是“中国人权”的账目全是公开的,任何一分钱的出账入账都可以查清,而且美国会计师每个月都要来检查账目,有钱入账她都会知道,她肯定“中国人权”的账上没有这样一笔钱。王渝第二天就将这件事告诉了我,并希望我再次向杨周讲述没有这笔钱的情况。我认为我从始至终就将整个情况如实告诉了杨週,正如同为别人做这件事情时一样随时把情况讲清,现在王渝又从另一面证实和重复了没有钱的事实,我不认为有什么不清楚或不好讲的事情了。如果杨周真有什么不清楚或怀疑的地方,他应该来向我询问。可是杨週不相信我反复所说的话,也不询问,对王渝加以澄清的话也同样不信,而且也不向香港某学生组织了解情况,一定坚持他那种不知道根据什么事实支持的说法,并且将这种说法扩散出去了。

刘青
1996年2月

【欲知详情,可问刘青,电话(718)459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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