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mascle 于 2006-3-07, 03:39:34:
关于乡村女教师卖身供弟上学的采访经历
南方周末记者 傅剑锋
乡村女教师徐萍（化名）卖身供弟上学以及被拖欠工资的线索，南方周末是在去年11月底接到的。这位女教师正是因为被拖欠了三个月工资，并且经常被克扣，在忍无可忍之下向我们反映了她的整个身世际遇。头版编辑杨瑞春曾先后想安排记者南香红和李海鹏去作调查，但因为他们有其它事脱不开身，这一线索就交给了我。
在这一过程中，实习生马小六与这位女教师保持了良好的电邮、电话沟通，为此后采访这位女教师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础。我与编辑老师杨瑞春商量的结果，认为这个稿子能不能最终刊出把握不大，其一是事件的尖锐性，其二是卖身经历的难以求证性。但经过一番权衡，我告诉杨瑞春老师，我还是愿意去。如果调查属实能刊出是最好，如果不能刊出，哪怕作一个对中国农村的个人记录也是值得，这其实是一种历史责任。并且，都要过春节了，这样一位老师被欠着工资，实让人于心不忍，我们之行即使最失败也总可以讨回她应得的工资。
一
2006年1月16日，经过大约五六小时的长途车颠簸，先到了这一地方的一个地级市。我们在当地的车站口见到了徐萍。这是一个瘦小的女孩，尽管我们知道她才24虚岁(23岁周岁)，但脸相显老得象二十七八岁，只有她的清澈的眼睛与脑后两根马尾辫还能让人感到她其实还没那么老。我猜测这和她的经历，特别是长期的心理压力是有关的。
她带我们到了她男朋友的家。她的男友是一个普通蓝领，有着一间靠按揭贷款的近百平方米的房子。男友是徐萍在去年相识的，对她很好，每月给她一些生活费，她则把工资省下来全部供弟弟们上学。这位二十多岁的男子看到我们到来，笑得很和善，他的脸看起来敦厚有些福相。
他和徐萍一样，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告诉我们此前他早已知道女友的卖身供学经历，他说他能看淡这些，能理解并宽容她的过往，然后就上夜班去了。（这里的详细情况因涉及保护个人隐私，稿子里没有涉及）
在那一天，我和实习生马小六与徐萍有了深入的交谈（全部作了录音）。她也把一些重要的证据，她的日记，教师证，她的工资卡，她经曾生过病的部分病历，部分的学生写给她的信与纸条（在她的学校宿舍还保存了许多）给了我们看，我都一一拍拍了照片。另外，也从她那里获得了知道她卖身经历的部分她的几个朋友的电话，这有当地一个公务员（他要求不公开他的个人简况）、中山大学的学生李俊，以及另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他要求不能公开他的个人情况），与他们作了旁证，初步确认了她的经历的真实性。
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徐萍保持了极度的克制，她说信了佛教后，已经没有象过去那样苦痛了。她讲得很平静，就象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
她也非常单纯，对我们高度的信任，一些极度隐私的事情，她也不隐瞒。当时我想，如果是女记者来采访可能更好些，因为涉及到卖身经历的身体伤害可以更直拉地印证，但对于男性记者，这必然是新闻伦理所不充许的。
实习生马小六已和她在前期交流中建立了良好的友情，她告诉马小六，其实她一直心里很苦，她觉得做姐姐要帮三个弟弟交学费好辛苦，她希望来世只做别人的妹妹。她希望马小六象哥哥一样摸一下她的头，她说：“我在下课时摸摸孩子们的头时，他们总是会很开心，感到老师是那么爱护他们。”马小六真得就象哥哥一样摸了一下她的头，徐萍很开心地笑了，我站在一旁不由的眼睛有些湿了。一个才这么点年龄的女孩，不但没有享受到她这个年龄应该有的快乐与爱情，却为家庭承担着如此沉荷的生活负担，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命运？
二
第二天，我们再坐车近两小时来到了徐萍所在的乡村学校。学校已放寒假，在她的教师宿舍里，我们看到了学生送给她的许多图画与小纸条。去年九月份，学生们知道她因为生活困难想去做尼姑，就写了许多纸条与信安慰她，说不想老师走。在宿舍一个角落，还堆着些米、鸡蛋和红薯。这是2005年11月份时学生们送的。当时有另一老师告诉学生们，徐萍老师虽然被拖欠三个月工资工资了还在为你们上课，你们一定要听话啊。懂事的学生就拿这些东西想帮老师渡过难关。我们也采访了该校的另一位老师。这位老师也知道徐萍以前卖身供学的事，但他认为这么一位爱学生的老师是不错的，他不愿在徐萍过去的事上作交谈。他和学校的其它老师更多地向记者反映了教师工资被克扣与拖欠，以及学校经费紧张等事，以及一些相关证据。
当天下午，我们和徐萍坐了一辆过路车去她的家。刚到家门口，一群当地镇政府的官员就迎了出来。
原来，徐萍在请求我们过来前隐瞒了一些事。因为她想急着讨回工资，已在我们到达的前两天给人民网写了投诉信。投诉信被人民网上被公开了，人民网记者也打电话向当地官员查询此事。所以，当地官员不但知道了徐萍卖身供学的事，而且这些官员早已对记者将来调查此事作好了准备，他们一开始还以为我们是人民网的。并且，徐萍在给我们报料前，已给凤凰卫视冷暖人生的编导王卓慧写过信，王卓慧一度想让陈晓楠采访她，后来徐萍又考虑到可能会给家庭带来过大压力而反悔。最后是一直想帮助她的朋友——中山大学的李俊建议来找本报的。（注，在报道后的几天，徐萍委托记者拒绝了大部分媒体的采访，她说只想过平静的生活，但最近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不出镜采访）
此后，官员们无时不刻地盯着我们，对他们家正常的采访已经无法进行。于是，在此后的两天里，我们就暂停了对徐萍一家的采访，我们转而采访当地官员，主要集中于拖欠和克扣教师工资，乡镇的义务教育和教师待遇，基层政府的公共财政收支，农民的收入和供学情况。因为这些旁杂的调查有利于观察徐萍这样一个家庭的命运变迁的各种要素和背景。
在这两天多的过程中，拖欠工资的情况也基本清楚了，当地政府也表示将很快把拖欠部分打入四十多位老师的帐户中。我们就向他们作了告别，他们也以为我们已经走了。其实，我们又到了徐萍家，对她的父母和弟弟作了详细的采访。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徐萍的大弟弟和母亲知道她以前卖身供学的事，但徐萍希望我们不要问这件事，她怕爸爸知道会想不开。所以，对这件事我们虽然旁敲侧击，但出于基本的人伦常理，确实无法开口直接求证。然后我对这个村的一些村民作了些简单的日常情况访谈。（在我们的报道出来后，徐萍读高中的二弟弟不相信姐姐作出过这样的牺牲的，徐萍的母亲拿着报纸告诉他：“报纸上写的是真的，你只有读好了书才能报答姐姐”）
在我们告别他们一家的时候，当地官员称拖欠的工资已打入帐户。我和编辑杨瑞春、实习生马小六给了徐萍一家六百元的治病钱，希望不要误了她妈妈的病。徐萍当时就哭了，在裸露着砖板的家门口，她的双肩微微耸动。
三
尽管徐萍反映的情况属实，但因为涉及到部分被调查者的隐私，或者是他们不愿公开他们的真实姓名，或者是涉及到人伦常情不宜直接求证，所以一旦放诸于文本中间就不得不隐去一些重要的证据，容易使读者产生孤证的嫌疑，甚至使读者怀疑报道的可靠性。另外，尽管徐萍同意报道她的事，但如果报道给徐萍一家的现实生活带来伤害，我也会于心不安。所以我一度和编辑杨瑞春说，这样一个题，我们帮她讨回工资，写一个内部报告就行了。杨瑞春也一度认为，如果真会对她家造成伤害，那我们宁愿选择不发。
此后差不多有一个月，我没有决定要写此稿。在这些日子里，我和编辑杨瑞春讨论最多的是这个稿子可能涉及到的各种新闻伦理问题。我们达成的一致想法是，尽管这个女教师家人的遭际是反映农村问题的既极端又充满多种共性的样本，但如果这个稿子对她的家庭产生了什么后果，也应该是我们能控制与帮助的范围内的，如果这种后果超出了我们控制范围内的，那还是不发为宜。
二月初的这些天，主要就是关于新闻伦理的考虑天天使我在焦虑中度过而无法动笔。在这些天，我也依然与这位女教师保持着联系，时时刻刻地关注着这个家庭这个村庄的一些变化。她也知道了我没有写这篇文章的原因。于是，她给我写了一封，信的大意是说为了让社会了解像她那样的家庭与农村教师，我们应该写下来。她还说她不怕，如果真因此丢了教师工作，她也还是想当老师，哪怕去西部支教。正是她的这些话，使我有了写下去的决心。
四
这篇稿子最后被通过了，我觉得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胜利，是南周坚持固有传统与追求的表现。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的述评却因种种客观原因无法发表。这篇述评主要是从这个家庭的命运变迁，来观察乡村伦理资源被透支的情况、以及大学高收费与乡村贫困的紧张关系、农民抗风险能力弱和致富途径缺乏的关系，后税时代乡村基层公共财政薄弱与教师待遇的关系。这其实是能够表明主稿的价值取向与观察视角的评论，编辑杨瑞春对此也很满意。此文后来发在了南方都市报评论版的记者手记专栏上。
在写那篇述评前，我本是想请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来发表看法的，但他说对此事他没有足够调查所以不发表看法，但他告诉我们，看了我的文章心里在滴血。我当然知道，如果是一个是象温先生那样的读者，他是会明白我在主稿里真正要表达与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他们也会从这样的信息里思考更完善的建设性意见。但普通读者在一个充满着如此多冲突与矛盾的事件面前，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评论是很容易误读的。
所以，我给关心此稿的一位好朋友发了短信，说：“没有这篇评论，我预感到稿子发出来后一定会有一场不小的风波，一场被误读的风波，甚至可能是诋毁南周的风波。”他说我过虑了，我说我有这种直觉。
五
这篇文章报道发表后，果然有了一轮如我所料的社会关注与风波。
对于那些善意的比较，例如所谓的“南周知音化”，是可以一笑置之的，因为南周在这样的文本里所要传递的信息与《知音》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各种恶意的攻击，我觉得是没有必要作出回应的。
我只想在太阳下埋头工作，让汗顺着眉尖流下，让眼睛看到阳光与阴影，让心稳稳地贴于大地......
六
但对于正常的业务批评，我是乐于参与讨论的。
我想，这篇稿子遇到的最大的困扰是，因为涉及当事人太多的隐私以及若干敏感的地方利益，使不少方面无法用真实具体的名字。在中国的政治语境和新闻语境下，如何在保证新闻要素和保护当事人隐私间达上达到两全呢？如何在遵守新闻伦理与满足读者对真实感的追求上达致完满呢？如何在坚守新闻理念与保障政治安全间找到平衡呢？这个问题目前我还没有想明白，也想请教诸位同仁。
另外，这个稿子正如部分有识见的同事所指出的，这个报道在描述这个女教师的性格冲突上还存在不足。这种心理冲突主要表现在“平时是天使（乡村教师），周末是魔鬼（卖身供学）”，我还没有细致地描述出来。我想，从记录这个时代的受苦者的心灵史的角度看，这种调查是必要的。其实，当许多宏大叙事碰到这样的心灵史时，一下子就会变得苍白与空洞。但我还没有很好地记录下来。
在调查时间上，我也觉得不够，在五天多采访中，有两天多被耗在与官员的周旋中，所以实际采访女教师卖身供学的时间太少。如果有更多的采访时间，就可以寻找更丰富的材料，也可能因此找到更令人信服的表述方式。但不能不说的是，这篇稿子正如前面已谈到过的，因为涉及诸多新闻伦理的问题，还有中国政治语境下一些众所周知的困境，所以当时并没有一定要做的决心。如果在上版前再作一番补充调查，也许可以使稿子做得更扎实更有力量。
述评原稿
别让姐姐再流泪——
从破解一个农村家庭的命运变迁谈起
记者 傅剑锋
乡村女教师卖身供三个弟弟上学的事实，一方面与农村的超生直接有关，但更与各种社会要素作用于这一家庭相关。正因此，这个家庭的悲剧式命运变迁在极端性之外还有一些普遍性的样本意义，是值得作一番农村问题的要素分析的。
首先，乡村女教师卖身供弟上学的事实，以极端的形式提醒公众，“教育产业化”之下的大学高收费已经和农村贫困之间造成了如何紧张的关系。
早在去年大学暑期开始前后，新华社就报道，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每年5000元—8000元不等，学费猛涨约20倍，而1994 年至今10余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却增长不到4倍。这种收支状况在农村更为不堪，中国青年报在去年一项调查中惊呼“3个壮劳力供不起1个大学生，高校收费不能再涨了”。不说贫困的西部，即使以整体情况较为富裕的广东为例，广东省价格监测中心在全省范围内调查中显示，仅有一成农民和下岗、离退休人能够应付正常的高校收费。故此，“姐姐卖身供弟上学”实是普遍困境的个案缩影。
这个家庭所在的村庄对高校教育的态度变化，还反映出更为深层的社会信息。因为高收费使这些农民直观地感到，让孩子上大学是件亏本的事，所以出现了虽然大学连年扩照，这个村庄每年考上大学的孩子没有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况。去年一项对北京高校的调查也发现近年农村生源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去年农村大学生只占到了全北京大学生的17.7%。这个数据变化不但显示着巨大的城乡差距，农村孩子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进入城市、改善命运的路已变得越来越窄，本应作为准公共品的大学教育已有了“商品化”、“贵族化”的危险。就在年初，中国青年报在报道零点调查公司的教育调查时指出，农村贫困的根源主要在于“教育”，因为教育花费高，所以上不起学；因为上不起学，所以没有知识，没有技能，所以挣不到钱。因此，“教育公平”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首要前提。如果这个前提被破坏，那么象这个乡村女教师家庭改善命运的可能性就会急剧降低。
必须要阻止这一状况的继续恶化了，官方与民间对此其实早已达成一致。正如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去年所言：我国的高等教育不能办成谁有钱谁就能上大学的局面，这不是共产党国家的教育。国家发改委也在今年开学后对八大高校的不合理收费进行了公开曝光。
但这样显然还不够，因为即使目前的正常大学收费，广东省价格监测中心调查显示也只有“一成农民”有承担能力。这就涉及如何根本上改善整个高校收费体系的问题。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经济学博士黄卫华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对此有独特的见解：教育高收费根源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某些政府行为企业化、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资本化，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收费使得教育供给体系中所有的主体都获得了利益。所以，教育收费的深水区改革，将不只是加强教育资源的投入，更应有对教育部门和其拥有的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进行系统的利益调查和制度约束。
然而，要全面破解这个乡村女教师家庭的命运变迁，仅仅观察“因学致贫”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
其实早在孩子上大学前，这个农村家庭已经在负债经营——在1994年来共欠了本息合计达20万的债务。这一债务是因为这个家庭致富的努力破灭后产生的。除了各种偶然性，这与农民致富途径的狭隘、抗风险能力的薄弱、做小本经营的融资渠道的有限等原因相关。这一现状也是中央政府近年来力图改善的。最近发布的中央政府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就提出“要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通过“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来增加农民的创富可能，《瞭望新闻周刊》还据此提出，应通过创新体制机制与增加资金投入来加强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其中“200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最能看出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决心，因为2005年仅中央财政的支农资金已超过3000亿元。
而涉及到这个乡村女教师低工资，以及被拖欠与克扣用于公共建设的情况，与目前贫困农村实行免税后基层政府的公共财政薄弱有关。免除农业税虽然普惠了广大农民，但农村基层政府却因此收入锐减，且人员没有随之精简，于是出现了无法正常提供公共产品的情况。所以，从宏观层面看，要保障这个女教师的权益，不只是要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而且还应加大对农村的公共财政投入，并辅之以乡村治理结构的改善。今年的“一号文件”亦对此作出了施政承诺，国家将强化对农村的教育投入，2006年免除西部义务教育的学杂费，2007年推广到全国农村。并且将“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转变乡镇政府职能”，“5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只减不增”。“后税时代”的乡村治理，特别是公共品供给或许将因此改善。
在这个乡村女教师家庭里，最让人扼腕浩叹的还是家人为了供孩子上学所作出的正常与超出常理的牺牲。这种牺牲一方面反映了农村家庭亲情被严重透支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种农村家庭伦理资源的可贵。这种承传自农业社会的伦理资源，既是象这样一个艰难的家庭仍然能运转下去的原因，也是凝聚和整合农村家庭的重要精神力量。以更为宏远的视野观察，有学者认为农村传统伦理是医治现代社会道德危机的良方，他认为这就是不少西方发达国家要竭力保存农村的文化原因，尽管农村对这些国家来说已没有什么经济价值。所以，如何保护、发展与合理使用这种伦理资源，实也是精神层面方面的新农村建设之一。
总之，最终破解这些问题，不只是这个乡村女教师家庭所期待解决的，也是所有的中国农民所期待解决的。
因为，他们都期待着有幸福感的未来，和有幸福感的农村。
(资料搜集,马小六)
南方都市报上的相关评论http://news.sohu.com/20060225/n242011806.shtml
有关我对这类调查的方法论与价值观思考，已在二月初部分地发表在了我博客上，我将把完整的文本交给《南方新闻研究》。
这里就附上我一个月前写的一篇读书摘抄，摘抄里谈到的美国社会学家派克的研究境界，也是我想在新闻报道中力求达到的境界，尽管这种
境界至今还远未达到。
来源：费孝通之。
费在中美国社会学芝家哥学派创始人派克所讨论,其学生EVERETT HUGHES 对派克的回忆与评介:“美国社会学的特点是能从令人新奇的琐屑事实里看到世界宏观的整体,从个别新闻事件里看到新闻背后的东西,从而结合到理论加以发挥, 派克老师比他以前任何人都更能做以这一点......派克突出的本领也许可以说是在他能打通记者和哲学家两者之间关系.在他的脑子里,没有一件微小的人事不会引起他最深奥的哲理推论.比如我曾在一篇论文里按商品集中数量的大小来排列伦墩\纽约等大城市的序次.派克把这一论点引用到美国内地的情况,而且说这里也有较小的辐射作用,这些中心都以其经济能量控制着四周的腹地,从而发挥了中心对腹地的作用.他能由大到小看到了一个城乡网络.他的伟大之处也许就在他能从自已经验中的微小事件看到整个世界而把双方联结了起来.具体的东西都能用广泛抽象的话语说出来.他的头像是伸在哲学的云端里而他的双足却站在芸芸众生的土地上,他慢吞吞地在肥沃的思想中运行.事实上,他似乎想把哲学的思想和人间从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呵呵，看完这一段，当时我就想，哪怕是用一生的努力，去追求派克这样的修行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