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名被宽大释放的台湾间谍1976年1月30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取道福建沿海回台湾。图为他们登机时与送行者告别。戈春江／摄 本报资料图
图为1987年福建省国家安全机关缴获的台湾“军事情报局”在大陆进行恐怖活动的部分罪证，包括缴获的快速发报机2部、手枪4支、子弹100余发，以及其它特务器材、指令、经费等。林慧／摄 本报资料图 这个已经71岁的台湾老间谍，每天3点开始就从自己住的十五六平米的公屋出来，去附近捡纸皮、废报纸，直至深夜。 2007年1月1日，这个拾荒的老人在香港成立了“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决心向台湾当局索赔。 威逼利诱下沦为间谍 被推选为协会会长的姜建国，早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1981年，他携妻女到了香港，弃医从商。1985年5月，姜建国从大陆购买蚕丝运到台湾，被台当局没收。姜建国亲自赴台交涉，结果在台湾“军情局”的威逼利诱下，被招募成台湾间谍。 在电话那头，姜建国回想起当年的情景还有些气愤，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当时台湾单个联系我的是一个姓张的，我至今不知道他具体叫什么。当时他说加入‘组织’，保证没有事的。后来他让我去大陆发传单，我说，‘这怎么会没有事呢？如果我在大陆被抓了，怎么办？尽管杀头是不会的，但十年八年牢是要坐的。’他承诺说，‘一旦有事，你的家属我们会照顾好，会安排的。’” 很快，姜建国被台湾“军情局”委任为中校处长，并在台北接受特工训练后，开始执行间谍任务，月薪不到4000元人民币。 1986年，姜建国潜入上海，窃取了上海某港口的建造计划，获得奖金4000美元。同年，他在大连用微型相机拍摄某军港时，被埋伏已久的大陆公安人员当场抓获，并因“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拾荒度日，穷困潦倒 “2001年8月15日早上，监狱长送我出了监狱的大门。我是9月1日回到香港的。”姜建国说，“可过了关，回到原来的家，发现什么都没有了，已经改成公路了。我只好去住了旅馆。” 第二天，姜建国到台当局驻港机构“中华旅行社”求助，结果对方再三敷衍，让他自谋生路。此后，他只能在香港靠领救济金维持生活。 仅仅靠救济金生活，远远不够。于是姜建国每天下午3点开始，就满香港地去捡纸皮和废报纸，每天卖得几十块钱贴补生活。“晚上我一般都要等到超市关门，11点半多，等他们把不要的纸皮丢出来。”香港的冬天，一般都在10摄氏度左右。姜建国患上了退化性关节炎。 姜建国还告诉了《国际先驱导报》他的“外快”来源——“去当电影公司的临时演员”。 “有事的情况下，那边打电话叫我去一次，一般给100块钱；如果是后半夜，给120块钱。我已经演了好多戏了，比如演古装剧，演个老兵拿着旗子‘呜呜’地走，满场跑来跑去。” “有时候运气好些，1个月有3次到5次演戏机会。但最近两个月都没有叫我了。”姜建国不无遗憾地说。 七元西装，过期馒头 “那你多久没有买过新衣服了？”记者问道。 “哎呀，哪有什么新衣服？”姜建国猛地喊了出来，“有什么穿什么。” 然而，接下来姜建国的话让记者大吃一惊。 “你知道我买衣服到哪里买吗？（香港）通州街的天光市场。那里早上5点多，就有地摊摆出来了，什么东西都有，很便宜的。衣服两三块一件，贵些的五块。”他苦笑着说，“有些东西买来蛮好啊，我买了一件西装，才七块钱嘛。蛮好啊！” “那平常都吃些什么呢？下馆子吗？” “哎，不可能出去吃的。我们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报纸上说的周国骙一日三餐都是西红柿汤泡馒头，这个报道不假，有的馒头还是我给他的呢。我每天晚上去超市门口等着捡纸皮，有些超市里当天到期的馒头，人家就一包包地从后门扔出来。我看蛮干净的，也没有坏，我就带回来自己吃，也给他（周国骙）吃。”
图为2004年春节前，大陆方面出于人道考虑，允许台湾间谍嫌疑人宋孝濂（左一）与其家人在看守所内见面，还在机场为其妻小提供便利并协助其顺利转机。 姜恩宇／摄 本报资料图 无钱治病，四处躲债 姜建国在出狱后，其原来在香港的妻女不知去向，他也就和原来在上海认识的一个叫刘玲的女子结了婚。 不久前，刘玲从上海到香港看他，结果因突发盲肠炎，住进了香港的玛嘉烈医院。由于无钱付手术费，“我太太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只做了止痛就出来了。那么多钱，再住下去不得了啊。” “当时我问我太太，你挺得过吗？她说，挺得过。”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从医院给姜建国寄来的账单上看到，尽管是政府医院，但一个晚上的住院费用高达3300港币，急症室的费用是570港币。 姜建国说，“医院来了一封催促信，让我们赶紧还钱，不然要告我。我写了一封信恳求他们，说我现在老了，给他们做做杂务工能抵债吗？我也跟他们讲了（我正在）向台湾方面索赔，请他们宽限几天。” 至于刘玲，姜建国已经让她回上海去了，“暂时躲一躲啦，有什么办法？” 妻离子散，前景渺茫 除了在上海的太太，姜建国最挂念的，就是他与前妻生的女儿。一提到女儿，他的语气异常激动。 “我被抓的第二年，我老婆把房子卖了。是我在上海的哥哥告诉我的，因为他收到了我女儿偷偷摸摸寄来的信。”姜建国现在还记得女儿那封信上的每一个字——“爸爸在上海坐牢，请伯伯代我照顾爸爸，妈妈要带我去哪里，我还不知道……” 姜建国出狱后，还登报找过他的女儿，还托香港和国外的朋友帮他找，但至今没有消息。 “去年8月，我到台湾去。回香港时，‘中央军事情报局’一个姓高的处长到机场送我，他说，‘你有什么困难，跟我们讲，我跟长官说。’我说，‘我可以不要钱，但你得给我女儿啊。你们说好了，要照顾好（我女儿）的，结果你们是把我女儿卖掉了，还是杀掉了？’” 那个高处长说，“你可以去网上找。”姜建国当时就火了，“我根本不懂电脑嘛，我坐牢的时候没有电脑。我根本不懂，怎么找嘛！” 在采访结束时，姜建国反复地问《国际先驱导报》，“你说等我把（向台当局索赔）这件事情闹起来后，我女儿能不能看到你们的报道？如果能看到，她会不会来找我？” 台情报部门专钻台商空子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处于敌对状态时期的两岸，是世界上最活跃兼最危险的情报战场之一。 潜入大陆的台湾间谍，一般由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简称“军情局”）负责派遣，其前身是国民党臭名昭著的“军统局”。1985年，“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合并，成为“军事情报局”。其总部在台北阳明山下的芝山，设有情报学校训练间谍，军方内部称该处为山竹营区。 据了解，台湾“军情局”专收买小本经营或生意上有困难的台商做间谍，如此做法容易一拍即合。某些生意面临失败的台商，为使生意起死回生，往往铤而走险当间谍。这些去当间谍的台商，通常受训10天就会被安排工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间谍几乎全部经香港潜入大陆。1964年10月，大陆试爆第一颗原子弹，震惊世界。该年台湾经香港派多名间谍潜入大陆，展开所谓“神斧行动”，刺探原子弹机密及沿海军事部署情报，结果全军覆没。 间谍工作最为危险，除非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行事缜密，而情报系统又能保持绝密运作。 台湾间谍的任务包括搜集军事、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方面情报，以军事最重要。台谍搜集大陆军情，主要又针对三方面：所谓瞄准台湾目标的导弹类型和数目、解放军最新动态、大陆军事防线之死穴。台湾军方认为，若能经常掌握这类最新情报，台军就能提高应变能力。 “我们不管政治，只管生活”，这就是台湾老间谍们决定接受本报采访的共同理由
本报独家从姜建国处拿到的来自台湾“军情局”的神秘来信。本报记者 张立／摄
本报独家从姜建国处拿到的来自台湾“军情局”的神秘来信。本报记者 张立／摄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等我拿到了钱，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家的米缸填满。买足了米，再把油盐酱醋买好，其他的就再说了。”这，就是“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会长姜建国的愿望。 姜建国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们这群晚景凄凉的台湾老间谍，为在有生之年讨回公道，正准备集体向台湾当局索赔。 协会内部有明确分工 这些台湾老间谍们大多都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0年以上。出狱后台湾当局对他们置之不理，结果只好靠拾荒度日，其中最年轻的58岁，最年长的82岁。 “这对我们太不公平了。我们为他效劳卖命，结果到头来老了，身体差了，他们什么都不管，让我们自生自灭。” 姜建国在跟《国际先驱导报》提到他发起集体索赔的想法时表示，“我原来在台湾认识一个姓魏的，是派到大陆的间谍，现在已经88岁了。他在上个世纪80 年代成立了‘劫后余生敌后回归同志自救会’，当时是国民党‘执政’台湾期间，他就在‘立法院’门口跪下，然后有很多人声援他。我就是受到他的启发。” “如果我单独去索赔，台湾那边只会随意打发我、敷衍我。我15年坐牢，这期间的工资一直没有给。去了，也就给我一两千打发，连路费都不够。我只想拿回我15年的工资。” 2007年1月1日，姜建国发起成立了“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并到香港警务处注册审批。目前，协会共有香港籍台湾间谍7人，如果加上内地和海外的，共60多人。“12月26日《东方日报》（香港）登报后，还有几个通过《东方日报》找到我们，要求加入协会。”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从姜建国用笔草草写在信纸上的协会章程上看到，协会内部有明确的分工，协会的核心成员主要是香港籍的台湾间谍，由会长姜建国、秘书长陈景圣以及组织、财务、内务、联络等部门组成7人核心成员，包括简志钧、周国骙等。 “协会秘书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重大事务由会长或委托秘书长召开7人常务会议，至少有四人以上参加，并以多数通过决定。协会每月召开常务会议一次，总结审核本月工作及安排下月工作。协会办公地址每天有人当值办公。” 在这份姜建国起草于2006年12月8日的章程上，他还特意强调了协会的合法性：“协会在香港注册为合法的组织，……协会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如若违犯后果自负。” 要到中正纪念堂门口静坐 姜建国透露，协会在接到《国际先驱导报》的采访要求后，还特意召开了常务会议，讨论能否接受内地媒体的采访。在会上，老头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接受采访的理由——“我们不管政治，只管生活。” 随后的几天，姜建国陆续向《国际先驱导报》独家透露了他们的索赔计划。 “陈景圣是秘书长，他年纪轻一些，也灵活一些。我叫他去接触一些（香港立法会）议员。他们结果对我们相当同情，愿意写信给他们台湾的朋友，包括台湾‘立委’李庆华。我们决定到台湾后，去找台湾‘立委’李庆华，然后通过他去找李俊敏，进而扩充我们的力量。” 目前为止，姜建国还没有找到能帮助他们打索赔官司的律师。于是，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一个更大胆的计划，“我们也想好了。我打算写大字报，把我们的遭遇写下来，请求律师协助我们打官司。我们准备到中正纪念堂门口静坐。我们不想多拿多少钱，只想要回我们的工资。” “我们准备去台湾，讨回我们的公道，协会的7个常委一起去。去了可能也得不到什么，甚至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但我们7个人一起去，同时媒体也开始关注，他们也不敢对我们怎样，我们7个人不会一起从地球上蒸发掉的。” “台湾方面也可能先会对我们采取哄骗的手段，给些小的礼遇，应付一下，因为前几次都是这样对我们的。台当局也可能会收买我，我是主要组织者。给我钱的话，我也会拿，但会向协会公开。我会拿来为我们的工作增加后座力。” 拒绝台湾“军情局”封口费 目前在索赔准备工作上，姜建国已经花了好几千元，包括印制了协会的信纸、信封。老头们一般两三天碰一次头，基本都在姜建国那十五六平米的家里开会。姜建国说，他们还准备在春节前再开一次协会的常务会议，研究怎样讨回公道，向社会求助。 这群台湾老间谍打算集体向台湾当局索赔的消息传开后，台湾方面也迅速开始行动。 姜建国告诉《国际先驱导报》，“1月17日，我收到台湾‘中央军事情报局’一位自称王的人打来电话，说11日给我寄出了一封信，要求我现在不要对外说话，要我不要冲动，耐心地等收到信后再说。我猜想可能是要收买我。我当时要求与上次去台湾接待我的情报处高处长或梁参谋讲话，但王说他们出差了。我质问他，‘你代表谁，能答复什么问题？’但他始终不吭声。” 1月19日，姜建国收到了来自台湾“军情局”的那封神秘来信。“自称‘钟志强’的人说给我3000美元封口费。收钱后，我就什么东西都不好讲了。不能再向任何人透露与工作有关的事务，也不再以任何事由索赔。我自然不答应。” 当记者问及他如果再这么闹下去，怕不怕台湾当局报复时，这个71岁的老间谍明显迟疑了一下。他说，“目前，台湾方面还没有威胁我们。但这样的机关什么都做得出来，我有预防，心理也有准备。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怕了，70多岁了，我怕什么？” 姜建国说：“姓魏的搞了‘敌后同志回归自救会’,不了了之；我现在搞的是‘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他是两岸关系不正常时的第一代（间谍），我是第二代（间谍）。我准备在报纸上呼吁，让那些正在为他们（台湾当局）效劳的第三代（间谍），叫他们马上清醒，看看我们这两代老特工，沦到怎样的下场？” “当时派进去（大陆）的有5000多人，后来只剩500多人了。我现在呼吁年轻一代不要为这样的‘政府’，或者说所谓的‘国家’卖命，他们根本是既不民主也不人道。如果你们的下场最后和我们一样，后悔莫及！” 图为2004年春节前，大陆方面出于人道考虑，允许台湾间谍嫌疑人宋孝濂（左一）与其家人在看守所内见面，还在机场为其妻小提供便利并协助其顺利转机。 姜恩宇／摄 本报资料图 台“军情局”惯于过河拆桥 台湾“军情局”对待被逮捕的间谍，不仅会立刻宣布其“死亡”，而且还会千方百计阻挠一旦出狱的他们回到台湾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台湾“军情局”对待间谍的绝情早已闻名。此次姜建国发起的索赔运动，已不是间谍们的第一次“造反”了。 能把活人说成“死人” 台湾前“立委”林正杰的父亲林坤荣，也是台湾派往大陆的间谍。林坤荣在1956年被派往大陆从事间谍工作时，只有33岁，那时林正杰才3岁。开始间谍工作不到两个月，林坤荣就在广州被捕。 林坤荣原以为台湾当局会因为他的被捕，会对他的家人多加照顾。可直到他出狱后才知道，在台湾当局的眼里他已经“死了”。当局并没有对他的家人有任何特殊的照顾，甚至他在大陆被释放后，台湾当局也不愿意让他回到台湾。最后他的儿子林正杰以“立委”的身份向当局施压，台当局才在林坤荣出狱3年后，允许他与妻子在香港见面，而后才允许他由香港回到台湾。 台湾派往大陆的间谍李俊敏，被台湾“军情局”“除籍死亡”7年，却又“复活”的新闻，前些天在台湾媒体上很是热闹。姜建国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李俊敏在坐牢时，和他是同一个小组的。“当年我们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改造时，上海市把所有反革命分子集中起来，其中我们这些海外的，包括从香港、澳门、日本、菲律宾渗透进来的间谍一共17人，被编成1个小组，叫作‘反革命中队第1组’。” 姜建国说，李俊敏被放出来前，台湾当局以“李俊敏精神病”为由，一再阻挠李俊敏的妻子和儿子去大陆接他。最后母子两人耽误了3天，才把李俊敏接回台湾。 “军情局”的“传统信条” “只能战死、不能投降”，是台湾“军情局”的所谓“传统信条”。据传是起源于当年黄埔军校学生毕业时，蒋介石都会赠送一把短剑，要求他的学生在战场上碰到有可能被俘虏时，必须以短剑自杀，就像日本人武士道的切腹自杀一样。 被认为是台湾军情系统创办者的戴笠，对这种要求颇为认真。台湾“军情局”也就一直把“情报员宁愿死亡、不可被俘”，当作必须执行的信条。正因为如此，数千名潜入大陆当间谍的台湾情报员，只要一失踪或被俘，就被台湾当局理所当然地宣布为“死亡”。就算若干年后被释放，也很难获得允许再次进入台湾。 据台湾媒体报道，曾经在大陆工作多年的台湾间谍张志鹏，于2001年公开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奖励他和他在大陆被捕的同伙为台湾所做的“牺牲”，并称若不获同意，他将立即转赴香港，向大陆自首，并公布台湾间谍在大陆的分布情况。可对张志鹏的要求，台湾当局一直不理不睬。直到2006年4月，张志鹏已经准备起身赴香港了，台湾当局才匆匆把他拦下。由于张志鹏是在台湾政界有影响力的老间谍，台湾当局不敢对他采取过分的手段，但也没有答应他的任何要求。 而2001年，已退伍的台湾“军情局”中校周楚光，在台湾“立法院”与10名同在大陆刑满归来的老间谍举行公听会，同声抱怨台湾当局抛弃他们。周楚光告诉记者，1953年他被派到大陆收集情报时，还是30余岁的少校军官，但1964年在大陆被捕入狱，1992年申请回台后，连同薪饷和补偿只领到新台币 135万元。 另一名台谍岳正武则说，1960年他和其他4人一组，由“中美联合情报中心”派遣空投到青藏高原，进行情报搜集，1992年才回到台湾。整整 30多年，他都没有拿过台湾的薪俸，好不容易回到台湾，台湾当局对他们依然没有任何补偿。历史和政治的残酷给这些间谍们的一生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