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26日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司履生教授在新语丝网站发出《就魏于全院士发表假论文问题致中国科学院的公开信》，实名公开批评四川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魏于全发表两篇假论文，在网上引起了热烈讨论，4月12日，《北京青年报》旗下的《竞报》率先报道此事，把这场争论引到了媒体。第二天，《人民日报》也以整版的篇幅报道其记者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对魏于全的“论文迷局”提出了七条疑问，同时报道了四川大学党委书记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的工作人员的看法。
魏于全事件现在除四川大学单方面的意见外，尚无中科院以及教育部方面的意见反馈，也许只有经过公众普遍认可的深入调查之后，魏于全院士清白与否才能获得最终的证实。
然而，经历这么多场学术造假风波后，是否可以对中国的科研体制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术道德以及浮躁风气作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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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学术打假”的重重迷雾：七问“论文迷局”
（原载于《人民日报》 ( 2006-04-13 第14版 )
人民网科技论坛《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遏制学术浮躁风气》系列访谈之一
方舟子谈《从清华大学开除刘辉看我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必然性》
近来被各方关注的科研造假事件，损害了国家形象，造成国有科技资源大量流失。
从表面上看，科研造假是科研学术界的事，但是这些事件背后往往有主管部门和机构行政不当的影子。
现在的高校行政系统和科研项目“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高校聘了很多学者，一来学校就给很多津贴和荣誉，但随之而来的，大家都盯着看成绩，做不出来怎么办？有的科研人员没有办法交待，只能造假。这样，学校领导人、研究人员和他的下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有共同利益：你出了成绩，学校有光彩，领导有政绩；你如果出问题倒台就都倒台。这个时候，领导人即使不是有意包庇造假，也可能容忍造假，可能不严查，睁只眼闭只眼。”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这样说。
行政环节垄断巨额科研经费的黑洞
作为年届七旬的老科学家，汪品先和林争辉都向记者表示，现在，有些巨额的科研审批经费掌握在少数不懂技术的行政主管部门官员手里，他们掌握生杀予夺大权，造成权力寻租、“跑部钱进”的怪现象。
汪品先说，一些上亿元的大项目都让司长、处长们管着，一个处长就可以操持上亿资金。每个高校科研处都要有公关人员，就是这个道理。他说：“我曾经和科技部领导算过一笔项目账，国家投入多少，其中多少是浪费的，这位部领导说不归他管。可见，权力在‘小鬼’那里。”汪品先还举了自己的例子：“我是做海洋的人，主管部门就截掉了国家下来的钱中很大一部分经费，他们那里的研究人员不用争项目，咬不动的硬骨头才甩给我们高校啃啃。”
谨防拿国家科研经费洗钱、行贿
国家下达科研经费到账后，一定要跟踪账的走向，因为有些造假者会巧立名目把钱划到国外的自己公司的名下。
科研经费用于洗钱的方式有多种：第一，购买设备，例如国家下拨700万元，只购买500万元设备，大笔回扣进了小金库；第二，大量购买汽车房子，最后纳为私产。第三，购买保险，例如，“我今年55岁，买5年养老保险，每月2000元，5年就是12万，等我退休后，这笔钱我可以取回，至少可以拿回本金，将来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买保险则有发票可以报账；第四，合作研究，例如，“一个亿的总课题，我说需要别人合作研究，跟对方地下约定，让他开个高价，把钱打过去，再地下分赃吃回扣”。第五，产业化，自己建立公司，拿科研经费作股份；第六，旅游消费。
院校争取来的科研经费还有可能成为向官员、专家行贿的来源。包括：第一，送回扣。有的项目经费至少拿10%打点关节。唐安国说，一般一个专家的回扣率为项目申请费用的2%～5%。其次，送项目。专家评审通过了总课题，科研人员就拿子课题贿赂对方……〉〉〉全文
警惕科研项目成为"圈钱"工具
科研老板：正毁掉强大的自我创新潜能 |
科研经费不拿白不拿？ |
“老板，转包一份科研多少钱？”这已经不是天方夜谭，当我们一边用“礼义仁道”抽象地教导“科研”要耐得住寂寞，一边是市场化的绣球防不胜防，于是“科研老板”就成了科研和市场私奔的畸形产物。怪谁呢？当“科研老板”们游走在科研和官场的边缘，把政府配置科研的权利分包转租，他不违法不违规，我们奢谈“法理”能解决多大问题呢？
“科研老板”属于圈内人脉较广、信息资源丰富、权力资源畅通的科研人员，他们的任务就是“跑部钱进”、总揽项目，其弊端已日渐彰显：一是科研走向“垄断集团化”、“研究单维化”；二是科研公关常态下腐败寻租不休，好比建筑工程的分层转包，导致科研一线“打工的”徘徊在温饱线、而玩科研潜规则的却飞黄腾达；三是人才的浪费，科研老板们磨灭着自我强大的创新潜能，消弭着国家纳税人的培养成本……〉〉〉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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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会犹豫。凭良心说，我真的没有把握能够做出真正创新性的成果来。我现在哪里有创新的能力、激情和勇气？所以我想，最好不要这笔钱吧，要了会对不起国家的。但是，再想想，反正通常是5年以后才交账，钱用不好又没有人追究我的责任，而且总能找到交账的办法，比干别的风险小得多，最终还是会去拿。”
这是一位人大代表的矛盾心理：像他这样“经不住诱惑”的科研人员大有人在，有限的科研经费如果耗散在对项目申请的场外争夺上，或者被过分集中于少数有名的科研人员身上，5年之后回首中国科技之发展，科技界能向公众与政府交出满意的答卷吗？
“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对吗？〉〉〉全文 |
但是要光靠对论文进行分析就认定造假是很难的，必须进行调查，核对原始数据，才有可能。
四川大学和魏院士在声明和访谈中也没有表示愿意出示原始数据，而只是提出愿意就这一事件召开答辩听证会。这是违反国际学术界惯例的做法。
按国际惯例，一旦论文被怀疑造假，那么能够澄清或认定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出示、核对原始数据。
揭露学术造假，有的容易，有的难办。像一稿多投、伪造学历、抄袭这类的造假，是很容易发现和认定的。但是对捏造、窜改实验成果这类的造假，要发现就很不容易，所以在国际权威的学术期刊上也时不时会出现可疑的论文，而要认定造假，就更难了，需要有权威机构的介入进行调查。
中科院学部据称请四川大学严肃、认真地调查此事，但是高校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是肯定要力保自己的院士的，更何况这次涉及的院士自己就是校领导，校方如何下得了手？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应该由中科院组织专家进行独立的调查，或者由向魏院士提供研究资金的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组织调查…… 〉〉〉全文
·剽窃又抄袭 诚信缺失怎就困扰学术殿堂? ·清华大学开除造假教授之后
与其他“石沉大海”的涉嫌学术腐败事件相比，这次校方能够公开回应质疑，不是回避问题，值得称赞。但是从媒体报道来看，校方的表态并没有最终解答专家的批评和公众的困惑。
首先，校方尚未组建答辩听证会专家组，就对事件作出性质判断，不免“主观意图先行”；其次，校方与当事人关系密切，它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如何不受到利益关联者的影响，保持公正性？这次新闻发布会属于校方的“危机公关”，却不能起到盖棺论定的作用。
除了这种内部调查，还有平行的外部调查，韩国检察机关、监察院以及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也陆续公布调查结果。这使得学术监督机构互相制衡，不至于出现“二次腐败”的现象。
调查涉嫌学术腐败事件需要防止“二次腐败”，否则既无法让当事人信服，也无法让旁观者满意。同时，当事人和旁观者都不能顾左右而言他，把涉嫌学术腐败事件轻易等同于“学术争议”和“人事恩怨”，那样反而回避了问题的核心……〉〉〉全文
违反科学道德的表现形式虽然可以各不相同，但其核心问题是企图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可以表现为以下各种形式：
一、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 |
四、抄袭、剽窃他人成果 |
二、抹煞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 |
五、一稿两投甚至多投 |
三、伪造学历，伪造工作经历 |
六、强行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 |
科学家有时也会犯错误，无论是实验结果或根据实验结果所得出的推论与结论，都可能有错。在一个人几十年的科学生活中，完全不出错也许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错误，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尽快改正错误。
犯了错误之后置之不理是一种错误的做法，这样做只能让别人认为作者或者还没有认识到，或者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让错误的结果继续被人引用，在文献中不断流传，一直到被人指出为止，只能损害作者的科学声誉。如果让类似情况发生多次，就会对作者的声誉产生无可挽回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在错误已经被人指出以后，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不顾事实，对自己的错误，继续片面夸大并予以宣传，甚至压制别人揭发自己错误的论文。这些都是严重违反科学道德规范的做法，只能引起国内外同行的耻笑，我们必须坚决予以抵制和谴责……〉〉〉（本文作者为邹承鲁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生命科学领域著名科学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主要贡献者，在中国生物化学界享有盛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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