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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缘何废而不止----近代“废止中医案”破产根源之分析

作者：郝先中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第5期
【提要】从表面上看，1929年全国反对“废止中医案”的胜利，与各界的拼力抗争有关，而实际上真正左右事态发展的潜在因素很多。就传统与国情而言，数千年来，民间对中医有充分的信赖并建立了深厚的信仰，这种信仰甚至令西医们束手无策。而西医数量上的有限性与几亿人口的巨大反差，也令西医及政府决策者们望而却步；就民生与市场来说，中医药关涉着数百万从业人员的生计问题，因此，废止中医案一出，必然会引起中医界为自身生存而殊死抗争，并波及全社会。同样，中医的废止问题必然要改变国家医疗市场的格局；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中医存废问题的斗争，也是政府权力集团之间相互较量的缩影，权力制衡为中医的生存赢得了际遇。而中医药与国民经济之密切关系更是政府无法回避的现实；最后，中医药具有公认的价值与效验，而当时的西医根本不具有将中医排除出去的技术能力，更何况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务实求验的民族。
【关键词】中医；西医；废止中医案

五四时期，中国欧化之风大盛，整个中学都遭到抨击、破坏，整个西学都受到推崇与高扬。“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中国传统医学也受到了空前的冲击，“科玄论战”以后，尤其是国民政府肇建之初，中医甚至被视为全盘西化的最后障碍。1929年初，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提出“废止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希图动用政府立法干预，一举废除中医。此案一出，举国歧黄为之哗然，原本一盘散沙的中医界如梦方醒，组织起来发起大规模反击。3月17日，在上海召开全国中医中药业反对废止中医大会，并选派请愿团赴南京请愿，他们在南京得到各界及国民党元老派的支持，最后迫使政府宣布撤销“废止中医案”，刚出台的政令旋即流产，中医得以保存下来。从表面上来看，中医界的胜利与民间强大的社会反弹力和政府的内部矛盾有关，其实真正起作用的，倒是一些隐含在事件背后的诸如传统与国情、民生与市场以及政治与经济、价值与效验等因素。
一、传统与国情
中医有着悠久的传统，几千年来，中医与社会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与民众的生命与健康休戚相关。在辽阔的疆域里，无论是穷乡僻壤，还是通都大邑，大小药铺里都储备着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药物，正是中国医学的神秘力量把天各一方的医生、药师、药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医学家和药学家都使用共同的语言，他们信仰着共同的医学理论。无论是民族大融合时期还是国家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下，中国传统医学在学术方面仍然呈现出大体一统的局面。
就历史传统而言，中医已成为社会民众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中医已深深地嵌入了中国人的灵魂和意识之中，留下了漫长而持久的心理积淀，一般中国人对中医都有深厚的“信仰”。陈志潜回忆道：“人们相信传统医学，因它已被经典学者和各朝皇帝授予功绩，而且经历过无数世代的考验。”[1]处于这种对中医积久的信念，人们都相信传统医学，即便它有很多缺陷，“却很少怀疑它的价值”。
正因为中国人对中医的深厚信仰，使西医们感到束手无策，他们意识到，只依赖宣传教育以及执业的成绩，很难动摇中国人固有的观念，现代医学在中国将永难得到普及。因此，在1929年中央卫生会议上，由17位医师组成的医疗卫生委员会毫无异议地通过了余云岫草拟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试图运用政治力量全面废除中医，以收一劳永逸之效。
中国人对中医的依赖几乎无法动摇，所以，当废止中医派提出全面废止中医，骤然要中国人彻底放弃“中医”，改信“西医”，是很难办到的，尤其是那些根本不见西医踪迹的偏远落后地区。西医的举措很难撼动国民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信念，正是这种扎根于民众中的固有观念，让西医们感到无所适从。他们不得不承认，任其存在下去，“一千年之后，中国仍有两种医学对峙”，则“中国医学革命”将永无实现之日。[2]所以，西医的动机就是直接从国家权力入手，希图模仿日本明治维新，动用政府行政力量，彻底废除中医。事实证明，这一动机和行为都没有奏效，强大的历史惯性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始终都在若隐若现地左右着局势的走向。
传统的力量固然强大，特有的国情也是中医不废的重要保障。无可否认，西医们的动机并不只是在为一己之利争夺地盘而剪除异己。他们确实有推进中国现代化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的意图。但是问题是，时间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还能妨碍西医的发展吗？诚然，当时的中国西医人数极为有限，各种资料显示，整个国家的西医才不过数千位，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1935年由朱席儒、赖斗岩两位医师统计的全国西医的数字最有权威性，也是医史研究中被普遍征引的依据，两人统计的人数是5390人。[3]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也承认：“现在全国约有二千县。有西医地方尚不能占十分之一二，其他十之八九县分，率皆接受中医药支配。”他认为：“在盛行西医地方，固应听人民之自由信仰，在绝无西医处所，亦决不能令人民坐以待毙。”[4]而早在1913年就提出废除中医的汪大燮也不得不感慨道：“我国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5]
另一个极为现实的因素是，当时的西医教育跟不上废止中医政策的步伐。据载，1931年时，全国公私立大学或独立医学院、医专尚不及30所（1939年已增加到44所，但仍有限），有限的新式医学院校培养出来的医师根本无法满足地广人众的中国社会需求。[6]而早在1925年9月，湖南教育会在给全国教育会的提案中，分析了当时我国卫生发展形势：“我国人众，改用西医约须40万人，至少非20万不可，现国势如此贫蹙，一时有何能力设多数西医学校造此40万或20万医员，恐20年亦办不到。”[7]假如“专重西医者，非有十万人不足供全国之用，然至速亦需二十年后方养成，其数万万元培植费按现国情实难筹措”[8]。事实上，这一估计也过于乐观，历史证明，此后25年里，全国培养的西医总数也不超过3万。以下举示一组统计数字，可以印证这一结论。据1949年统计，“国民党时期共有公、私立医科院校38所，药科校系12处，牙科校系6处，在校学生约14000人。1928～1947年二十年中仅有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9000人，在四十年里培养出20000名正式医生，300名牙医生，2000名药剂师，13000多名护士和10000多名助产士。”[9]显然，40年内实际产生的西医人才，尚达不到废止中医后应该具有的人数的十分之一。1934年，伍连德博士在对比中日两国医生与人口之比时感慨地说：“中国有四万万人口，但只有一万个医生。目前的文明国最适当是一千人中有一位医生，日本五千五百万人口，有六万个医生，如依上例，中国差不多该要四十万医生，实际上不过有四十分之一耳。”且“中国医生八人中只有一人是西医”。[10]
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但医疗状况却十分落后，这在客观上成了中医请愿保存自己的最有力的口实。百分之八十的地区没有西医，四亿多人口与几千位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的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平民百姓，绝大多数毕竟要靠中医来料理他们的疾病与健康问题。中西医在数量的悬殊为中医请愿者们增加了底气，也是政府决策者们不得不思量的问题。余云岫等人在中央卫生会议上火药味十足的议案，虽然让中医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无论形式抑或本质都与五四时期的书生议论并无二致，都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故而，在1929年大抗争中参加请愿的中医们正是抓住这一要害问题，全力向政府各方面大员疏通呼吁，并最终迫使政府改变初衷，取得了成功。
二、民生与市场
民生问题是摆在废止中医派面前一大难题，也成为中医界与之抗争的一张王牌。就连废止中医派本身也承认，废止中医的最大障碍，就是广大中医们的“饭碗问题”。因为一旦废止中医，就意味着彻底打破其饭碗，危及其生活出路，余云岫抱怨道：“饭碗问题，则牢不可破，必尽力支撑，尽力抗拒，尽力破坏余医学革命之计划，尽力阻挠余医学革命之进行。不顾是非，不论曲直，不察国计民生之幸福，不计教育内政之前途，凡有可以保持其饭碗，延长其势力者，无计可施，无孔不入，真莫大之障碍也。”他认为，“饭碗问题，则只有个人之利害，无是非可言，无诚伪可说，无真理可喻，无学问可讲。其眼孔所注，心思所萦，曰利害而已。”故该问题是“医学革命”面临的最大障碍。余氏也不得不提出了这样的解决之道：“必须维持其饭碗，继续其血食，或改造其职业，然后有所归而不为厉矣。”[11]单从数量和阵势上来看，中医的从业者要比西医强大得多，据1947年统计，全国有中医生83万，中药从业人员360余万。[12] 1950年前，仅广州地区就有中医诊所819间，中药铺553间。[13]
值得玩味的是，废止派也把废除中医当作关涉国计民生的大事。余云岫十分明了中医药界的本能反应，也认识到废止案一出必然引起中医界为自身生计问题而殊死抗争。然而，这位倔强的革新者也没有为中医药界的广大从业者的生存预备一条生路，凭籍强烈的“医学革命”的信念支撑，为了“民族民生”的发达，他坚持认为中西医界绝无调和之余地，必须雷厉风行地废止中医：“到了今日，新旧两医，恶战剧斗到许久了。这个事件非常重大，是民族民生的根本问题，不单单是新医旧医的饭碗问题。”[14]他还表示：“要知我人今日所闳闳辩论者，乃党国之大事，社会之问题，公论不可让步，私交不妨融和，宜有别也。”[15]显然，余云岫将中医存废问题上升到关系国家社会的前途与命运的高度。
废止中医不仅危及数百万人的生计问题，还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在全国众多的反对废止中医案的通电中，天津中医药界的宣言颇值得注意：“中医秉几千年之历史，中药有数千万之产额，其所系之职工，不啻万千，如一旦废止，其关系民生之巨，自不待言。……如果一旦中国医药消灭，则西医横察病症，西药垄断市面，中医固为淘汰，中药只能充柴，则西医乘此得有巨额经济之侵入，中药因此受几千万之损失，职工失业，是故当然，则社会未来之恐慌，实令人不敢追想矣。”[16]
中医中药互相伴随，如影随形，可谓同呼吸共命运。废止中医，不仅使中医遭受灭顶之灾，而且使中药界也同样面临“饭碗问题”，他们意识到，一旦废止中医，“则功在人群之国医，一旦灭亡，利溥全国之国药，永久废弃。从此泰西药为救命主，为西医作推销员，此中利害得失，不辨自明。”[17]故在反对“废止中医案”的抗争中，中医界和中药界始终统一行动、团结合作。而中医所以不能废止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即为废止中医将意味着中医药界数百万从业者的生计面临危机，影响到社会稳定及正常经济秩序。上海药业职工会告全国药业工友书，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申明：“今中央卫生部会议席上，竟将取缔中医药的提案，悍然提出，如果一旦成为事实则中医药界既告绝迹，而我数百万药业工友之生计，将何以堪？”故该团体号召药业工友，“为保持数千年遗传的国粹着想。为民众的生命安危着想，为我们的生计着想，我们应该一致地起来，竭力反抗”，并表示“敢率领全沪数千药业地工友，愿作保持国粹而争生存地先锋，誓死反对中央卫生部取缔中医药地提案。”[18]
医学的发展同样受市场和国家发达程度的制约。中国当时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相当落后，虽然政府致力于国家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发展近代医疗事业，但国家的投入是相当有限的，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引进西医设备和药剂，偌大的国家进出口额抵不上比利时这样的小国，甚至连瓶碘酒都要进口，自然依赖工业和设备发展的西医业就难以飞跃发展。况且，当时的医疗事业，主要靠市场调节的，对于医疗市场而言，决定市场份额的一是疗效，二是价格。价格上中医要比西医便宜得多，而疗效上西医又难以有绝对的优势。
以上海为例，药品价格上，西药明显贵于中药。民国之初，同样是治感冒咳嗽，如服用中药制品“瓣香庐骥制半夏”，大盒二元四角，小盒一元一角，每料六大盒十三元二角。[19]或者服用“唐拾义久咳丸”，每瓶一元，半打五元。[20]如服西药，可购五洲大药房的“助肺呼吸香胶”，“小匣每盒洋二元，每打二十元”[21]就诊费而言，也是西医多于中医。“一般而言西医是门诊一元，出诊五元或面议，另加号金一角；门诊时间也有固定，有的是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四时，有的则为十时至三时，天气炎热时还有医生开放夜间门诊；出诊不限时间，随请随到，但深夜往诊费用要加倍。”[22]如：“游美毕业西医陈仲篪内外科，门诊一元一角，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四时，出诊五元四角，下午四时以后，早晚加倍。”[23]而“中医方面情况与西医不太相同，从广告来看，多数中医师只规定治疗时间却没有订收费标准，甚至有些医生诊时与诊金都不规定，中医在这方面弹性显然较西医为大。”[24]
中医诊治费用的相对低廉更能吸引广大中底层消费群体，而西医更多为上层社会所光顾。所以，两者只能分割市场，而不是一家独占，即使在较开化的通商大埠也是如此。至于那些没有西医的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中医占据了市场，而是那里根本没有西医生存的条件，即多数人贫困到了根本看不起西医的地步，除非教会免费施医散药。从商业利益角度出发，西医难以在医疗市场上取得优势，因此，西医们不得不运用政治力量，“要求国家介入市场，并授与西医师们独占医疗市场的合法权力。”[25]岂知，即便国家真的介入市场，排挤打压中医业，但就西医有限的人力物力也无法满足整个国家医疗市场的需要，倒是真的力不从心，徒呼无奈了。
三、政治与经济
废止中医问题，原本属于学理论争的范畴，但当斗争逐步升级以后，终于被提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废止案通过政治手段提出，并掀起了一场风波，似乎还要通过政治手段才能平息下去。以权制权，以牙还牙，在政治权力上大做文章，成为中医药界一种有效的斗争策略。
在1929年大抗争中，中医药界改变了策略，撇开学理上的无休止的争论，直接进入政治层面的斗争。因为中医药界混乱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这对于一个刚刚成立的政府来说是相当忌讳的事情，而更深入的关联是，废止中医药被反对者们视为违背先总理三民主义的要旨，自然有点大逆不道。
中医药界把中医存废问题上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层面，显然是为了争取民意和更多政治上的优势。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他们给废止派扣上了违背三民主义的帽子：“一曰民族主义，西医主张废置中医中药，尽改西医西药，使我全民民族之生命，操于西医西药之手，他日西医之技，不传吾国，西方之药不输吾国，此时中医中药已绝迹，西医西药又告穷，则吾全民民族之生命，将何所托命？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此亡族主义也。二曰民权主义，西医以极少数之意见，乃处心积虑，利用时机，欲以压迫数百万之中医中药界，不顾民权，莫此为甚。三曰民生主义，吾国业国医国药者数百万人，西医竟欲尽以西医西药养其席，招致外宾，为座上客，挥使同胞无啖饭地，民生主义之谓何也！”[26]这一阵势表明，废止派可以利用法权干涉社会医疗问题，中医药界同样可以运用政治力量加以还击。上海特别市中医协会、商民协会等在通电中称：“彼既借政治势力为压迫，我当秉民权主义以反抗，力促全国各界彻底觉悟，国医国药灭亡之可忧，外人经济侵略之可惊，一般卖国西医阴谋之危险。”[27] 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大厦召开的全国医药界团体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就高呼“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国民政府；拥护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医药万岁”等政治色彩极浓的口号。[28]
中医存废问题的斗争，也是权力集团之间利益争夺的缩影。中医废存之争最为激烈之时，也是蒋、汪权力之争白热化之际。汪精卫主张废止中医，并得到同僚褚民谊等附和。国民党三大期间，汪精卫不满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发表《关于最近党务宣言》，称此次会议为非法，蒋介石则我行我素，对汪精卫等实施报复，一面内定对汪进行书面警告，一面将废止派大将褚民谊降职，随着汪、诸等人的失势，废止派的主张自然难以实现。当然，国民党元老派的推波助澜以及中医药界浩大的声势，都是促发蒋介石最终表态的重要因素。这次斗争显然与国民党政府政治派系间的矛盾有一定关联，事态的发展表明，中西医论争“开始卷入了政府各政治派系间的矛盾及政治漩涡中”，且“开了医药界‘依傍’政治势力互相攻讦的先河”，此后的中西医论争“都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化色彩，暗含着政治派别互相争斗的内涵。”[29]从这个意义来理解，中医未被废除，倒是某一政治集团的胜利成果了。
传统医学在中国已不仅仅是一种学术门类，也不仅仅与思想政治密切相关，中医药业已然构成了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有组织地一部分。中医药与国民经济之密切关系是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薛笃弼在与请愿代表的谈话中就谈到中医药与国民经济的问题：“就我国一般国民经济与医药之关系言之，约计此四万万民众中，业医者、种药农、售药商、制药工、以及其他依附医师药农药商药工，以为衣食者，绝非少数。以如此巨额民众之生活根基，若不亟图改进，任其窳败衰亡，其影响到国民经济方面，亦非可等闲视之。”[30]
中国地大物博，药材丰富，俯拾即是，“神州医药富于天产，乃国家利源财政之所系。”[31]全国每年收入可达四万万元，如偏重西医，不仅商民受损，也影响政府课征税项和国家的利源。以广东省为例，仅1928年，向省财政厅承缴行厘台费，省城药材行72562元，南北经纪行13466元。[32]同时，中药材的外销一直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各地所产的中药材，经药农药商采集收买后，经加工炮制，供全国应用。另外，每年都有一部分药材出口，销售国外，特别是海外华侨较多的区域。据1912年中国年鉴（Chinese year book），每年中药出口数量，从1906年到1910年，每年价值两百万到四百万港币至多，海外华侨用者甚多。虽然后来由于政府过多的苛捐杂税影响了中药材出口，国民经济受到较大损失，但每年的出口创汇还是相当可观的。据民国12年（1923年）中国年鉴所载中药材销售到下列各地的量及其价值（香港两）计：

中药材销售海外的数量及价值（单位：香港两HK Tles）
民国6年（1917年）| 民国7年 民国8年民国9年
香港210386|2949889|3007506|3493171
澳门25900|45180|27464|26054
泰国2759|14473|36530|14292
新坡等24210|40107| 28361|40567
朝鲜13765|59930|43197|4295
日本 73546|35455|156134|112582

共计 3417974| 3258071| 3404562| 3731959

资料来源：《第一回中国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
此外，还有运往越南（安南）、爪哇、印度、英、俄、菲律宾等各价值数千两；德、荷、法、加拿大等地价值各数百两。
中药贸易的数额是国民收入的一支，有识之士看到，维护中医中药，对国家的经济有利，反之，废除中医药，则需要花去大量外汇购买西药，出入之间经济利益的损失不言自明。陈存仁在《汽车与土车》中不无担忧：“但就上海一市而论，中医达二千人以上，西医不出五百，中药贸易年达九千万元之巨，中药职工达万人之多，中医常识之报纸，销达数万分之多，如中医消灭，则西药销数，自当十倍此数，然则中医之取缔，实乃造成西药畅销之机会，中国虽富，恐亦不胜此巨额漏卮也。况乎当此西药商百计推销出品之际，经济侵略其实可虑。”[33]也正是从废止中医禁绝中药后西药必然输入，势必加剧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角度，中医请愿者们斥责废止派“以遂其推销西药之阴谋，倒行逆施”，并打出这样的旗帜：“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34]
四、价值与效验
废止中医派很难将中医彻底扫除，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中医药自身所具有的价值与效验。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一方面，西医不具有将中医排除出去的技术能力，即西医难以在疗效上彻底压倒中医，尤其在内科疑难杂症上，中医还有公认的优势，在中药方面比如当时西方医学对于罂粟（烟毒）的“完全植物性”也进行了研究，结果同样证明中医的药理学比之当时最先进的西方药理学更加接近“客观真理”，而更令西医难堪的是，中医的医案可以重复，同样的病可以用同样的药方，同样具有效力，就像科学实验可以重复一样。同时，中药的疗效无害、无毒副作用也令当时的西药望尘莫及。另一方面，西医面临的是一个务实求验的民族，只要有了价值与效验，人们就不会轻易放弃，尤其当人命关天的时候。
勿庸置疑，中医体系在经验积累方面具有极强的丰富性。中医经历了数千年亿万次的经验积累和总结，这些经验所涉及的领域至今尚有现代医学没有接触过的。至于数千年来中医用于临床的数千种药物、数万个复方更是远远没有研究彻底。
中医界在请愿中也紧紧抓住“效验”二字来做文章，从一开始就抓住辩论的主要观点，控制着辩论的进程和走向。在他们看来，“窃中国医药却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上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固医药之起源先有经验而得治效，后以理想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效却是实际也，近日西人证明中药之功用，悉以本草所载符合，且广设学会研究汉医，而国内学者亦相率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挥，渐得中外学者之信任。”[35]这里，效验似乎也与科学紧紧地挂起钩来。
中医药的效验是中西医双方都不能回避的，中医支持者们更是视之为制胜法宝，但在论争中效验问题往往被无限地拔高，似乎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陆士谔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小闲话》里称：“吾深信吾中医之精粹五千年来之经验，其成效之卓著如日月经天，江河纬地，万万不可磨灭。”[36] “中医制药之精良，远胜皮毛科学，……中医撰方之妙，直能夺天地造化之权，起死回生，良非偶然，即以桂之汤一方论，内外表里无一处不到。试问彼经科学手续之西药，有如此功能乎？”[37]陆士谔的言辞代表了不少中医维护者的一片苦心，不难看出，其强烈的民族情感和门墙之见中，还是流露出主观主义和崇古尊经的思想。
中医的价值与效验问题一直是中西医论争过程中无法绕开的问题。中医传统中习惯于利用“病人的证辞”来判断医生的良否，这种体现在病人身上的“治病效力”成为中医界强有力的武器，而废止中医派则极力反对。清末民初以来，支持与反对中医的双方时常诉诸他们自己或家人的求医经验，“由康有为、曾纪泽、李鸿章、梁启超、汪精卫、谭延闿、直到陈果夫，这些名人都公开引用身为病人的医疗经验来支持他们对中医存废的立场。”[38]例如，汪精卫极力主张废除中医，所持的理由之一就是“自己曾深受国医国药所误”。[39]汪精卫一直埋怨中医没有治好他的糖尿病。另外，当时社会名流所选用的医疗服务特别是治疗效果，也每每成为公众关心与品评的焦点。历史上中西医为胡适治疗肾病、梁启超被西医错割好肾、孙中山病危前的中西医并用等医疗事件，都是围绕一个疗效问题展开的。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一些中医刊物也在治效问题上做文章。如经常报道某某名人被西医治死，或某名人被西医诊治为不治之症，却在中医的治疗下奇迹般地康复。以此来抬高自己，打击西医的士气。如《神州国医学报》曾载文报道胡适的病案：“胡适之病肾脏炎，经西医之精密检查，开会研究，认为无可救药，改由国医陆仲安治之而愈。钱玄同夫人血海病，延留医生，群聚一堂，束手无策，改由陆仲安治之而愈。”[40]类似的报道很多，令西医感到非常无奈。
对于中医的效验问题，废止中医派也没有完全回避。1920年余云岫的发难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虽然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之上，因而是“非科学的”，但他至少认可中医的实际疗效，只不过将这种疗效从中医的基础理论剥离出来，归入药物的范围。因而，余云岫提出研究中医的药理，以科学的实验的药物学方法，对中医处方做分析与研究。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医的药物作用。余云岫对中医的态度并不极端，据《胡适日记全编》记载，1929年12月15日晚上，胡适与陈方之、余云岫一起吃饭，饭桌上大谈中医问题，“余先生批评中医最有力，他亦承认旧时验方中研究之价值”，“此中有矿可开，但开矿者必须新科学家，绝非旧医所能为。”[41]余云岫也曾用纯中药研制“余氏止痛膏”。
傅斯年在《“所谓”国医问题》中强烈抨击和鄙薄中医，但中医的疗效问题是傅氏无法绕开的事实。傅斯年应对这一问题办法是，巧妙的拆解“疗效”一词的语意，将“疗效”纳入西医的“治愈”这一统计学名词的范畴：“治愈两个字不是简单容易说的，医院对于治疗的效验不是可以不分析做报告的”[42]。因为“治愈”是要做统计学的分析，而中医显然没有这样的“科学”方法来证明自己的疗效，所以中医所谓的“疗效”也是不可信的。这样，傅斯年将一个硬技术问题化解在话语的分解中，从而在话语层面而不是在技术层面取消了中医唯一立足的依据，这里，傅氏对概念的扭曲与偷换不言自明。
实际上，在废止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医中药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某些西方和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医中药的作用，开始加以研究（主要是中药），中医们在请愿时，也就此作为例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何佩瑜在驳斥汪精卫废医言论时就列数这一事实：“近如日本，明治大学，则增设汉医学科；帝国大学，则增设汉医讲座。远如欧美，英之巴姆医士，著中医进步；法之巴黎大学，编中医讲义；俄之莫斯科，创中医学校；美之旧金山，创中医医院；最近则英以重金译本草纲目，德以重金译伤寒论。此皆见之事实，载以报章，昭昭在人耳目。”[43]不过，西方的中药（也称汉药）研究，基本上是药理探究，属于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目的充其量无非是将中医中药作为要素摄取进西医体系。可是这种理路，却实际上贯穿了改造中医中药的全过程，我们不排除维护中医者出于自身利益而夸大其词。

参考文献
[1] 陈志潜：《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2] 余云岫：《双十节之新医与社会》，《新医与社会汇刊》，1928年第1期。
[3] 朱席儒、赖斗岩：《吾国新医人才之概观》，《中华医学杂志》第21卷第2期。
[4] 《薛部长对于中医药存废问题之谈话》，《申报》，1929年3月22日。
[5] 《神州医药学报》第二年第一册，紧要新闻，1914年1月。
[6] 《国际联盟保健部长调检我国卫生现状》《医事汇刊》第10期，1932年。
[7] 《中医请求加入学校系统之文件》，《中华医学杂志》，第一期，1926年1月。
[8] 《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医学杂志》1922年第8期，第86页。
[9] 龚纯：《我国近百年来的医学教育》，《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12卷第4期。
[10] 伍连德：《日本医学与中国医学的互相关系》，《东方杂志》第21卷第12号。
[11] 余岩：《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社会医报》第18期，1928年6月9日。
[12] 广州中医学会：《广东省中医师公会呈省医字第101号文》，《广州市中医师公会周年特刊》，1947年，第34页。
[13] 刘小斌：《广东近代的中医教育》，《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12卷第3期。
[14] 余岩：《我所希望于新闻界》，《医药评论》1928年12月1日。
[15] 余岩：《致时事新报沧波先生书》，《社会医报》，第58期，1929年3月23日。
[16] [17]《天津药业对废止中医药宣言》，《新闻报》，1929年3月20日。
[18] 《药业职工会告全国药业工友书》，《申报》，1929年3月16日
[19] 《申报》广告，1913年10月18日。
[20] 《申报》广告，1915年1月1日。
[21] 《申报》广告，1913年5月10日。
[22] [24]黄克武：《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上海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1912～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册，1988年12月。第188页。
[23] 《申报》广告，1913年10月6日。
[25] [38] 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新史学》，第14卷第1期。
[26] 《医药新闻报之通电》，《申报》，1929年3月14日。
[27] 《药业团体联合会之宣传——上海特别市药业团体联合会之宣言》，《申报》，1929年3月14日。
[28] 《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申报》，1929年3月18日。
[29] 左玉和：《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30] 《薛部长对于中医药存废问题之谈话》，《申报》，1929年3月22日。
[31] 《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医学杂志》1922年第8期，第86页。
[32] 刘小斌：《广东近代的中医教育》，《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12卷第3期。
[33] 《陈存仁致褚民谊函》，《医界春秋》第34期，1929年4月10日发行。
[34] 《提倡中医中药运动特刊》，《新闻报》，1929年3月17日。
[35] 《大公报》，1929年3月21日。
[36] 陆士谔：《小闲话》，《金刚钻报》，1929年5月9日。
[37] 陆士谔：《小闲话》，《金刚钻报》，1929年1月31日。
[39] 《汪精卫主张根本废除中医中药》，《国医杂志》，1933年第15期，第37页。
[40] 黄苍霖：《读汪院长在全国医师第三次茶会演说词感言》，《神州国医学报》，1934年第2卷第9期。
[41] 《胡适日记全编》第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页。
[42] 傅斯年：《再论所谓国医》（续），《独立评论》第118号，1934年9月16日。
[43] 何佩瑜：《汪精卫欲废国医药之我见》,《医界春秋》第83期，1933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