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HunHunSheng 于 2006-3-31, 10:33:05:
交史上的“雅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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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5日，新中国与希腊王国建交。1973年5月7日，新中国首任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在去科威特使馆国庆招待会的路上，误入当时阿拉伯国家都敌视、痛恨的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周伯萍在《党史纵横》第7期上撰文披露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1973年3月28日，我正式向希腊王国递交国书，开始了我的希腊大使生涯。1973年5月7日，我赴希腊外交部商定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事宜。事毕已是13点15分。返馆途中，看到附近街道警哨、车辆都比平时增多，显示有重要外事活动。我问翻译是怎么回事，他也不清楚。回官邸后，我要翻译去使馆查看请帖。碰巧那天值班的同志刚学英语，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张请帖，大使名叫科威克，第一个字母是K，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请帖，也未注意日期是次日中午，见翻译匆匆回来，随口问是否从科威特使馆招待会回来。翻译因而认为刚才途中所见就是科威特使馆国庆招待会，匆匆看一眼请帖，时间是12点到13点半，离散场只有10分钟，更加着慌，也不看日期，就扔下请帖跑来找我，说是科威特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有请帖邀我参加，他忘记登记，出了岔子，时间只剩10分钟，科威特大使馆就在附近，问我怎么办。我一听也很着急，不假思索就决定立即赶去。
按照正常的办事程序，大使外出参加活动，翻译事先需将请帖送大使过目，并报告有关情况，未去过的地方，还应与司机一道去探明道路。我当时匆忙中未索看请帖，也未问翻译、司机是否认识路。事实上，科威特大使馆在我们使馆西北，他们都未去过，也不知道东南方还有一个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进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我到希腊不久，误认为站在门口迎送客人的以色列外交代表是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一下车就匆匆忙忙与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迟到原因。当时《纽约时报》一名记者在场，问我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翻译把“这里”译成“雅典”。我遂把这一很不寻常的问题只当作是他无故寻衅，予以简单顶回。当时也觉得记者表情迷惘，我未加理会，与正待离去的荷兰、墨西哥等国大使略事寒暄，即与以色列外交代表告别，匆匆返馆。《纽约时报》记者回去后就发了消息。第二天中午，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遇到罗马尼亚大使。他叫
过我的翻译，神秘地说了些什么。我见翻译神色不对，便过去问出了什么事。再三催问，他才冒了一句：“大使，我犯大错误了！”我才知道我们昨天走错了地方，匆匆忙忙地在10分钟内闯下了大祸！
当时阿拉伯国家都敌视、痛恨以色列，对有关以色列问题特别敏感。为防止事态的扩大和复杂化，我立即召开使馆党委会，决定采取三项措施：第一，分别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国使节说明我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纯系使馆工作上的差错，丝毫不意味着我国外交政策有任何变化，力求尽快最大限度地消除错误影响；第二，立即向外交部报告错误情况，并作初步检查；第三，向使馆全体同志通报情况，要求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改进使馆工作。
外交部接到我的报告后，复电同意补救措施，查询犯错误的详细情况，随后又打电话告诉我什么话也不要说，立即回国；要原定回国参加接待希腊副首相的政务参赞申志伟留馆主持工作。我于14日下午乘法航班机回国。17日一早，西欧司司长王栋到我家中，说总理对“雅典事件”很恼火，总理办公室已用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肯定“雅典事件”的性质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整个通报措辞严厉。我当即将连夜写出的检讨报告交给他。与此同时，驻希腊使馆也主动分担责任。外交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了我和使馆的检讨，一致认为我所犯错误的确严重，但考虑到我态度正确，认识较好，建议免予处分，让我先参加希腊副首相的接待工作，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继续返希工作。
外交部的报告于19日上报总理。总理立即批示“同意”。当乔冠华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实在大感意外，感动万分，心头一块巨石落地。总理于21日批发了外交部第二次通报。
5月24日，毛主席看到总理批示同意免予处分的外交部19日报告，以及所附的我和使馆的检讨，亲笔圈掉了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一段话，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我对所犯错误的认识“较好”改为“很好”。这样就把“雅典事件”的错误性质，从根本上改变过来了。外交部于26日发出了第三次通报，使“雅典事件”得到了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