癔症，作为一个疾病，在医学史上有着辉煌和艰难故事；癔症，作为历史，则反映了人类认识未知世界和自身的内心的曲折历程。癔症这个词作为一个诊断，已经从精神病学的教科书中剔除， 尽管我们还会偶尔面对一些由躯体代言的心灵的不满（所谓转换症状），但是典型的癔症发作，在我们的现代的生活中，的确是越来越少了。

让医学感到困惑的癔症，曾经安抚了人类在探索和认识内在外在的未知世界时候的焦虑心情，填补了主观愿望和残酷现实之间的鸿沟，也充实了无法实现的情感的空虚。今天在理性和科学面前，癔症，不是消失，而是有些不好意思。

历史上最著名的癔症患者，Anna O，在她的主治医生Breuer即将结束对她长达2年多的治疗的头一天晚上，上演了医学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戏剧：她躺在她的病床上，痛苦地扭动呻吟，说：“我要生了，这是Breuer医生的孩子”。

Anna O的内心，是需要一段难以实现的爱情。她的美学意义在于，现实中可能性等于零的事件，被浪漫地用躯体的病症加以实现。

1882年的Anna O在发作以后醒悟。凭空想象的性关系是不可能导致怀孕的科学事实和合理的经验知识，教育了Anna O。Anna O的故事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发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事后，让Anna O很不好意思。不过Anna O的不好意思却过了头，她终身不嫁，还写过痛恨男性的戏剧，历史上多了一位积极的女权社会活动家。这也说明，Anna O的癔症，没有治好，但换了一套面具。

科学的认知，改变着我们表达情感的方式，修正着我们主观愿望的内容。

文明不怕老，只要心年轻。

愿我的爱人继续保持原有的浪漫，即便你面对着科学和现实；愿我是你的浪漫的一个部分，即便我知道我们的能力合起来还是微不足道。

有记录的三千年的癔症，在弗洛伊德以后的一百年里，几乎全部走出了医学。

癔症，害羞地潜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

James Thurber有篇散文《堤坝决口的那天》，说的是美国Ohio某小镇上的故事。某日早上，小镇的街上阳光明媚，在悠闲的人群中有一个人突然走起大步，第二个人跟着快走，第三个人也快走，也不知道为什么，五六七八，更多的人，朝小镇东边的高地，快速地走。忽然有人想起不久以前的传言，说不远的河堤会要决开，那些人八成是躲水灾的队伍。这个想法象闪电一样快速传播开来，也闪电一样击中每个人的头脑。人们没命地往西边跑，还有很多人回家操了细软再跑。老爹觉得不必恐慌，结果孩子们不由分说，拿块板把他打昏了抬着跑。
“往东，往东”，人们呼喊。像是北大的季教授。
事实很快就证明这是荒谬的想法和行为，人们都回到了家里。
人们回想起来，不好意思。
碰到那些一同往山上挤的人，更是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不好意思，很重要，这是构建对荒谬的免疫力的过程，给科学和文明让座。

我们也许从来没有典型地发作过？我们是个选择性遗忘的民族。在枪炮面前，在金牌面前，我们偶尔有过失衡，但没有不好意思。

有没有人提醒一下，我们还有很多让自己想起来脸红的事。

一个人，我有很多办法。

但是，一个民族，我们对自己的治疗却只有一个，就是科学的精神。

参考：
《世界文学》1986年第4期，《堤坝决口的那天》，瑟伯，屠珍译。我没有能够为写这篇文章重新读一遍，情节断然有误，不过不会改变引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