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sicheng 于 2006-5-29, 14: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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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方励之：由《达芬奇密码》想起的往事——记北京的一次“梵蒂冈?nbsp;(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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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方励之：由《达芬奇密码》想起的往事——记北京的一次“梵蒂冈自激振荡”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May 29 13:56:19 2006)
方励之：由《达芬奇密码》想起的往事——记北京的一次“梵蒂冈自激振荡”
方励之
《达芬奇密码》的主要情节——主业会（Ｏｐｕｓ Ｄｅｉ）对锡安隐修会（Ｐｒｉ
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ｏｎ）长老和圣杯持有者的追杀，始于该会与梵蒂冈教廷在岗多夫堡
（Ｃａｓｔｅｌｏ Ｇａｎｄｏｌｆｏ）进行的一场秘密的交易。岗多夫堡也发生过一场
与中国（科大，科学院，外交部）有关的事件。事在１９８３－８５年间。我亲历。
背景
１９８３年９月９日，李淑娴和我再次到罗马。这一回住在岗多夫堡，为期三个月。
岗多夫堡是教皇的夏宫，也是梵蒂冈天文台所在地。它还包括一个很大的教皇花园。我们
刚到岗多夫堡时，教皇保罗二世还在夏宫避暑，直到９月１８日他才返回罗马城中的梵蒂
冈城。夏宫的地位很重要。如果只参观的圣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冈博物馆，而没有去岗多夫
堡，就等于只参观了北京城中的故宫博物馆，而忘记了去颐和园。
岗多夫堡的格局也有几分类似颐和园，但尺度大。从罗马乘火车东南行，三十多分钟
后进入Ａｌｂａｎｏ湖区。湖面开阔，平静无浪，类似昆明湖。但其直径有四公里。沿湖
走一圈，要用四个多小时（昆明湖两小时足矣）。这里曾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划船比赛场
。Ａｌｂａｎｏ湖由火山形成，四周有小山，以西岸的山势最美。湖与西岸山的尺度比例
也恰似昆明湖与万寿山之比。山顶的最高建筑（相当于颐和园的佛香阁），就是岗多夫堡
。
我们来这里是同罗马大学物理系的同行合作，与宗教无关。当然，同梵蒂冈天文台的
同行也成为朋友。我有一篇文章（Ａｓｔｒ．＆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１４０，７７，１
９８４）在致谢中写道：Ｆ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ｉ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ｔｈ
ａｎｋ Ｄｒｓ．Ｇ．Ｃｏｙｎｅ ａｎｄ Ｂ．Ｓｔｏｅｇｅｒ ｆｏｒ 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ｏｌａ
Ｖａｔｉｃａｎａ．。这里Ｓｐｅｃｏｌａ Ｖａｔｉｃａｎａ 即梵蒂冈天文台。Ｄ
ｒ．Ｇ．Ｃｏｙｎｅ 神父是梵蒂冈天文台台长。Ｄｒ．Ｂ．Ｓｔｏｅｇｅｒ是梵蒂冈天
文台研究人员，宇宙学学者。二人均为耶稣会（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Ｊｅｓｕｓ）会
士。
《达芬奇密码》中说，教廷的机密会议常在岗多夫堡的天文学图书馆里举行。这不是
事实。我常在岗多夫堡天文学图书馆里看书。图书馆无人管理，也没有反窃听设备（比中
国驻罗马大使馆的保密会议室差得多）。我有一张岗多夫堡出入证，只在有教皇的瑞士卫
兵把守的地方有用，其他地方无人查验。有一次，一个当地人和我走在堡外，忽然听到从
一个窗口传出声响，该人轻声对我说：“听，教皇在里面在喝酒。”可见，这里大概不是
一个举行机密会议的好地方。（电影《达芬奇密码》中，机密会议一场，没有声称那是在
岗多夫堡天文学图书馆。Ｒｏｎ Ｈｏｗａｒｄ怕Ｇ．Ｃｏｙｎｅ找他麻烦？）
科大人倒是常在岗多夫堡举行“会议”，虽然不是机密的。当时，科大有近十个人在
意大利。加之罗马常有过客，李和我在岗多夫堡的公寓，一时成了中国学生学者的一个集
散地。过客当中的ＣＣＰ们不介意进入教皇领地。距集散地不远，有一小院落，外挂的牌
子是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 ｄｉ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已数百年了，比所有ＣＰ
ｓ的历史都长。所以，ＣＣＰ中的宣传部人员，也算是到了他们的名称的源头朝圣。
岗多夫堡的望远镜
在插图版《达芬奇密码》（Ｔｈｅ Ｄａ Ｖｉｎｃｉ Ｃｏ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中，有一张精美的岗多夫堡照片，突出了
堡顶上的两个望远镜园顶。（电影《达芬奇密码》中，堡顶出现了三个园顶。是否也是怕
找麻烦，以区别于岗多夫堡？）。“密码”作者说，这两个望远镜是欧洲最先进的天文台
设备之一。这证明作者只从外面看过这两个望远镜园顶，没有入内。从外面看两个园顶，
光亮银白，熠熠然，象征着天主、教廷、上苍三位一体的崇高。但如进入园顶，就知道望
远镜已弃置了。原因是，距罗马太近。罗马灯光造成的天空背景太亮（灯光污染），在岗
多夫堡已不能做有研究价值的天文观测。
两架天文望远镜中，一台是施密特望远镜，口径一米，质量远不是欧洲天文台中最先
进的。但比北京天文台的施密特望远镜（９０厘米）略大。突发奇想，我建议Ｃｏｙｎｅ
神父把这台弃用的施密特望远镜送给中国的天文台。望远镜只能沿着纬度平移。中国有许
多地方与罗马的纬度相同，不难找到没有灯光污染的地方。Ｃｏｙｎｅ神父一听我的建议
，竟然马上同意了。在岗多夫堡非秘密“会议”上，我的朋友们也都支持这个想法。
其实，由耶稣会士送天文望远镜到中国，是有历史的。据记载，第一架天文望远镜，
即伽利略于１６０９年在威尼斯用来发现木卫星的望远镜，只隔了五年，１６１４年，就
由耶稣会士Ｊ．Ｔｅｒｒｅｎｔｉｕｓ带进广州。所以，中国的第一台架天文望远镜应就
是世界第一架天文望远镜。我向中国科学院汇报后，科学院也接受了这一计划，并计划将
该望远镜放在新疆乌鲁木齐天文观测站，镜址也选定了。
１９８５年春，中国科学院派了五个人（我不在其中）专程去梵蒂冈天文台，讨论具
体的拆卸及运送技术性事宜。经中国驻罗马使馆科技参赞的同意，双方签署了备忘录。此
备忘录只涉及梵蒂岗天文台和中国科学院两方。至此一切顺利。
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ＩＣＲＡ）
有一个困难：中国和梵蒂冈没有邦交。若涉及外事文件，如何签署？按国际惯例，这
种问题，找一个第三方（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ｙ）作为中介就可以解决。我有这方面的
一次经验。
１９８２年在上海召开第三次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ｎ广义相对论大会。
当时ＰＲＣ与以色列无邦交，不能在以色列护照上签发ＰＲＣ入境签证。另一方面，这个
会议是国际组织办的，不是中国一方主办的邀请会，不能拒绝以色列学者参加。形势一度
极紧张。以Ｓｔｅｖｅｎ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１９７９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首的一
批美国犹太裔物理学家公开声言，如果中国政府不发签证给以色列学者，他们将抵制会议
。后来找到一个变通方法：由国际理论物理中心（ＩＣＴＰ）作为第三方。ＩＣＴＰ主任
Ａｂｄｕｓ Ｓａｌａｍ （也在１９７９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签发给两位以色列学者
，Ｔ．Ｐｉｒａｎ 和Ｇ．Ｈｏｒｏｗｉｔｚ，各人一纸，作为护照。中国领事部门在该
纸上正式盖章发放签证。在他们入境时，由我到上海虹桥机场去接（验明正身）。我曾是
ＩＣＴＰ的国际理事会成员。所以，进入上海的两位虔诚的犹太教徒，原则上是虔诚的穆
斯林Ａｂｄｕｓ Ｓａｌａｍ教授的“ＩＣＴＰ王国”公民。
我建议用类似方法解决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望远镜转移。不难找到一个愿充任一次性
“王国”的第三方。
１９８５年夏，罗马大学等发起成立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ＩＣＲＡ）。后来，
ＩＣＲＡ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的一个下属。准备参加这个中心的有美
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美国Ｈｕｂｂｌｅ空间望远镜研究所，梵蒂冈天文台等。我也代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参加ＩＣＲＡ。以ＩＣＲＡ作为转移望远镜的第三方，十
分合适而且方便，即先由梵蒂冈天文台将望远镜送给ＩＣＲＡ，再由ＩＣＲＡ送给中国科
学院。无涉中梵外交。
１９８５年６月１７日，ＩＣＲＡ正式成立，罗马大学校长Ｒｕｂｅｒｔｉ教授，梵
蒂冈天文台Ｃｏｙｎｅ神父，斯坦福大学Ｅｖｅｒｉｔｔ教授，空间望远镜研究所Ｇｉａ
ｃｏｎｎｉ教授以及我代表各自的单位草签了ＩＣＲＡ的章程。
北京的自激振荡
６月１９日 意大利信使报（Ｍｅｓｓａｇｅｒｏ）报导了ＩＣＲＡ成立的消息，提
到有罗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梵蒂冈天文台等学术机构参加。美国之音也简单地报导了
这条消息。这是条学术消息。一个国际学术组织中含有中国与梵蒂冈，并不新鲜。比如，
二者就都是国际天文学会（ＩＡＵ）的会员国（地区）。６月２０日以后，西方媒介不再
提这件小事。６月２１日，教皇保罗二世接见所有参加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ｎ会议的学者。我也在其中，我也同教皇握手，照相。对此，西方媒介也没有任何报导。
ＩＣＲＡ 是个学术机构，同ＩＡＵ一样，它与中国和梵蒂冈二者之间的政治，宗教或外
交没有联系。
但，北京开始自激振荡。
第一个信号发自“大参考”。６月２２日和２３日连续两天，“大参考”重复转载有
关ＩＣＲＡ的消息，而且放在政治栏目中。“大参考”是一种内部报纸，它选登外国报纸
和通讯社的消息，只有局级以上的干部有权订阅。“大参考”两次选登同一消息，少见。
说明有人为ＩＣＲＡ和岗多夫堡望远镜二事而陷入自激。
果然，６月２４日，中国外交部向中国科学院查询有关梵蒂冈天文台望远镜一事，并
暗示这件事已经触及了中国对梵蒂冈的外交政策。本来，中国科学院清楚地知道望远镜的
全部内情，他们曾派人去过岗多夫堡，签过备忘录。只要说明此事为纯学术交往，就完了
。但是，在官场，凡遇到追究责任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推卸干系。所以，中国科学院立即
把查询之事踢到科技大学。幸好，科大的同事有岗多夫堡非秘密“会议”的共识，支持这
项活动。再则，科大根本没有参与签署备忘录。科大不理会外交部的查询。
６月２７日，中国外交部再就此事查询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如前所述，大使馆的科技
参赞是直接经手此事的，完全知道这是一件非政治性的学术交流。但同科学院一样，想减
轻干系。正好那时我正在ＩＣＴＰ短期访问。驻罗马大使馆找到我。我把事情的原委写了
一个详尽的报告，以证明这件事根本不涉及中梵外交，就如１９８２上海会议不涉及中以
（色列）外交关系一样。中国驻罗马大使馆接受了我的报告，没有提出异议。
到此，真相已大白，证明是一场虚惊。事情本可以结束了。但不知甚么原因，北京的
自激振荡还在继续，而且，振幅愈来愈大了。
６月２９日，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再度被查，这次来头更大。据透露，在一次ＣＣＰ中
央常委会上居然也提到这件事。几乎同时，７月１日，在合肥，举行ＣＣＰ成立第６４周
年大会。在会上，我也是被表扬者之一。名字登在“安徽日报”上。表扬的事迹之一恰是
“努力为科大开辟国际交往渠道”云云。我当时人在Ｔｒｉｅｓｔｅ，对国内的消息全然
不知。无论是北京常委会，还是合肥大会，都不知道。
７月２日我接到中国驻罗马使馆紧急通知，责令我于１９８５年７月３日上午必须赶
到罗马。任务见面再谈。我漏夜乘火车从Ｔｒｉｅｓｔｅ去罗马，３日清晨赶到大使馆。
原来，十万火急的事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教授将于当天（７月３日）从北京飞抵罗马
，要我去亲迎院长。作为科学院的一个成员，迎接院长也是应尽的义务，但要我从六百公
里之外的Ｔｒｉｅｓｔｅ乘夜车专程赶来迎驾，未免架子大了一点。（在意大利乘夜车很
累，如不是包厢，是不敢睡觉的，因小偷多。）后来才知道，迎驾一事，倒不是卢院长的
主意，而是北京官方决定的，责由驻意大使馆执行。当时外交部估计，当卢院长一到罗马
，必定会被记者团团围住，讯问有关梵蒂冈望远镜等事。责我在机场护驾，为院长解围。
当日下午２时，我和几个大使馆官员到达罗马达·芬奇机场，恭候院长。北京来的飞
机误点，直到下午６时还没有到。我不断仔细地观察机场大厅，始终没有发现一个企图围
追我院长的记者。机场气氛倒是极其紧张，警察带着警犬不断地来回巡逻。不过，他们的
任务并非专为保护卢院长，而是由于前一天，７月２日，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了候机楼中
的以色列航空ｃｈｅｃｋ－ｉｎ柜台。
总之，无论在机场，或是在随后的访问活动中，根本没有一个记者有兴趣采访我院长
。外交部为院长精心准备的关于梵蒂冈望远镜的答记者问，没有派上用场。
七天以后，７月１０日，我陪卢嘉锡院长小游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的海风终于使我
院长认识到，他不是记者或狗仔队有兴趣的对象。院长显得轻松多了，好像圣马可广场上
一支逍遥的鸽子，除了不会飞以外。这时，院长告诉我，他到罗马那天，即７月３日，是
星期三，正逢中国外交部两周一次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为了对付外国记者提问ＩＣＲＡ及
梵蒂冈天文台望远镜，外交部发言人精心准备了答词。很可惜，没有一个外国记者提这个
问题。实际上，外国舆论早就忘了ＩＣＲＡ倒底是哪几个字的缩写。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
梵外交事件。
尽管如此，当局还是决定终止执行由耶稣会转移望远镜到中国的计划。
可见，八十年代的北京当局，对耶稣会等事务的了解，似乎还比不上１６１４年明代
的万历朝廷。以至，一架天文望远镜就会引起如此大的恐慌和自扰。对于科大参加ＩＣＲ
Ａ一事，当局找不出任何错，故仍允许进行。后来，许多科大的，非科大的朋友及学生都
是以ＩＣＲＡ作为第一站，踏入欧洲。
后记
二十年后的今天，ＩＣＲＡ规模更大了。Ｃｏｙｎｅ神父和我依然都是它的成员。近
两年（２００４，２００５）暑期，每年都有约十个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来ＩＣＲＡ的新总
部Ｐｅｓｃａｒａ作学术交流，并享受亚得里亚海滨的沙滩和阳光。今年（２００６）照
样。李淑娴和我也每年暑期从美国来此一会众老友。有关当局似乎终于开了一点窍，不再
看到有趣的自激了。
至于岗多夫堡，我后来还多次住过。不少中国同行也住过。１９９９年，北京天文台
一对研究宇宙学的新婚夫妇（不是信徒）还在岗多夫堡度蜜月。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日教皇保罗二世去世。当天我给许多朋友发了一个ｅｍａｉｌ。大
意说，我虽然不是天主教徒，但我尊重保罗二世，他是一位伟大人物。主要理由是，他对
科学的态度相当开明。他为伽利略一案正式平反。主张科学研究与宗教信仰分离。他曾说
“宗教和科学二者各自应保持自主……宗教不是基于科学的；科学不是宗教的延伸”（Ｊ
ｏｈｎ Ｐａｕｌ Ｉ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１９９
０）。所以，“异教”如ＣＰ者们也可以住进岗多夫堡，作研究，教廷不过问。这一点，
在８０年代的中国还没有达到。就是今天，宗教信仰应与科学研究分离，“科学不是宗教
的延伸”，在许多地方，包括华盛顿Ｄ．Ｃ．，也还有许多人不完全明白。
寻找圣杯的故事，开始于达芬奇的“莫娜丽莎”和岗多夫堡的圆顶，终结于牛顿墓前
的苹果——最后一个密码ＡＰＰＬＥ。无论是否作者的原意，都免不了令人想到西方文明
的精华。相比之下，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就是一架圣镜。可惜的是，进入中国后，圣镜
就下落不明了。最后的密码在那里？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４日，从罗马飞回Ｔｕｃｓｏｎ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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