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jhuang 于 2006-4-28, 22:11:57: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对石油、铜等资源进口的大量增加被一些西方人认为是原油等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中国因素”一时成为一个国际上的流行词汇。然而从中航油事件到国储铜风波，追溯至1997年株冶事件亏损1亿多美元，中国在国际期货市场的接连失利却给一些西方人留下了“钱多人傻”的形象，国际基金因此而频频联手阻击中国。中国真的是钱多人傻？中国何时能在扭转国际市场被动挨打的局面？
中国人从来不缺乏智慧，倒是经常将智慧用错地方。就这些事件来说，我们所要吸取的教训说起来非常简单，只要完善相关体制和制度就能扭转挨打的局面。
一是经验不足，必须控制规模、交易方式和场所。从国储铜事件看，国储局及刘其兵所属的国储物资调节中心并没有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资格。据透露，国储中心是让刘其兵通过五矿集团在LME开户的。违规操作本身就使风险难以控制。中国企业刚进入国际期货市场，应以套期保值和学习为目的。而在市场普遍看涨铜价的情况下，刘作下了约20万吨铜期货卖空合约，他的做法已经超出了套利保值的范围。中国作为最大铜进口国却在国外做空，这也与自己的贸易模式不符。而国际基金炒家正是利用中国对铜的大量需求支撑铜市，开始狙击刘其兵的空头头寸。
同时，LME监管很松，是违规者和冒险者的乐园，这里发生的事故最多，因此英国本土企业在LME的交易很少，仅占5%，倒是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却成了交易的主体。由于我国企业在LME操作期货均无席位，只能通过当地经纪商席位。这意味着一旦经纪商会和基金公司合谋，信息保密制度完全失灵，这时很容易被国际基金盯住并围猎。在一个不规范的市场，不安全的通道里，只有少做或不做，才是安全的。
二是必须严格内部决策和风险控制制度。
这几次事件均暴露出监管方面的漏洞。金额巨大的期货操作必须有严格的决策程序和监督措施。而根据有关方面的消息，在国储铜事件中，国储中心本来有两名交易员下单已属不正常，就是在这仅有的两名交易员中，另一名交易员还2004年上半年被国储中心剥夺了下单资格，导致了1年多来只有刘其兵一人有下单权，刘其兵大权独揽自然就失去了监控，放纵权力、肆意操作、假公济私也成了必然。据称，刘其兵之所以在铜价看涨的情况下大肆抛空，是因刘和相关人员拥有大量老鼠仓。私欲的失控导致了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
在国内证券市场的案例中，出现过国企老总故意给操作部门或操盘手以很大的权力，并阻碍公司审计、财务部门的内部监督，从而达到为自己的老鼠仓拉抬获利的目的。当然，我们不能就此类推国储铜事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作为交易员的刘其兵的操作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却是事实。据介绍，在本次事件前，国储局对交易员在LME的交易也有“严格的监控”，且因为中国是缺铜国，严格讲来“只能买不能卖”，但刘其兵还是把20吨期铜空单抛向了市场，且有数月时间竟无人查知。内部监督完全成空。
在中航油事件中，据陈久霖供述，其在“2004年10月3日就开始了解到事件的严重性，如果那时决定斩仓，整个盘位的实际亏损可能不会超过1亿美元。然而……直到16日，集团才召开党政联席会议进行研究。”事情的一再耽搁，使得“本来可以通过谈判争取到的利益和减少损失的机会就因此丧失。” 缺乏有效决策程序和制度，决策迟缓是导致我们在国际期货市场巨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必须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
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出现的国企领导人犯罪，多数是因有个人犯罪行为而被判入狱，但处罚都较轻。在这几起境外期货事件中，似乎已查实有领导人个人犯罪的情况较少，但作为企业决策者，在这些事件中已经犯法。因为根据2001年5月国家出台的《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获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第五十一条规定：“对违反规定从事境外期货业务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出事的那些大型国企，往往是出于投机的目的才身陷绝境，即使开始时本着套期保值的目的，常常“杀”的性起就忘记了初衷。
1995年，搞垮了巴林银行的尼克·里森，法院判决其今后所有的现金收入都将由巴林银行的债权人直接掌管……必须彻底公布自己的财产状况，否则一旦查明有隐匿财产行为，还会判他继续坐牢……。违法的人，终生都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如果中国也能对这些犯法者予以严厉的处罚，还有多少人敢于拿国企的财富不当回事！
一个民族的最大智慧是对智慧的控制，是控制少数人利用智慧和权力来满足私利，是能够制约失去理智的好胜心和利令智昏的愚蠢行为，是将各种智慧形成一个最大的合力。
按原则办事，在制度的范围内办事，中国就不再是国际炒家眼中的傻瓜，因为原则和制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最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