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habpi 于 2006-5-19, 12:59:42: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简评规范的学术机制
饶毅先生在《中国青年报》发文，探讨中国的学术环境建设，指出规范的机制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我十分的拥护。饶先生呼吁健康的学术争论，我十分的拥护。饶先生强调要对国人有信心，我更是十分的拥护。
饶先生在这里没有尽意讨论怎样建设健康的学术环境。我不揣简陋，谈一点个人看法。
首先是公共的参与问题。专业的学术争论和业内的不端行为常常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鉴定。公共的参与无疑会占用研究者更多的时间。这对多数的研究人员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然而研究人员有责任作公众教育。多数研究是由公共来资助的，对公众澄清是非、作知识传播是契约的责任。再者，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还之于天下是道德要求。所以研究人员应该欢迎而不是抵制公众的参与。这是一个实现知识的价值的过程，也是一个促进好的研究大环境的过程。公众的认知水平对学术环境有重要的、在长期上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比方说，现在美国顽固教会势力就严重阻碍了一些领域和地区的科学研究。如果有人以“素养”为由反对公众的参与，就像以文盲为由剥夺某人的选举权一样的荒谬。
其次是争论的规范问题。学术争论不能夹杂人身攻击。这里要区别学术问题和个人问题。虽然学术不端行为既是学术问题又是个人问题，它是一个首先要在学术上澄清的问题。我也希望看到大家在对待学术问题的时候不要引进个人问题。中国是有这个学术传统的。清初学者阎百诗的人品为很多人不齿，但大家都公认他是第一流的学者，因为他的《古文尚书疏证》扎实有据，是一等一的学问。
那么什么是学术问题什么不是学术问题呢？我以为饶先生这里的两个例子不是很妥当。鲁迅和郭沫若的争论背景是一个血淋淋的时代，学术问题很难从社会问题中剥离开来。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决裂是个人问题，和学术环境是什么关系呢？我接下来谈一下学者的定位。
现代的学者多是职业知识份子，以专业的知识获取社会地位。而中国富有公共知识份子的传统。学者的角色和公众的期待往往有相当的差距。比方说一个经济学家偷税数百万美元，我仍然很尊重他的学术成就。但是他谈论社会问题的时候，他是以“公共知识份子”而不是“职业知识份子”出场的，我就不得不想一下他在这种问题上的可信度。如果杨李之争能影响到学术环境的话，是他们的过错、是我们期望太过、还是我们误解了这个“机制”？
饶先生用心良苦地写道：
“我们每一个个人，重要性都有限，但作为一个群体，我们的实践，我们对学术环境的贡献：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将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中国学术发展。“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影响到杨李的争执方式？”我们“如何能影响到”每一个个人“的争论方式？
缺失的仍然是“机制”。机制不是以个人自律实现的，也不是饶先生振臂一呼就会出现的。
科学进步的基础之一是它的检验机制。这个检验机制的基础是信息的开放。信息流通的成本在网络时代已经逼近为零。其实天下聪明人多如过江之鲫，只要信息的传播渠道畅通，人们会辨清真伪的。方舟子的诸多案例也证明了这一点。建立良好的学术机制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如果因为一些短期的技术操作问题而阻碍信息流通的话，那将是缘木求鱼的重演。
最后，再次对饶先生和各方的责任感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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