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红灯把40军的战史当个宝,你知不知道40军119师师长徐国夫如何捏造伤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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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炎阳 于 2007-02-24, 14:46:09:

砥平里战斗119师的伤亡官方资料记载为“1830多人”(见[10],已是大大缩水),徐就在119师军史回忆中敢胡说“砥平里战斗我3个团共伤亡900余人”---这样自相矛盾,胡编造假的”军史“有何可信性?

只有你这号傻愤才相信我党的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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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学术研究为何难以走向世界(下)
黄力民 [史学评论网]

  时间:2005年09月19日 作者:黄力民 来源:史学评论网


  (上接上篇)


  4、战争伤亡数字缺乏较科学的统计

  战争伤亡数字对于军事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材料,且不说放大或缩小的伤亡数会影响一项研究结论的形成,粗略的数字也反映了相关史料的不准确性,从而使学术研究的价值大打折扣。战争损失肯定是评估战争的重要因素,无论从战争胜利的一方或失败的一方或胜负不分的双方的角度都是如此。由于战场环境的复杂,军事学术研究中精确的伤亡数字并不意味着与实际情况的完全吻合,这是人所共知的。但精确的数字它首先表明了一种卓有成效的机制(包括原始数据收集汇总、统计口径、计算方法等)的存在以及后世学者认真的研究态度。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列举了日军在太平洋各战场的损失数指出“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损失的军队,占其损失总数的65%”([4] 第22页)。该数字如何算出?这段文字很难令人看懂。战争“损失”按惯例应指军人阵亡数,文中的损失有时指“阵亡”,有时指“伤亡”。不同含义的数字怎能进行比较?仅这一个“65%”恐怕就会使国外研究学者很难采用中国学者的“二战史”研究成果。事实上“65%”是一个相沿已久的“定论”,郭书不打算去考证它而只是引用当然不可能说明白。

  关于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伤亡数,兹列举最新的权威著作的几种说法:(1)文献[5]第754页说“11万余名烈士长眠异国他乡”,将同页所列分省烈士数字相加却得出170395的总数,而且还漏列江苏一省;(2)同一编者的[6]第491页“志愿军烈士统计”的分省数字相加得出171669总数;(3)文献[7]第 193-194页:“阵亡11.4万人…医院接受伤员中不治而死2.16万…患病后送住院者中死亡1.3万…志愿军死亡总数为14.84万人…还有8000人下落不明估计多已…死亡”;(4)与文献[7]类似但不同的是文献[8] 第345页:“阵亡11.5万余人…因事故和因病等非战斗死亡2.5万多人…失踪、被俘2.9万多人”。以上有的数字过于粗略,精确的数字又自相矛盾且有遗漏,而“阵亡”与“烈士”的概念应当是有区别的,按常理“死亡”数应高于“烈士”数而不是相反。

  5、个人战争亲历的史料价值问题

  文献[9]是一位将领(注:40军119师师长徐国夫)关于朝鲜战争第4次战役著名的砥平里战斗的回忆,其中如下两点显然与官方记载不符:参加攻击作战的应为7个团而不是3个团,战斗后期的前线指挥是该军军长而不是徐(见[6])。徐文说“砥平里战斗我3个团共伤亡900余人”与官方资料记载的“1830多人”(见[10] 第240-249页)相差太大。关于战斗的结束,杨迪《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情实况》[11]说“15日14时30分…邓华副司令当机决断…决定停止向砥平里进攻,令各部于当晚撤出战斗向北转移”(第109页),徐文却说是师、军两级请求撤出战斗。两位亲历者说法各异,学术研究也就难出成果。

  又如[11]中的一段话:上甘岭之战“如果说是某1个军组织指挥打的,这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第184-187页),这显然是有所指。问题是杨也没有举出确凿无误的命令文电以证实实际的情况,因而关于上甘岭之战的学术研究也难以形成重要的国际影响。

  学术界如果对于敏感问题讳莫如深,则作为对此的惩罚便是个人战争亲历可信程度的降低甚至混乱。战史研究中发生争议本是常事,但这里所阐述的情况是研究者不敢涉足的人事问题,已不象学术问题了。

。。。。。。

  在一些军事概念的理解与运用上也显示着中、西方的差距。徐一朋《错觉--180师朝鲜受挫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有一段反省:“…指挥员…特别强调以强大的突击力量投入战斗,同时把强大的突击力量误认为仅仅是人力,而不善于把战术技术特别是火力包括在内”(第8-9页)。相应地,有关研究中缺乏对火力的精确计算,例如火炮的数量、口径、发射量、总的弹药当量等,即使是在人员方面也缺少机动输送能力、减员估计、补充速度的计算。可以以[14]为例与之比较,该书中对各次战役、战斗均要列出双方枪炮的数量、口径、弹药量。又如“加强团”与“团战斗群”的差异。“加强团”的概念体现着基于不变的行政组织的修补,而“团战斗群”则是根据作战任务形成的人员、火力最佳组合,学术著作中不乏将外军“团战斗群”误解为“加强团”,正说明近代以来中国对于合同作战方式认识的反复,对于军队行政组织与作战组织的缺乏明确的界定和灵活的运作方式。


  [1]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孟庆龙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中文版序"
  [2]茅海建,《近代的尺度 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上海三联书店1998,
  [3]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4]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5]中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风云录》,花城出版社1998
  [6]中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记事》,解放军出版社2000
  [7]徐焰等,《抗美援朝战争画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8]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年鉴2001》,解放军出版社2001
  [9]徐国夫,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119师,《军事历史》2001第3期
  [10]李英等,《揭开战争序幕的先锋-40军在朝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
  [11]杨迪,《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情实况》,解放军出版社1998
  [12]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傅景川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13]王兆春等,《中国军事科学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14]罗斯图诺夫,《第一次世界大战史(1914-1918年)》,钟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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