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阳明 于 2006-4-05, 11:40:50:
深圳市今年开始了一个新的策划，那就是循环经济，这我是赞成的，所谓循环，当然就是不破坏或者尽量少破坏自然资源嘛。
而今天的深圳商报的评论员叫李胜的，写了一篇文章，叫《从家庭开始，从细节开始》。我仔细看了以后，觉得有这样一些特点，就是李胜大大夸奖了外国的各种所谓环保的做法，但是却没有提到毛泽东时代我们要做得远比今天的外国人做的优秀得多。这种只夸奖外国学习外国，却对我国曾经有过的好传统视而不见，是现在中国文人的一个恶习。
比如说李胜为了表示他英文了得，不仅加上了循环经济的3R原则，就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还楞是画蛇添足地给出了英文词reduce, reuse, recycle。但是在这方面毛泽东时代远比外国人要做得好得多。
比如李胜就夸奖欧洲的一些国家节约用水和节约用电，认为这就是减量化。其中他说到的那个范例在我看来，比毛泽东时代是要差的。比如他说欧洲国家的措施是规定每个人每月3立方，也就是3吨水是免费的，而超过3吨就要付很大的价钱。因此导致了节约用水。
但我觉得这是扯淡，如果中国学习了欧洲的这种办法，导致的结果将是用水量的急剧增加。反而中国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到现在的做法是对的，就是每一吨水都要收水费，这样中国的家庭本来就是节约用水的世界模范。而如果当局真的蠢到按李胜说的学习欧洲的办法，每个人每月3吨水（！）之内免费，可能得到的效果反而是，一些原来非常节约用水的家庭，都努力多用水用到接近3吨了，这就是中国文人的学习外国的办法。
其实，要说到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中国的家庭本来就是全世界全人类学习的榜样，根本无须去学习外国。中国不环保的真正反动的地方并不是家庭，而是企业，且是学了外国的追逐利润的企业，疯狂破坏环境的企业。
然后李胜先生开始大谈再利用。但是我们在毛泽东时代是有“小小针钱包，革命传家宝”啊！我们早已经把革命传家宝丢得老远。任何衣服破了补一补，用更旧的衣服来补，难道不就是再利用吗？我记得当时凉鞋破了也要用电烙铁补一下的，如果破得不能再补，那就用作补其它凉鞋的材料。
而衣服穿破了就用做补其它衣服的材料，或者用来绑拖把，用来制作布鞋的鞋底。
再看李胜表扬的是什么，他说要尽可能减少一次性筷子，一次性纸杯，一次性桌布。我倒奇怪了，这些恶习难道不是改革开放从外国引进的，倒是文革流毒吗？在文革期间我乘火车，那车上吃饭的饭盒及勺子都是金属的，都是要回收后洗干净再用的，难道不比外国人做得好吗？
李胜然后开始表扬美国，说美国的“周末家庭市场”是废旧物再利用的鲜活案例，衣服鞋帽，玩具家具，修理工具，音像书籍等各种日用品，都可以在周末摊放在房前的草坪上进行甩卖。对一个家庭无用的物品，对另一对夫妇可能是急需的。
但是中国在这一点上显然要比美国人做得更好。中国人主要特点就是不抠门，一样东西要么尽量省着用，因此搬家也带着，要么自己没有用，索性就送人。送给亲戚朋友，送给保姆，或者就放在房子里等下一个房客来用。我刚来深圳的时候，就白得了一张床一张破椅子一个小桌子，都是旧的，不用花钱就可以用，何必象美国人那么抠？尤其是，当一些阔佬实在太阔了要扔东西的时候，送而不是卖，反而更能减少贫富差距不是？
而且，你放心的是，在中国有着无数环保战士，我是指的那些捡垃圾的人，另一种说法叫拾荒者，如果你不用的任何东西，只要放在垃圾筒边，他们就会捡走。
然后李胜开始说再循环这件事情了，他开始表扬瑞士，说是瑞士全国设立了1.5万个收集塑料瓶中心，平均每人每年要送去100个，因此瑞士的塑料瓶回收率高达80％以上。
而这件事情显然毛泽东时代做得更好。当时我们买酱油，那都是自己带着瓶子去买的，我们当时的瓶子回收率那还不接近百分之百吗？现在北京不知道还有没有那种酸奶卖，一个广口的陶瓷杯，你必须当场喝完后把杯子还给业主，这还不环保吗？自己的经验只字不提，人家稍微做了点事情就要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不是理工科思维的作风。
还是来说欧洲国家的一些作法吧，欧洲的国家，把垃圾桶分为两类，可回收的垃圾和不可回收的垃圾。那么，中国的垃圾桶原本不是这样，这就被崇外人士攻击，因此深圳这儿也就来了一个学习，也将所有的垃圾筒搞成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两部分。这件事情被吹得很厉害。
但实际上，中国原来的做法，是更为环保的作法，只是崇洋的中国文人们缺少经济分析头脑罢了。
首先，可回收垃圾在中国是可以卖钱的，无论是报纸还是包装材料，都可以卖钱。而且，可回收垃圾，也还是有许多分类的，比如说可以分五类或者八类什么的。因此只是一个垃圾筒里弄成两类，本身是粗糙的。
因此，专门有专职人员进行劳动，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后卖给废品收购站，是最合理的人类分工。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拾荒者。因此，在环保战士拾荒者的辛勤劳动下，就不需要倒垃圾的人自己去分类了。
而拾荒者的收入，是和他每天能够拾到的垃圾总量成正比的，也是和拾到的容易性成正比。而这个拾到的容易性，或者说一天能够拾到的垃圾总量，却又和人口居住的密集程度成正比。如果方圆一平方公里就住了那么一户人家，则有人要靠拾荒挣钱，那非饿死不可，或者跑路就得跑死。
而中国的特点是人口众多，有十三亿人民，因此居住得特别密集，在这种情况下，拾荒者是有利可图的，或者说，在许多人集中居住的情况下，人类是可以专门分工出来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垃圾捡拾工作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需要将垃圾分类，因为拾荒者就会非常仔细地将垃圾分类，而且分得更细。
而欧洲一些国家则不同。那些国家由于人口迅速减少，导致人烟稀少，可能老远才能够遇到一户人家。而大街上都没有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拾荒者是不划算的，因此只好由各户人家自己决定垃圾的分类，原因也是在于垃圾分类的机器人还没有发明出来。比如说瑞典这个国家，面积和中国的四川省一样大，可是人口却是四川人的十分之一！而且居住的是好地方，则每一个地方和中国相比，都是人烟稀少的样子，一个人如果在那个地方捡垃圾，要走上一里路可能才能够捡一户人家扔的垃圾，那是活不了人的。
在中国，由于人口密集，就是乱扔垃圾，都会导致招聘清洁工，导致创造就业机会。而在国外，人稀地广的地方，可能一条路几天都没有一个人走过，倒是有可能有几辆汽车开过，在这样的地方养清洁工？可能根本就招不到人。因此人口密集的地方处理事情和人口稀薄的地方处理事情那就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国的一些崇洋媚外者就不知道这个道理，他们一到国外就准备感动，热泪盈眶，然后回国就不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学了个不伦不类，当年的王明是这样，现在的“王明”们也是这样。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我们的毛泽东时代的老传统，所有的文人们已经联合起来了，就是不吭一声，好象历史上没有过一个毛泽东时代似的。但是一提起国外，他们就两眼放光了。
其实，要说到循环经济，我提个建议一定所有的记者都不吭声了，咱把那私家汽车给取缔了怎么样？那地球的石油可是迅速地烧尽啊，在这方面深圳人可是走到了全国前面，深圳这儿的街道都在学香港学国外，就是不给自行车位置，把自行车逼上人行道，再纵容偷盗自行车行为。大谈循环经济，如果不恢复毛泽东时代的自行车王国，所有的记者都沉迷于自己开着汽车感觉良好，那就是一种虚伪的表现。
中国的文人们就是口号都要学外国，自己就不能够发明一个口号让外国人感动让外国人去学的，因此说什么3R。我们的记者就不知道自己创造点说法非要学外国人的说法吗？难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口号不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