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宏,有问题请教。是真的,不是闹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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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老蝎 于 2006-3-12, 16:58:28:

继宏老弟,有些问题百思不解,望指点。

我实际上很支持你对名人的挑战,更对你的“砣”理论赞赏有加。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即使有些人暴跳如雷,也不过如日下的“粉丝”或“钢丝” 之流,对前人盲目崇拜罢了。走你的路吧,不要理他们!

然而,当我试图全面理解“砣”理论,并欲将其推而广之,却发现一个问题。此难题搞得我头昏脑胀,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有可能这是“砣”理论的一个瓶颈,搞不好会影响该理论的推广与应用。这就是:如何定位那些受过胡适严重影响的人。自称受过胡适影响的人不少,其中成了名家的也不少。譬如下面这位,说话有些结巴,与叶圣陶,俞平伯同时代的史学大佬顾颉刚(受“砣”理论的影响,我已不再轻易授予这些人“专家”的学位)。依照你的理论,如果胡适是三砣,那顾颉刚应该是几砣呢?顾够得上“史学家”吗?那么傅斯年呢?

受过胡适影响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留下来苟延残喘且有点名气的大概只有李敖了。不用你说,我都知道这个李敖连“砣”的等级都够不上,顶多是个“屎”级的人物。其实,我很想知道李委员对你的理论有什么评价。不知XYS的网友里有没有好事者将“砣”理论传达给李先生?

还剩下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胡适是三砣,如果有人比胡适还牛,那么,这个高人应该是二砣呢,还是四砣?

请读下面文章,并望赐教

下文摘自http://www.pku.org.cn/data/detail.jsp?articleID=4459


另一个对顾颉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是胡适。顾颉刚真正与胡适接触是大学二年级。这时胡适刚从美国学成归来任北大教授,给学生讲授中国哲学史。他没有沿袭传统的方法,从唐虞夏商开始,而是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顾颉刚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胡适授课一反常规,开始许多人不以为然,但渐渐却感到新鲜而有说服力,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当时顾颉刚与学国文的傅斯年同住一室,经常交流心得,便对傅斯年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他还建议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傅斯年本是黄侃的高足,听了胡适的课后,对胡大为折服,从此成了胡适的信徒。
胡适的讲课让顾颉刚第一次领略到了西方先进的科研方法,开阔了视野,虽然胡适仅年长他二三岁,却对胡十分佩服,视为自己的老师。“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并使我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合我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两人的启发和帮助。”(《我与古史辨》)从这番话可以看出,是胡适把顾颉刚引上了史学之路。

下文摘自http://www.confucius2000.com/scholar/20cnygsc/0104.htm


顾颉刚在考入北京大学本科以前,读过严复译的《名学浅说》及《天演论》,对西方逻辑学及进化论学说颇感兴趣,而他的进化观念的形成却深受胡适的启发、引导。他在1919年1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读过胡适的一篇评论文章后的感受:“胡先生评他根本论点,只是一个历史进化观念;并谓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历史进化的观念可以讨论的。此意非常佩服。吾意无论何学何事,要去论他,总在一个历史进化观念,以事物不能离因果也。”在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读胡适之先生之《周秦诸子进化论》,我佩服极了。我方知我年来研究儒先言命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进化学说。”[4]在古代,人们缺乏进化思想,在“崇古”和倒退思想的引导下,不断附会、扩大、创造着古史,形成了一套排列完整的中国古史系统。顾颉刚曾说,他敢于怀疑旧的古史系统“就是因得到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智识,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阶段,而战国、秦、汉以来所讲的古史和这标准不合,所以我们敢疑”[5]。这说明他用进化的眼光看待古史,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和进化的,旧的古史系统应当被破除。于是顾颉刚决心打破对旧的古史的迷信,建立一种新的进化的思想观念。1923年他提出了打破古史研究中的四种观念,就是基于进化论的思想,反对历史退化的观念,反对把古代世界说成是极乐的黄金世界,要求在历史事实基础上恢复古史本来的情形,对古史研究中树立进化的历史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此时历史进化论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所以这四个打破提出后,没有人再提出异议来和他讨论。

顾颉刚运用历史演进法显然是受了胡适的启发,他曾回忆说,自己从小就喜欢研究,但没有方法,也没有目标,从遇见胡适,既获得了方法,又确定了目标,为学之心也更为强烈。当年“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能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9]。1920年,胡适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水浒传》一书写了长序,对《水浒传》故事的来历、流传、变迁和成书的过程,以及版本的演变,作了层次清晰、有条不紊的剖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运用历史演进法的新模式。胡适的科学方法和客观态度点燃了顾颉刚思想的火花,使他看到小说故事的来历和演变的多层次性以及版本问题的复杂性。由此他联想到许多民间故事和戏剧,都是由同一底本逐渐演变出不同的情节和内容;又想起胡适的《井田辨》和《水浒传考证》等文,于是他对古史传说产生了顿悟:既然可以用研究历史的眼光和方法研究故事,也就可以用研究故事的方法研究历史。那么只要用角色演变的眼光考察古史中的人物,不是完全能理出他们在历史上所受的颂誉抑或诋毁的层次吗?顾颉刚后来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正是基于此种“历史演进的方法”而获致的。“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10]他用历史演进法对传说中的古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先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再比较一番,“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的文献中才有记载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11]通过历史演进法,顾颉刚进一步得出古史传说“渐次增高”的观念。总之,顾氏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后来其他学者所补充的“古史的分化演变”说,都是运用历史演进法取得的成果。胡适认为这种方法是顾颉刚“这一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方法去研究”[12]。进化观点和历史演进方法的运用,不仅使古史辨派注重古代史事的变迁,还使他们认识到文献记载的历史与客观存在的历史有一定的差距。顾颉刚说:“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13]也就是说考辨古史在没有实物材料,只能从文献记载的材料入手的情况下,只有注重文献记载中史事的演变,才能使古史的考辨具有科学意义。这就提出了文献记载的客观性受主观限制,不能完全反映客观历史的问题。从上述顾颉刚的言论和古史研究中,可以看到正是胡适从西方带来的“科学方法”,以及他应用这套方法所作的示范性研究,才鼓起了古史辨学者们辨伪求真的勇气,找到了辨伪求真的具体路径,诱发了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念的产生,并取得了大量古史资料的考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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