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xj 于 2006-5-09, 15:46:24:
针对近期闹哄哄的四川大学打假案，海内外生物医学界终于有１２０将出来说话了。一封公开信直呈中国文部尚书及国子监祭酒，并通报世界各大新闻社。其立意之高，威力之大，想来中国的高层领导肯定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地接下这封英雄贴。
小民如我，惶惶然拜读之后，直感叹牛大的人信也牛。纵观全信，１２３４５６，无外乎三个意思：一是打假要遵循“无罪推定” 原则；二是要建立体制内“打假机构” ；三是要防止媒体瞎掺和。这些我都原则上赞成。但赞叹之余，对这封信里关于公众和媒体的参与问题不很同意（想来按照英文作文法，这１２０大将把最重要摆最后）。
媒体是个双刃剑。一方面她是一个提供信息和进行争论的场所；另一方面她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和机构操纵，混淆视听。但是把公众排除在学术不端的调查之外则是完全不正确的。往轻里说是因噎废食，严重点讲是扼杀言论自由，是另一种控制媒体的文革作风。
媒体的功能可用最近韩国干细胞造假案的调查做个分析。这次造假首先就是由韩国文化放送电视台揭露并跟踪。如果按公开信的做法，媒体不能介入调查，那么黄的造假可能就要到很晚才能被完全揭露，对科学界将是个很大的损失。事实上，正因为韩国和国际媒体的介入，韩国学术界受到很大的压力，黄的造假才很快被结案。
在另外一个方面，韩国黄造假事件开始后，韩国媒体一片保黄声。韩国汉城大学顶住压力，独立地作出了公正的调查。调查过程确实不受外界干扰并对外界保密，但是整个调查进展受到了媒体的全程监督，调查小组也几次回答新闻界的质疑。从这方面讲，整个调查并没有排除新闻界的参与。
在中国魏于全的事件中，西安司教授的信是首先送给上级机构，然后才发到网络媒体。在整个争论过程中，双方关于人品，动机等的争论是后期开始的。确实这些争论与事无补，但因此而封杀媒体则是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把打假搞成黑箱操作，造成体制内腐败而不是所期望的公正。
信中引用了美国的做法，即调查初期应该是非公开的。调查应该由体制内的打假机构在体制内进行。但是目前中国有没有公正的体制内打假机构？没有！更进一步来讲，中国有没有一个良好的科研体制？也没有！在一个不良体制下，希望体制内建立一个公正的打假机构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四川大学的调查就是一个例子。是四川大学回避关于学术细节的调查，反而利用学生和媒体转移注意力。
相反，一个体制外的打假机构则由于无利益冲突，公正性更容易保证。
信里提到了美国ＮＩＨ内部的打假机构，但是她没有提到美国还有一个专门的体制外打假机构：GOA--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这个机构对所有政府部门的研究和管理进行评估。里面也有很多研究小组，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或者有公众影响的大事进行研究。比如他们曾对 EPA提出的很多政策提出过质疑，很多不负责任的的研究人员因此而离职。
所以一个合理的建议应该是既要有体制内打假机构来解决打假中的专业问题，但也要有一个体制外机构来监督这些机构，保证调查的公正。独立于任何行业之外的政府机构，媒体，民间人士都是有效的体制外监督机构。
更重要的是，体制内打假不能排除民间人士的质疑。封杀媒体封死的是民间人士。营造一个公正的社会需要多方面的监督，民间人士由于其自愿性，他们往往比一个腐败的体制更公正。对于一个关系国家荣誉，人民健康的大案要案，人民有权利知道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