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NewL 于 2006-3-25, 22:56:43:
义和团战争之感叹
作者：钱文军
人类近代史上最扑朔迷离的一场战争就是义和团战争，一百余年来，世界各国无数学者竞相研究，依旧没有公认的结论。例如美国基辛格讲座教授相蓝欣，广泛收集了中、英、法、意、日、俄等国公私档案、文件甚至私人信函，面壁十年有余，依然不敢断言全部弄清楚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只是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外双方在交流方面的误解和一系列由此引起的非常事件。”但他认定：“中国的一些教科书曾将它描述为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英勇壮举，而清廷迫于人民压力也进行了反抗，这种说法则根本站不住脚。”（参见：《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页、第6页）
即便是当事人，许多事情也未必都说得清楚。例如，德国公使克林德在1900年5月26日公使团联席会议上说：“这是瓜分中国的开始。”这是中国学者们很爱引用著名的事例，例如王树增所著《1901年》第二章第八节就用这句话做题目，本节最末一段：“在得知各国军队已经向北京进发的时候，克林德显得格外兴奋，他说：‘先生们，这是瓜分中国的开始。’”（《1901年》，上册，第247页）张海鹏在《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里也称：“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各国公使决定调兵的集会上说过‘这些行动就是瓜分中国的开始’。”他们在这里都玩了个巧妙的时间游戏，那天尚未发生“各国军队已经向北京进发”这样的事情。公使团决定向大清国总理衙门提出调兵进京请求的时间是5月29日，丰台车站被义和拳捣毁之后。而且，克林德根本就没有说过上述话语，他的原话是：“期望中国政府采取有效行动或调兵进京护馆的想法都不现实，因为这是基于中国政府还能继续生存下去。”他这句话被英国公使窦纳乐向首相禀报为：“克林德用的语言在我看来只有一个意思――即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而日本公使西德二郎也禀报说，他认为克林德的意思是：“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一场革命。公使们应该从现在就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方案。”克林德的“话语”被各国传到德国，外交大臣勃然大怒，立即命令克林德就未经政府允许所发议论做出解释。克林德则认为是公使团在陷害他，情绪激动地花了两天时间向德国政府辩诬。可德国政府依旧严厉指责他，即使按照他的原话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它会使别国误认为德国将在中国采取比别国更激烈的行动，这歪曲了德国政府的立场。事实上，至今也无任何证据那几个国家意图“瓜分中国”。
史料是有真假的，打个比方，现在才过去不到五十年，大跃进究竟饿死人与否就已经争论不休；如果再过去三百年，那时的历史爱好者举证说：“我们的祖先亩产稻谷万斤不算事，最高曾达十三万斤！”并且可以拿出1958年的各种报刊来举证，很好，一定会铁证如山。此类历史是非尽管留给各国学者们去探讨，我们只采纳各方面研究的合理结论，摒弃各类谎言。问题在于，当“零度水”刊载了袁伟时教授2002年的一篇文章之后，立即遭到查禁。这就成为另一个问题：自从1949年以后，各类教科书一律把义和团描述成抗击侵略的民族英雄，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少年接受着此类教育，并形成他们的历史观。刚有一点不同声音就遭查禁，这事情就有点费解：马克思主义里并没有书报检查制度的论断，恰恰相反，马克思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里边说：“书报检查制度骨子里隐藏着一种用任何法律都无法消除的根本缺陷。”“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不过马克思紧接着说道：“可是各种制度却比人更有力量。” （载甘肃人民出版社《告别乌托邦》，中册，中文翻译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一卷第一部分）不过列宁说：“从来也沒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理论当作甚么必須普遍遵行的哲学历史公式，当作一种超过对某種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以外的东西。”（《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页）于是就必不奇怪，只是说它是原则恐怕难以成立，既然那个主义并非“必须普遍遵守”，又怎么能算原则呢？现在据说在胡总书记的干预下，“零度水”已于3月1日复刊，并刊登了张海鹏批驳袁伟时的文章，据说这只是一个新开端，一次大批判的新开端。奇怪的是，义和团堪称封建迷信的登峰造极之物，它把中国历史中沉淀的所有污秽全都搅和到自己身上，何以张先生会把“反封建”的桂冠扣在义和团头上？
那么我们无妨看看当年的官员们又怎样？著名的“东南互保”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了，这个名单上有盛怀宣、张之洞、刘坤一、许应騤、王之春、余联沅、松寿等，其实还有两个更著名的人物荣禄、李鸿章。正是这批满清最开明的洋务派大臣，利用他们把持的南方各省军政大权，拒绝了朝廷命令他们协助义和团灭洋的诏书，而这次拒绝，最关键的转折就是荣禄通过袁世凯打给张之洞、刘坤一的电报，这个电报让他们不要理会北京来的诏书。细节我们不必罗列，当一国所有开明大臣都无视“国难”，任凭八国联军剿灭“抵抗侵略”的义和团时，可见这支乌合之众占多少理。须知，他们当年可不是凭历史资料来判断是非的。而清廷里所有主张官、团合力灭洋的，全都是腐朽透顶顽固派。这个基本事实至少可以佐证，他们跟义和团一样，都是些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今日那些文人，例如张海鹏等，以其笔墨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义和团势力歌功颂德，至少可以借用一个成语：近墨者黑！
在这些人士的反驳袁伟时的文章里，有一个论据被反复提起：就是说，到八国联军打进来，义和团并没有杀一个洋人，只是打杀中国教民。张先生称：“据美国历史学家施达格研究，在‘1900年5月31日之前，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外国人是死在拳民手上的；惟一的一个就是卜克思先生在山东的遇害’。”（张海鹏：《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到6月13日为止，拳民对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没有造成多少危险，对他们的生活也很少骚扰，他们的打击目标主要是教民。”（《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第272页）德国外交大臣布洛夫1898年也向首相报告：“幸运的是，中国秘密社团的打击目标并不是我们的传教士，而是教民。”看来至少某段时间内确实如此，但我们还是会纳闷：在张先生和他的同志们眼里，难道中国人就不是人？他们的命不值钱？口口声声称颂民族主义的文人，却对义和团杀戮同胞甚至不放过妇孺的暴行歌颂不已，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反之，当事人美国使馆卫队长迈耶斯说：“当时我们意识到这些主动剿杀拳民，拯救教民的行动会更加煽起仇洋情绪。但当我们看到浑身受烧伤和砍伤的教民不断地逃到使馆区时，我们这些血肉之躯不能不向他们提供帮助，并将其他的教民从恶魔般的拳匪手中解救出来。”（同上书，第275页）一支号称抗击外国侵略的武装力量，没杀洋人却专杀自己的同胞，而冒险救援中国教民的却是那些洋人，这能说明什么？更有甚者，例如冯克诚、田晓娜等编撰的《中国通史全编》，干脆称：“一小撮认贼作父的汉奸教民‘二毛子’”。6月13日，奥国使馆卫队用马克沁重机枪驱散围攻使馆的拳民，他们把准星调高，结果自然是没有人被打死，而义和团乘机宣传说他们“刀枪不入”。并从此日开始，以焚烧教堂和民居、大规模捕杀中国教民为攻击手段，如此“民族主义”，未免有些滑稽。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鸦片战争时没见义和团；英法联军时没见义和团；倒是并无列强武装入侵的时候却冒出来一个“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了。即使是1898年3月德国以武力相威胁签署的《胶州湾协定》，使德国获得99年租借权事件，也因“巨野教案”引发。一句话，不是侵略战争引发义和团，而是义和团引发八国联军入侵。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相关话题：正是趁着义和团引起的战争，沙俄军队在“江东六十四屯”屠杀中国居民，并侵占了那里3600平方公里的领土。如果连带“庚子赔款”，义和团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只有灾难！如今某些文人们秉承文革精神，大肆吹嘘义和团如何，其实不过沿袭着毛先生那个“痞子文化”，从文革的报纸上抄一些文字来炫耀。例如“爱国主义”，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在义和团势头正旺时向罗马报告，他认为尽管中国百姓仇洋情绪极高涨，但并无“爱国”心态，中国人对于欧洲人的“祖国”概念一窍不通，“没有人愿意为中国做出哪怕是一点牺牲，爱国心在中国并不存在。”假如义和团属于“爱国”行列，那他们的总头子慈禧太后就是“爱国主义”的领袖！
还有，义和团爆发地为山东、河北、山西等华北各省，而这些地方恰是孔教之根据地。相反，对于孔教淡薄之东南各省，却积极联保，拒绝卷入因荒唐引起的义和团战争。说没有文化冲突因素恐怕只是一相情愿。1898年春德国租借胶州湾时，几个德国兵捣毁了一座孔庙里的几尊泥胎塑像，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嚎啕大哭，弄出个“公车上书”来。据现在学者们考证，那“书”并没有“上”，清宫档案里别的文书汗牛充栋，唯独没有“上书”的任何记载，其实康只是派了个门生拿这“书”去上海的租界里发表而已。细节我们不去理它，至少看出来，近代中国的一切先进，都滋生于租界里，共C党也不例外。
同一件事情两种反应，康氏这边呼吁改良，动员光绪皇帝变法；义和团那边革命，滥杀中国教民以逞英雄。对这两种不同的反应，康有为等主张变法，学西方的先进体制，于是遭慈禧太后无情镇压，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义和团则全力“扶清灭洋”，坚决捍卫传统，于是慈禧太后喜上眉梢，不惜向西方十一国宣战。可算泾渭分明，一眼就能看明白这是一次进步还是守旧的分歧，向往进步的总是采取温良恭俭让的改良方式，而顽固守旧的则崇尚暴力。
本来，关于义和团战争的评价，中国历来有识之士皆嗤之以鼻，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等无一例外。唯有那些“只唯上，只唯书，不唯实”的人士，才会慷慨激昂地拿圣旨吓人。袁伟时教授的文章写作于2002年，几年前它就遭遇了毁誉参半的评论，据说曾有一些来自官方的夸赞。然而旧文重发，却株连了一个专刊。有人说夸赞义和团是百年来的阴影，其实不是，它仅仅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以强权横加之偏见。捍卫毛泽东的遗产还是开拓创新，是这次“零度水”事件的实质，我觉得，这个“零度水”以大批判为复刊礼节，似乎又嗅到了《海瑞罢官》时空气里的味道，至少，它是与和谐社会没多大关系的。
（2006.3.4发华知、老三届、百灵、文化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